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从功利主义立场提出的质疑是，一国之政，有民政亦有军政，上述典范似乎只可治民而不可治军。在我们通常的认识里，治军最基本的纲领就是纪律严明，要像子产铸刑书那样公开惩罚细则，执法务求严明。所以，孙武初入吴国时训练夫差姬妾的方法是最值得褒扬和取法的，就连儒家经典《尚书》也强调军政要赏罚分明。

《尚书·甘誓》记载了夏启讨伐有扈时的战前总动员，动员令对车左、车右、御者各有明确的职责要求，申明奉命者将在祖庙受赏，违命者将在神社受罚——要么杀掉，要么贬为奴隶。

《汤誓》记载商汤讨伐夏桀的战前总动员。商汤，这位儒家所高度推崇的三代圣王之一也说过同样的话，而且强调了对违令者绝不赦免。据唐代官方解释，在夏启与商汤所发布的动员令里，声明，对待违令者不仅要杀其本人，还要株连其子。虽然上古的刑罚原则是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但在特殊情况下不妨有权宜之计，以杜绝人们违抗命令的胆量。（《尚书正义》之《汤誓》《甘誓》孔颖达疏）

军事行动，往往一人之行为关乎全军之成败，甚至关乎国运，所以在一般的认识里，军纪无论怎样严厉都不为过，但事情也并不尽然，隋朝战功赫赫的楚公杨素曾经向儒者王通咨询用兵之道，王通说：“行之以仁义。”杨素再问：“如何决胜？”王通答道：“莫如仁义，否则就会招致失败。”（《中说·问易》）王通从未有过带兵打仗的经验，以仁义教杨素看上去简直是一介腐儒的空泛之言，然而历史上真有以仁义决胜者，汉文帝时的云中太守孟舒就是与孙武截然相反的一例。

其时汉文帝请田叔推荐忠厚长者，田叔推举已获罪免官的原云中太守孟舒。汉文帝诧异道：“孟舒被先帝任命为云中太守，历十余年，而匈奴一朝入寇却无力坚守，士卒无故战死数百人，难道忠厚长者也会驱使士卒送死吗？”田叔答道：“这正是孟舒之所以为忠厚长者的缘故。……当初楚汉相争，士卒早已劳苦困顿，而匈奴冒顿单于新近征服了北夷，进而侵扰我国边塞，这又是不得不用兵之际。孟舒深深体恤士卒的劳苦，不忍心驱使他们，然而士卒们争相登城死战，如同儿子为了父亲、弟弟为了哥哥一样，所以才有数百人战死，并非孟舒驱使他们身临险地啊。”汉文帝因此领会了孟舒的贤能，重新任命他做云中太守。（《史记·田叔列传》）

这样看来，无论民政与军政，儒家的无法之法皆可以游刃有余，然而幸或不幸的是，法律条文终究还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繁复起来，叔向为子产铸刑书所发出的悲伤预言果然有日益应验的趋势。平民百姓自动自发地学习法律知识，淳朴的村庄里开始出现以教授法律知识牟利的专业教师，民间的争讼之风越发难以遏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