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向唐朝请求归降，率领全部人马赶赴唐西川首府成都。于是，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派虞藏俭率兵接管维州，并且上奏朝廷，建议趁此良机直捣吐蕃心腹重地，一雪安史之乱以来吐蕃侵占唐疆之耻。

唐文宗将李德裕的奏折交付尚书省，召集百官详议。

宰相牛僧孺不以李德裕之计为然：“吐蕃疆域广阔，失去一个维州完全无损其国力。近来唐与吐蕃修好，双方约定共同削减边防兵力。我朝对夷狄的政策素来以信义为原则，如果批准李德裕的建议，那么当吐蕃派人谴责我们失信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何况吐蕃在原州蔚茹川蓄养战马，一旦挟怒出兵，不到三天就会直逼咸阳桥头。那时候长安危急，纵使在西川收复一百个维州又有何用？若依从李德裕之见，徒然使我国丢弃诚信，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便普通百姓也不会如此做事，何况陛下贵为天子呢？”（《通鉴》卷二百四十四）

唐代著名的牛李党争，不仅是派系之争，也是政策之争。李德裕时任西川节度使，西川在当时号称“宰相回翔之地”，从西川节度使到宰相只有一步之遥。牛僧孺否定李德裕的意见，也许或多或少带着几分党派成见。但是在我们的论题上，完全可以把问题简化，将牛僧孺与李德裕的政见分歧简化为利益与信义的矛盾。

当然，牛僧孺的意见兼顾了利益与信义二者。从利益上讲，唐朝接收维州势必引起吐蕃的不满，而以唐朝当时的国力，完全不足以应付吐蕃的大举进攻，所以维持与吐蕃的合约局面对唐朝来说是利大于弊的选择；从信义上讲，接收维州会使吐蕃师出有名，也会使唐朝的军事行动失去道义上的立足点，更加违反了以信义为上的基本外交政策。李德裕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到信义问题，而对利益的判断与牛僧孺截然相反。

这里有必要做出说明的是，古人对土地的认识与今人差异很大。他们并不认为土地问题是主权问题，因而属于不容有任何妥协的原则性问题；唐人也并不会追溯维州在历史上的归属权，并以维州曾经归属于汉人政权为据，宣称无论如何维州都是唐朝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土地问题仅仅是利益问题，如果控制一片土地弊大于利，得不偿失，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果断放弃，甚至拱手送人。所以，今人对土地问题的执着精神在李德裕、牛僧孺关于维州事件的争议中并不存在。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牛僧孺、李德裕孰是孰非仅仅取决于谁对形势的判断正确。后人对这个问题的确很难辨认清楚。史学家中既有认为牛僧孺对吐蕃军事力量夸大其词的，也有认为唐朝在当时确实不堪吐蕃全力一击的。但就我们的主题而言，对历史局势的辨清与否倒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换言之，无论唐朝与吐蕃所可能发生的军事对抗究竟会以怎样的结局收场，仅仅借此来辨析信义与利益孰先孰后才是我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维州事件的结局是，唐文宗支持牛僧孺的意见，下诏令李德裕将维州归还吐蕃，同时逮捕悉怛谋以及随他一起降唐的全部人员，将他们送还吐蕃，任其处置。吐蕃对待叛徒毫不手软，将悉怛谋等人在边境上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悉数处决。（《通鉴》卷二百四十四）

此事的后话是，唐文宗担心李德裕轻启边衅，便于翌年将其调离西川，改任兵部尚书。但文宗随后又认为放弃维州并不妥当，这使得牛僧孺在惴惴不安中请求外调，于太和六年末调任淮南节度使。

