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人间训》也记有荀吴伐鼓的故事，只是内容略有不同。《淮南子》并非史书，采纳史事只是为了以历史事件阐明政治哲学上的一些原则，而这里所要阐明的原则就是“贤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作者为此举了两则事例，第一则就是荀吴伐鼓的经过。

在这个版本里，荀吴攻打鼓国，战而未胜，晋人馈闻伦提议说：“我认识鼓国的啬夫，我有办法不劳烦军队就拿下鼓国。”荀吴却不同意，在面对左右的质疑时这样解释说：“馈闻伦是个奸佞小人，如果让他兵不血刃地拿下鼓国，我该不该论功行赏呢？如果颁赏，就等于使佞人得志，而我国的士大夫也就会因为他的受赏而舍仁用佞。这样一来，纵是取得了鼓国，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淮南子》对此有评论说，攻城是为了拓展疆域，之所以有开疆拓土的机会却弃而不取，是因为见其本而知其末。

《淮南子》所展现的故事版本的道德严苛性比《左传》的记载更有甚之。“兵者，诡道也”，这是《孙子兵法》最著名的一句，也是一切兵法中最核心的命题之一。荀吴之所以舍诡而用正，是因为顾及军事行动会对国家内政产生的影响，换言之，对外战争其实也是内政的一部分，对敌人行诡道虽然可以轻易达到军事意图，却大有败坏国内道德风气的危险。风俗，或者说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是毋庸置疑的立国之本，绝对不容败坏。在这种时候，就不必在意什么“不可因人废言，亦不可因言废人”的道理了。

《淮南子》列举的第二则事例是弦高犒秦师的故事：秦穆公派出奇兵偷袭郑国，途中被正在国外做生意的郑国商人弦高窥破用心。弦高假扮成郑国使者，以十二头牛犒劳秦师，使秦师主帅误认为郑国已有准备，从而打消了袭郑之想。此事亦载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而《淮南子》的版本还有后文：弦高巧计退秦师，为郑国免除了一场灭顶之灾，这样的功劳理应受到重赏，而弦高执意辞谢道：“如果我因欺诈的手段而受赏，郑国的信誉就会败坏。因为赏我一人而败坏整个郑国的风气，这不是仁者该做的；因欺诈而得到重赏，这不是义者该做的。”于是弦高举家迁往东夷，终身不再返回郑国。《淮南子》于此评论说，仁者不以私欲损害天性，智者不因利益败坏道义。圣人深谋远虑，愚者鼠目寸光。

《淮南子》没有讲的是，假如弦高不用诈术，假如郑国堂堂正正地迎击秦国的进攻，是不是就真的符合了道义呢？以国力对比来看，郑国迎击秦国，胜算实在渺茫得很，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君子是否还应该一味地坚守原则，宁肯以国破家亡为代价呢？

假如《淮南子》当真采取原则至上的立场，显然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荀吴可以败，郑国可以亡，只有道义不可以有一丝一毫的妥协。但《淮南子》分明全从功利着眼，之所以推崇荀吴和弦高的做法，仅仅是因为这样的做法以牺牲短期利益为代价，却换取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于是在功利主义的立场上，《淮南子》的逻辑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如果不以诡道用兵便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而一旦亡国灭种，一切长远利益就无从谈起，那么保障短期利益的行为难道不是更加符合长远利益吗？这种时候如果还坚持正而不谲的仁义之道，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迂腐了。

所以也有儒者——尽管是少数派——提出了和醇儒君子们相反却更接近现代思维的看法。譬如明人卓尔康认为：用兵之道在于奇正相辅而以奇为贵，荀吴围鼓之战虽然被君子们以为美谈，实则与宋襄公一般迂腐。（《春秋辨义》卷二十四）但是，当我们沿着这个思路推进下去，自然就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只要可以免于亡国灭种，是否任何在平日看来极度不道德的行为也都是可以的。换言之，只要利益足够巨大，是否任何原则都是可以抛弃的。

唐高祖武德二年，北突厥使者来到长安，请求唐朝杀掉曷娑那可汗。事情的起因是，曷娑那本是西突厥可汗，只是早已失势，一直寄居在长安，没想到势力强大的北突厥到底不容他活下去。于是，在北突厥使者面前，唐高祖李渊要解决这样一个政治与道德的难题：从道德上讲，曷娑那于唐无罪，杀他纯属滥杀无辜；从功利上讲，曷娑那人单势孤，得罪得起，北突厥却兵强马壮，完全得罪不起。

李渊毕竟要维持一点天子所应有的道义形象，准备拒绝北突厥的请求，而群臣一致站在功利角度反对说：“保护了一个人，却得罪了一个国家，今后必有大祸。”只有李世民站在道德角度，看法与大家相反：“人家是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投奔我们的，杀之不义。”李渊迟疑了许久，终于功利战胜了道义，招待了曷娑那一顿酒宴，然后把他送交中书省，听任北突厥的使者将他杀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

仅在前一年，即唐高祖武德元年，曷娑那可汗降唐，受封为归义王。曷娑那并非叛突厥而降唐，而是早在隋朝时便已落难，归降了隋炀帝，在炀帝被弑之后又归降宇文化及，再从宇文化及处归降李渊。曷娑那向李渊献上大颗珍珠，李渊不收，理由是：“珍珠确实是罕见的宝物，但朕所珍视的是你的赤胆忠心。”（《通鉴》卷一百八十六）时隔一年，言犹在耳，曷娑那的赤胆忠心终于只换来了见风使舵，“归义王”这个响当当的名号竟然变成了**裸的讽刺。

在现代的民主逻辑里，李渊的做法是绝对不可取的。现代民主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因为多数原本就人多势众，天然就能够以多欺少，用不着特意在制度上规定出少数人对多数人有服从的义务。与古代民主不同的是，现代民主反而特别保护少数派，其理由并不高尚，全然是功利性的：社会问题无穷无尽，你在甲问题上属于多数派，也许在乙问题上就属于少数派，换言之，任何人永远都存在着在某个社会问题上不幸沦为少数派的风险，所以，只要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那么仅仅出于自保，人们也会高度一致地赞同对少数派的保护性政策。具体到曷娑那可汗的问题，如果那些齐声喊杀的大唐群臣能够有一点现代民主的基本素养的话，难免不会出现人人自危的情况：既然今天迫于北突厥的压力，可以让曷娑那可汗无辜送死，会不会明天又迫于什么压力，或者是出于对多数人利益的保护，把我推到曷娑那的处境中去呢？李渊如果也考虑到这一层的话，那么为了保持帝国的凝聚力，会不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呢？

然而在崇尚风俗划一的古代，这样的担忧近乎于杞人忧天。沦为少数派只是小概率事件罢了，而任何一个理智清明的人，即便不具备任何概率知识，也晓得小概率事件在制定决策的时候是不应当予以考虑的。为成大事而不拘小节，这也是英雄豪杰们的惯常心理。而所谓小节，只是相对大事而言，有时候未必真的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