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这位以“循天下之公”为主旨，被当代学者誉为颇具现代性的大思想家，对上述问题有过一番堪称经典的论述：“自三代以来，权力不断下移，自天子而诸侯，自诸侯而大夫，自大夫而陪臣，自陪臣而庶人。郡县制施行之后，诸侯没有采邑，大夫的职位不能世袭，天子与庶民的距离被拉近了。上至宰相，下至县令，其尊荣仅仅来自荣华富贵。一旦庶民团结起来与长官抗衡，长官很难有力量来制裁他们。
“《易经》有言：‘天险不可升也。’意思是说，上下悬隔，下不能陵上。地方长官或仁慈或残暴，全是由天子所操控，由中央官员所平衡、由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员所纠劾的，不该由庶民来制衡。贪官污吏兴起，确实会遮蔽上下之交通，天子与中央大臣不能廉察，民怨为之愈重。但是，倘若将揭发、检举贪官污吏的权力交给百姓，并以此作为对地方长官黜陟诛赏的依据，这就会提升庶民的地位而将天下至高的权柄分给了他们。如此一来，那些品格恶劣的官吏，其弱者就会暗地里与百姓联合在一起，其强者就会培植私人势力而彼此竞争，豪民则会将地方长官看作鸡豚一般，可以豢养，可以攻讦，不满意的话甚至可以杀掉。如此则百姓怎会不生出叛离之心呢？这就是天下盗贼之所以此起彼伏的原因啊。
“《易经》有言：‘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亦有言：‘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如果不能分辨上下尊卑，百姓的志意也就无从安定了。百姓若可以决定地方长官的生死荣辱，则人人可以为王侯，人人可以为天子。如果上级对地方官吏的监督不严，而听任庶民告官，以为这样可以了解真实的民情，这实在是会动摇人心的，深谙天纲人伦的人都会知道这样做的弊端。陵夷尊者而提升卑者，这是立国者应当引以为戒的。”（《读通鉴论》卷七）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王夫之这番话可谓**裸地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没有任何可以转圜辩护的余地。而这一今天看来的非正义，在当时看来却是绝对的正义，言说者故而理直且气壮。并且，这样的政治原则与民贵君轻的原则非但不矛盾，反而相呼应。王夫之并不是站在特权阶级的立场上，甘心做特权阶级的吹鼓手，尽一切所能与人民为敌，因为在他看来，以及在一切正统儒生看来，不给庶民以权柄，不提升庶民的政治地位，反而是正确的护民养民之道，庶民反而会是最大的受益者。正如家长管教未成年的孩子，孩子在家里的地位越高，权柄越大，越是有资本和家长分庭抗礼，那么他的成长前景也就越是堪忧。
孩子的天性就是庶民的天性。孔子有名言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教育使人节制，可以约束和规范人的不良天性，而那些未受教育的人，诸如孩子、庶民与女人，总会显露出缺乏节制、不识大体的举止。如果你真心为他们好，就应当使他们安心居于卑者的地位，并且永远也不生出僭越的意图，如此则尊卑有序，社会安定。
空穴来风，事出有因，王夫之最“反动”的见解在历史上不乏依据。譬如明英宗正统四年，浙江嘉兴府知府黄懋上奏，说嘉兴人民多系无赖，很喜欢打官司，动不动就上京城告状，甚至有人雇人代写诉状，所牵连者动辄百十人，查上几年也查不出真凭实据，只是使良民抱屈含冤而已。所以他希望朝廷通报有关部门，今后凡嘉兴人上诉，一概不予受理。而英宗的回应甚至超出了黄懋的期待——英宗认为这种乱象天下皆然，并非嘉兴所独有，下令法司于全国普禁，今后唯有谋反重情才允许上京告状，其余必须自下而上，违者以僭越论罪。（顾炎武《日知录之余》卷二“禁御状”引《明英宗实录》）
刁民越级上诉，到天子脚下告御状，这意味着刁民不知本分，扰乱尊卑秩序。当然，理想情形是上梁要正，则下梁必不会歪；父母官真的为民之父母，哪有父母忍心虐待孩子的道理呢？
只要纲常有序，四维有定，则其他问题皆可以不解而自解。最容易引起今人疑惑的是，这样的政治方针似乎将重心完全放到了对社会稳定的维系上面，全然不考虑经济发展，然而儒家的主流意见是这样的：政府没必要发展经济。这倒不是说国富民强不是政府应该关心的目标，而是说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衍生效果，只要有了稳定，自然就有了经济效率，如果刻意追求经济效率，不但很容易破坏稳定，而且会陷入欲速则不达的尴尬境地。
孟子见梁惠王，开启了先秦儒家最著名的一段义利之辩：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
这是《孟子》全书之首，是人们对《孟子》最熟稔的一段。梁惠王关心如何利国，孟子认为，只有不以利益为政策导向才是利国之本，而越是以利益为导向，其结果就越是南辕北辙，以至于“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道家也有近似的看法，只是侧重点不在仁义，而在自然。有道家倾向的司马迁以朴素的观察发现了经济运作的基本规律：人们生活所需的所有被服饮食、奉生送死的物品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来协同完成。这并不依赖官府的征召，只是每个人各任其能，各竭其力，各自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所以一个地方物品价格低时就会被运到别处以求高价售出，价格高时就会有人到外地想办法低价购进。人们各勤其业，各乐其事，正如水往低处流一样，既不用征召，也不用强求，这难道不是道的体现，是一种自然规律吗？（《史记·货殖列传》）
这样的思路有点近似于现代的守夜人政府的理论。若是把国家想象成一个居民小区，那么政府就是小区的物业公司，物业公司收取物业费，为所有业主提供清洁、保安之类的服务，至于怎样促进业主的生产效率、提高业主的收入水平，显然不是物业公司应该考虑的事情。古代政府当然没有这么洒脱，而帝王哪怕是出于私产增值的考虑，也会希望户口增多、农业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