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行功利主义的政客会面临这样的两难局面：对邾庶其、莒太子仆这样的人物欣然接纳并加以赏赐和表彰，确实可以最快地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利于自己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迅速占据上风，但同时必须避免这样的接纳、赏赐与表彰在自己阵营里所必然产生的消极影响。

这简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为了政权的巩固，又必须想方设法达到这样的目的，所以才有了所谓“逆取顺守”的政治理论，而这一理论所隐含的意义在于：无论以怎样悖逆人伦的手段，只要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并且采取顺应人伦、符合仁义的原则来治理天下，那么也就因此获得了统治合法性。

对于醇儒而言，这样的理论实在是基于对既成事实的不情愿却不得已的承认。毕竟认知失谐是一种很难被常人接受的心理状态，而为了消除失谐带来的痛感，对原有的道德原则做出妥协永远是一项最佳的心理策略。

另一方面，既然“天下之恶一也”，对于外国的坏人坏事，我们自然也有积极干涉的义务。在道德一元化的思想背景里，国境线与主权从来不是正义的边界。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高丽权臣盖苏文弑君篡权，然后积极与唐朝通好，以珍贵的白金为贡。于是，要不要接受这份贡物便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外交问题。原则主义者处理问题的方式永远比功利主义者简单许多：无论事情如何纷纭复杂，无论利害关系如何微妙，只要坚守原则，不计较利害得失，以不变应万变就好。名臣褚遂良正是以原则主义的精神劝谏太宗不可接受盖苏文的贡品：“盖苏文弑君，陛下应当兴兵讨伐，为高丽百姓洗刷国君被杀的耻辱。从前臧哀伯劝谏鲁桓公不可接受宋督的郜鼎，此事记于《春秋》，垂法百世。如果接受了乱臣贼子的贡物，这给后人做了怎样的榜样呢？”（《大唐新语·识量第十四》）

在儒者看来，以唐朝的国力，有义务承担国际警察的职责，这正是文明先进的大国所应有的使命感。现代历史著作往往以现代的价值观解读古代的国际关系，从主权的角度判断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并以此来辨别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这在价值一元化的古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被孟子理想化的圣君商汤之所以能够“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所以各国百姓都盼望着商汤赶紧率领正义之师侵略并吞并自己的祖国，价值一元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而在价值一元化的基础上，叛变、背信之类的行为，无论发生于哪个阵营，无论对己方究竟有多大的益处，都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只不过当利益足够大的时候，原则性究竟该不该“合情合理”地松动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