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或许算得上一种温情脉脉的司法原则，也确实具有相当的理据，但它面对一个追根溯源的问题，即“天下凭什么该是一家”。
“修齐治平”的原则扎根于周代的宗法社会，那时候要说天下一家，庶几不差。从天子至诸侯，从诸侯至大夫，从大夫至士，或多或少总是沾亲带故。《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有载：
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周襄王赐晋文公阳樊之地，阳樊不服，晋文公以武临之。阳樊人苍葛向城外的晋军大呼，理直气壮地指责晋人。苍葛的理据是“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即对周人同胞应当以德怀柔，而武力只该用来针对夷狄。对同胞动武，怎能使人心服呢？至于为什么不该对同胞动武，苍葛的理由非常实际：因为阳樊人或远或近都是周天子的姻亲，是血缘意义上的一家人，即对待亲人应当以德怀柔，对待外人才可以以武威临。
《国语·周语中》记苍葛之语较详，又记有晋文公闻之曰：“是君子之言也。”晋文公认可了苍葛的道理，于是任由阳樊居民离境，表示自己仅取其土地而不敢役使其人民。
如果把周政权比作一家大型股份公司的话，那么从贵族序列顶端的天子到序列底端的士，所有这些“君子”在身份上都是这家公司的股东，只是占有的股份有多有少罢了。士以下的那些庶民“小人”，对于这家股份公司来说要么是被奴役者，要么是被聘任者，相应地也就缺乏归属感了。
所以即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八议”多少也算言之成理，譬如“议功”，功劳相当于投资，特权相当于红利或遗产。然而问题在于，譬如仅以“议功”而论，那这功劳究竟是为谁而立的；所谓为国立功，究竟是造福于一国之民，抑或仅仅是帮助某位野心家夺取了一份私人产业？
武王伐纣，创建了属于周人的国家。至少在周人自己给出的说法里，这一方面是天命所归，另一方面是民心所向。在这样的前提下，每一个周人及其同盟者的确有理由分享克商所带来的政治红利。换言之，他们出生入死地完成了一项上天赋予的正义使命，为此得到一点奖励总是理所应当的。而政治特权的分配被限制在礼的框架里，后者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宪法的色彩，即便天子也不可逾礼、逾制。
在今人看来，任人唯亲显然不如唯才是举，但周人的看法恰恰相反。晋、楚邲之战，晋国士会分析楚国的国情，说楚庄王的用人之道是“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即于同姓之中从最近的亲属里选拔人才，于异姓之中从世家旧族里选拔人才。耐人寻味的是，士会是以称道的口吻来讲这件事的，而邲之战的结果也是楚胜而晋败。（《左传·宣公十二年》）(1)
特权的合理分配意味着政治秩序的公平（至少在周人自己看来）与稳定，所以对于有功之人，赏赐财富不妨丰厚，赏赐特权却必须慎之又慎。《左传》有晋文公请隧的故事：
戊午，晋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其时晋文公帮助周襄王平定王室内乱，功莫大焉。晋文公因功请赏，请求准许自己死后能以隧礼（即天子的丧葬规格）安葬。周襄王答复说：“周朝典章制度尚在，天下也没有改朝换代的迹象，若准许您的请求则意味着天下有二王并立，这也是叔父您所厌恶的啊。”所以周襄王不赐隧礼而赐予土地，给了晋文公很大的实惠。
平民社会很难理解晋文公的偏好和周襄王的顾虑。要奖状还是要奖金，这对于今天绝大多数的劳动者而言，答案既是不言而喻的，也不需要任何斟酌。曹操的人生哲学“不可慕虚名而处实祸”在平民社会里得到了高度认同，反其道而行之的人会被轻易贴上“迂腐”的标签。而儒学之所以也被称为名教，是因为它以正名定分为政治核心，因此在平民社会以及权谋家的眼里实在迂腐得不可救药。
以正名定分的标准来看，特权是政治福利，财富是经济福利。既然一切应当以政治挂帅，那么政治福利的意义自然远高于经济福利。
曹操身处乱世，要想在乱世中求生存，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但如果世界还没有乱到那个程度，虚名显然就重要多了，因为它是世界秩序的维系力量。事实上，所谓“不可慕虚名而处实祸”，仅仅是在虚名与实祸之间取舍而已，而曹操自己很可能就是三国乱世中从虚名里获益最大的人：挟天子以令诸侯，这项基本“国策”恰恰是巧妙利用了天子的名分，使无论延揽人才还是打击异己都可以名正言顺。以曹操的政治资历来看，虚名正是实利之根源，是赢得实利的最强有力的保障。
至于晋文公，一生颠沛流离，在艰难中成就霸业，这样的人物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迂腐的。假令请隧成功，那么晋文公就会成为当代之周公，可以更加名正言顺地号令诸侯。请隧之举并非全然僭越，当初周公因为有大功于国，其封国鲁国就被天子特别授权，有资格享用天子礼乐。如果援引这个先例，晋文公还是很有谈判资本的。然而无论是晋文公之请还是周襄王之拒，仿佛心照不宣一般，似乎彼此都不晓得还有周公先例。
这是典型的贵族社会的语言风格，如果晋文公搬出周公先例，周襄王说“您的功劳不如周公”或者“您没资格和周公相比”，这就是穷形尽相，不给对方留一点余地了，周王室与晋国的关系就会彻底搞僵。贾谊《新书》也采录了这则故事，给周襄王加了一句话：“如果您认为赏赐您的土地太少，可以再增加一些。”这就太不符合贵族社会的语言风格了，想来贾谊是以此强调政治福利与经济福利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1)《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晋、楚鄢陵之战，楚国禁卫军依然保持着“选于旧”的传统，但晋国郤至提出“旧不必良”，反而认为这是楚军的不利条件之一。要想长久维持既旧且良的状态，亦即维持一个组织既稳定又高效的状态，实为组织行为学上的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