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两千多年前，柏拉图探讨正义问题，认为国家的边界就是正义的边界。这一观念在西方世界饱受争议地绵延了两千多年，直到历史走入现代。现代性的一项特质是正义的边界超越了国家的边界。以这个标准看，很多现代人其实还是古人，古代儒家却是现代人——他们主张吊民伐罪，认为入侵邪恶国家不仅是一种善行，而且是仁者所必须履行的义务。法家也支持侵略，只是站在不同的出发点上。法家把侵略当成一种为国家排毒养颜的必要行为，认为一国之内总会渐渐积累起一些毒素，若不搞侵略的话，这些毒素就无法排出。至于谁打了第一枪这种问题，对他们而言都不重要。

唯有道义才是首要问题，譬如魏相，汉宣帝朝的一代名相，在一份谏阻讨伐匈奴的奏疏中将军事行动分为五类：其中救乱诛暴者称为义兵，兵义者王；面对敌人的入侵起而反抗的，称为应兵，兵应者胜。（《汉书·魏相传》）这样的观念与今天的战争哲学大异其趣，甚至足以沦为被道义谴责的对象，然而汉宣帝分明采纳了魏相的意见，后世的论史者们也并不觉得这样的意见有任何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