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成公二年》中，卫国与齐国交战，卫军溃败，新筑大夫仲叔于奚救下卫军主帅孙桓子。战后，卫国论功行赏，赐封邑给仲叔于奚，后者推辞，希望能以曲县、繁缨为赏。所谓曲县，当时天子安置钟、磬等乐器，四面悬挂，以象宫室之四墙，谓之宫县（县即悬）；诸侯去其南面乐器，三面悬挂，谓之轩县或曲悬；大夫有两面悬挂，谓之判县；士仅有东面或阶间悬挂，谓之特县。仲叔于奚请赏曲县，是以大夫僭越诸侯之礼。所谓繁缨，是马匹鬣毛前面的一种装饰，亦属诸侯一级的礼制规格。仲叔于奚慕虚名而舍实利，卫君竟然也真的这样赏赐他了。孔子对此事有评论说：

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

孔子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叹息，是因为上述举动实在是礼崩乐坏的标志，正所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果认为原先的赏赐太轻，不如再多赏赐一些封邑。土地、财富、人口都可以作为赏赐的内容，只有器与名只可以掌握于人君之手，切忌假借于人。曲县、繁缨不是普通的器物，而是政治特权的级别标志，亦即名位的标志。名位错乱则纲常紊乱，纲常紊乱则社会无法维系其稳定。封邑之多寡只是实利之小者，曲县、繁缨之虚名却关乎莫大之利益。

在儒者看来，对名位无论如何重视都不为过，所以必须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春秋·成公十四年》有两条记载，一是“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二是“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所记皆为鲁国贵族叔孙侨如到齐国为鲁成公迎娶姜氏夫人，叔孙为氏，侨如为名。据《左传》解释，前一条称叔孙侨如，于名前冠以氏族名，是因为“尊君命”；后一条仅称侨如，是为了“尊夫人”。《春秋》笔法原本未必真有这层含义，只是这样的解经方式始终被尊为儒学的最高原则之一。《左传》于此有君子评论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正是在这样的原则下，我们的确能看到一些行近迂腐的极端事例，所谓“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邹阳《狱中上梁王书》），甚至连个人取名都不能逾礼：卫文公朝觐天子，王室外交官询问他的名字，卫文公答道：“卫侯辟疆。”外交官表示不满：“启疆、辟疆是天子一级的名号，诸侯不能僭用。”卫文公只好改名为燬，这才获得了朝觐周天子的合法资格。

此事载于贾谊《新书·审微》，事情虽然未必属实，但重要的是贾谊借此传达出了一则原则性的政治理念：善于维系尊卑上下的君主，即便对于空名也给予足够的重视，不使有逾礼之嫌。“辟疆”的含义是开疆拓土，这是天子之权，故此除天子之外，所有人都不该取这样的名字。

当然后人是没有这些禁忌的，不乏以“辟疆”为名或为字者。晋代有大族名士顾辟疆，其园林直迄唐代尚为名胜，即唐诗中屡见之辟疆园；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字辟疆，当世名流硕儒多与定交，以字称之而不觉其怪。贾谊若地下有知，是否会见微以知著，判断出顾辟疆与冒辟疆所生活的时代一定是王纲解纽的大乱之世呢？也许仅仅是巧合，实情还真是这样。

名与位要有完美的结合，尊名卑位与尊位卑名都是礼制大忌，是政怠国亡的先兆。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中，在蔡平公的葬礼上，蔡太子朱，即蔡平公的继承人，没站在自己应站的位置而站在了较低级别的位次上（据杜注，太子朱未依嫡庶的次序而是依照长幼的次序站队）。鲁国派去送葬的大夫回国，将这件事告诉了昭子，昭子叹息道：“蔡国怕是要亡国了，即便不亡，这位新任国君也一定做不长久。《诗》说：‘不解于位，民之攸塈。’现在太子朱刚刚继位，就在葬礼上将自己降于卑位，他很快也会失去国君的位子。”

仅仅在葬礼上站错了位置，就有失去权柄乃至亡国之虞？而就在同年年末，这位新任蔡君果然出奔楚国。在今天看来这简直言近于诬，但无论《左传》对这件事究竟是据实而录还是添枝加叶，其所传达的礼制观点是明白无误的：对名实相符这个原则一定要给予十足的审慎。(1)

(1) 这类事情于《左传》屡见，如《成公二年》：“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婴齐、蔡侯、许男、秦右大夫说、宋华元、陈公孙宁、卫孙良夫、郑公子去疾及齐国之大夫盟于蜀。卿不书，匮盟也。于是乎畏晋而窃与楚盟，故曰匮盟。蔡侯、许男不书，乘楚车也，谓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许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诸侯，况其下乎？《诗》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谓矣。’”再如《成公六年》：“六年春，郑伯如晋拜成，子游相，授玉于东楹之东。士贞伯曰：‘郑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视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