及至文宗驾崩，武宗继位，毕竟时过境迁。唐武宗会昌三年，已经入朝为相的李德裕上表追溯太和五年的维州旧事，言辞不胜痛切之至：“维州城地势险要，三面临江，是吐蕃与西川平原之间的交通要道，也是我们出兵攻打吐蕃的重要门户。当初河西、陇右之地被吐蕃攻占，只有维州还在大唐治下。吐蕃鉴于维州的重要，秘密地将一名女子嫁给维州的守门人。二十年后，守门人的两个儿子长大成人，在一天夜里偷偷打开城门，将吐蕃军队引入城内。吐蕃因此占据维州，称其为无忧城。(1)从此以后，吐蕃于南路再无后顾之忧，得以全力进犯我国的西部边境，连年骚扰京畿，以至于几朝天子都为此寝食难安。贞元年间，西川节度使韦皋决意收复河湟，而这一战略必须从攻占维州开始。韦皋因此调集一万精兵，几年间昼夜不停地攻打维州，虽然最终擒获了吐蕃大将论莽热而班师告捷，但维州仍在吐蕃之手。待我担任西川节度使的时候，对外宣扬国威，对内加强守备。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在熟知我的政令和信誉之后，举城归降。而就在我刚刚接受悉怛谋的归降时，南诏便因此震慑，邛崃山以西的八国皆愿归附，吐蕃的合水、栖鸡等城因为骤失维州屏障也自然会迅速退兵。如此一来，不仅我国可以减少八个地方的镇守兵力，而且不必用兵便可坐收千里失地。何况吐蕃就在维州归降的前一年里仍在围攻我国的鲁州，这难道表明他们真有诚意遵守两国签订的长庆盟约吗？！我在接受悉怛谋归降时，曾经指天发誓，当面保证会向朝廷上奏请赏，不承想朝中执意和我作对的牛僧孺等人对我百般攻讦，以至于文宗皇帝命令将悉怛谋等人全部逮捕，交还吐蕃，听任吐蕃诛杀。我怎能背信弃义，不顾这三百人的性命而苟且偷安呢？因此我多次上表朝廷，请求宽赦，但朝廷诏书严厉，不给丝毫的转圜。无奈之下，我只好将悉怛谋等人捆缚上路，甚至用竹筐抬着押送吐蕃。悉怛谋等人齐声喊冤，西川的将士与官吏也无不流泪哭泣，而负责押送的西川将士甚至遭到吐蕃人的嘲笑。随即，吐蕃就在我国境内将悉怛谋等人全部杀害，手段空前残忍，就连婴儿也不放过——他们将婴儿抛向空中，然后用枪尖在下面接住。吐蕃这样做，就是要震慑那些已经与吐蕃离心离德的各族部落。朝廷这种做法，只会使吐蕃人心大快而断绝了以后再有人效忠归降的门路。自古以来，再没有比这件事更愚蠢的了。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十二年，恰逢陛下即位，请追念悉怛谋等人的忠魂，对他们加以褒奖并追赠官爵。”于是唐武宗下诏，追赠悉怛谋为右卫将军。（《通鉴》卷二百四十七）

李德裕的这份奏章通过对细节的精心渲染而大大加强了感官刺激，很容易使人在诉诸理性之前率先在情感上同情悉怛谋等人，又借吐蕃之口点出唐政府决策之荒唐，这实在足以打动任何一个情感丰沛的人。唐武宗站在了李德裕的一边，虽然死者已矣，覆水难收，但这个决定为新时代的政治风向（无论朝廷大计还是派系倾轧）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但是，当人们以旁观者的姿态，就事论事地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竟然也很难判断正确的做法究竟是怎样的。维州事件于是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经典的两难问题，使得那些相信以史为鉴的士大夫聚讼纷纭。

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留下的“臣光曰”无疑是历史评论中最有分量的声音之一。在维州事件上，他以醇儒姿态评点牛、李是非，以荀吴围鼓事件作为参照，做出了一番堪称经典的史论：

臣光曰：“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昔荀吴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吴弗许，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使鼓人杀叛者而缮守备。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亡义犹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劝其兄归之，或劝其弟攘之。劝归者曰：‘攘之不义也，且致讼。’劝攘者曰：‘彼尝攘吾羊矣，何义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通鉴》卷二百四十七）

司马光先是从利害关系上做出分析：唐朝与吐蕃刚刚修好订盟，接收维州而失去国家信誉，这是因小失大；从吐蕃对唐朝的威胁来看，关中显然比维州要紧；所以无论如何维州都是要不得的。悉怛谋的遭际虽惨，却并不值得同情，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恰如荀吴伐鼓事件中叛降晋国的鼓人一般。最重要的是，李德裕所谈的是利，牛僧孺所谈的是义，匹夫尚且以见利忘义为耻，何况天子？

在司马光的议论中，那则“邻人有牛”的比喻是非常耐人寻味的：邻人有牛跑进了自家，是应该把它送还失主，还是据为己有呢？前者的理据是，据失物为己有是不义之举，还会招来官司。后者的理据是，这户邻居曾经偷过我家的羊，我何必对他讲道义呢？何况牛是很重要的牲畜，得到这头牛就可以彻底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

司马光的评述到此戛然而止，显然在他看来，对“邻人有牛”的比喻不必再做任何更深一层的分析便已经足以说明孰是孰非。想来在司马光的原则里，即便接收维州的利益大到这样的程度，即唐朝可以永久摆脱吐蕃的边境威胁，并且唐朝内部也不至于有人因此效仿悉怛谋的叛乱，但义所不当为者无论如何也不当为。

(1) 此事颇奇。另据《唐国史补》卷下：“吐蕃自贞元末失维州，常借其险，百计复之。乃选妇人有心者，约曰：去为维州守卒之妻，十年兵至，汝为内应。及元和中，妇人已育数子，蕃寇大至，发火应之，维州复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