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博取产业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理解到特权的另一个性质。

北齐高氏家族在挣产业的时候，主要依靠的是怀朔一镇的军官集团，该集团成员后来理所当然地享受了政治红利。《北齐书·杜弼传》载，杜弼建议高欢先除内贼，再讨外患，高欢问他谁是内贼，杜弼直指那些掠夺百姓的政治新贵。高欢却为他们辩解说：“这些人为打江山曾经出生入死，现在纵然贪鄙，毕竟功大于过，不可依照常例处理。”

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权已毫无道德色彩可言，然而其必须性丝毫不曾因此减弱。群居动物的自然秩序总是以少数统治多数，人类也不例外，而少数之所以有能力统治多数，一项极重要的原则就是，少数是凝聚的，多数是分散的，所以在每一局部，少数反而是多数，多数反而是少数，力量的对比就这样颠倒过来。要想维系这种状态，统治者就有必要给核心成员以足够的好处，无论是一家公司、一个黑社会组织还是一个帝国，莫不如是。理想主义虽然有时候也能达到同样的甚至更好的效果，但毕竟是没有持续力的。

再者，知恩图报终归是一项美德。在高欢的例子里，帮助他夺取江山的不是庶民，而是他的那些亲密战友；假如他败给政治对手，这些百姓也不会为他掬一把同情之泪，何况这些百姓不过是他掠夺来的家产中的一部分而已，那又为什么应当为这些完全无功于己的百姓寻公平，而不惜得罪那些一度出生入死帮自己打下这偌大家业的功臣呢？功臣们当初之所以甘冒矢石之险，出生入死，难道不也是希望在江山定鼎之后能分一杯羹、沾一点光吗？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讲，假如对功臣与百姓一视同仁，这岂不是寒了前者的心？一旦寒了功臣之心，身边这些兄弟中还有谁愿意继续为自己卖命呢？

精明的帝王总是要把功臣的政治地位限定在一个微妙的分寸里，既不可使小集团因为普遍寒心而失去了必要的凝聚力，也不可使功臣坐大而危及自身的统治地位。历朝历代对功臣的安置最为妥当者公推宋太祖赵匡胤。传说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无论这个传说真实与否，赵匡胤确实是以和平手段成功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剥夺了功臣的兵权，而作为补偿，后者得到了大量的良田美地以及政治特权。

创业功臣、核心官僚集团及其子孙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权，历代皆然，甚至这种特权还会合乎道德地延及姻亲。唐代名臣魏元忠的儿子魏昇娶荥阳郑远的女儿为妻，后来魏昇与节愍太子谋诛武三思并废韦后，事败为乱兵所杀，魏元忠也受儿子的牵连下狱受审。郑远赶忙来找魏元忠为女儿索要休书，仅在得到休书的第二天就让女儿改嫁他人。殿中侍御史麻察出于义愤，上疏弹劾郑远。麻察所写的是一份文采绝佳的奏疏：

“……郑远纳钱五百万，将女易官。先朝以元忠旧臣，操履坚正，岂独尚兹贤行，实欲荣其姻戚，遂起复授远河内县令，远子良解褐洛州参军。既连婚国相，父子崇赫，迨元忠下狱，遂诱和离。今日得书，明日改醮。且元忠官历三朝，荣跻十等，虽金精屡铄，而玉色常温。远胄虽参华，身实凡品。若言齐郑非偶，不合结缡；既冰玉**，理资同穴。而下山之夫未远，御轮之壻已尚。无闻寄死托孤，见危授命，斯所谓滓秽流品，点辱衣冠，而乃延首

颜，重尘清鉴。九流选叙，须有淄渑；四裔遐陬，宜从槟斥。虽渥恩周洽，刑罚免加；而名教所先，理资惩革。请裁以宪纲，禁锢终身。”（《大唐新语·公直第五》）

当时朝廷内外都赞赏麻察的公正耿直，而郑远也果然因此受到革职处分。我们从麻察的奏疏里能读出这样两则信息：

（1）郑家的地位远不及魏家，而当初郑远嫁女，不但挣得了巨额财礼，还使自己和儿子都有了官做。魏家刚刚遭难，郑远就急于与之撇清关系，这种卑鄙小人理应被永远清除出士大夫的行列。

（2）朝廷当初之所以授官给郑远父子，不是因为他们本人的才能，而是为了崇尚魏元忠的贤德而希望他的儿女亲家也得到荣耀。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结婚与离婚纯属私生活问题，不该和公务牵扯在一起。就算事实上官场联姻总免不得有许多政治利益上的考虑，但那毕竟都是台面之下的事情。然而在麻察的奏疏里，朝廷既可以名正言顺地授官与贤臣的姻亲，也可以义无反顾地以私生活上的理由罢免官员。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但对这个现实究竟给予怎样的道德评价，不同时代有不同标准。今人一般不太赞许这类事情，但古人另有想法：魏元忠一人得道，连儿女亲家都可以获得荣华富贵，这完全无可厚非，因为以魏元忠的贤德，理应享有这样的待遇。这既是对魏元忠本人的奖励，也是对世俗风化的激励。设若魏元忠的儿女亲家箪食瓢饮地生活于穷街陋巷，即便魏元忠本人不感觉有任何不妥，舆情却难免这样的议论：以魏元忠的贤德尚且不能泽被姻亲，看来贤德也不能使人获得多大的好处啊！

为了“再使风俗淳”，并且“以劝能者”，古人相信爱屋及乌的心理是完全应当被制度化的。人爱其亲莫过于爱子女，恩荫制度显然击中了人心里这最为柔软的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