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名臣田叔在地方政府任职时的施政风格比韩延寿更有过之。前文已有提及的是，田叔调查梁孝王所涉凶案，劝汉景帝不必深究，而这件事的后文是，汉景帝深以田叔为贤，派他去做鲁国的丞相。田叔一上任，迎接他的就是许多民告官的麻烦事。

鲁国百姓有一百多人来找田叔告状，控诉鲁王抢夺自己的财物。事实是，百姓们并没有冤枉鲁王，所以案情的难点不在于查明真相，而在于如何审理判决。若依照“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理当治鲁王以巧取豪夺之罪；若依照“八议”原则，涉案事实先须确定，然后可由皇帝以及元老重臣们从长计议；若依照“再使风俗淳”的原则，不妨在原告与被告中间斡旋说和，万事以和为贵。而田叔的做法是，不问青红皂白，逮捕原告中为首的二十人，各笞五十，其余原告各笞二十，然后怒气冲冲地斥责这些人：“鲁王难道不是你们的君主吗，你们怎么胆敢控诉自己的君主呢？”

令人吃惊的并不是田叔官官相护、徇私舞弊、媚上虐下——毕竟这都是官场常态，史不绝书——而是很少有人能坏得这么理直气壮。显然在田叔看来，自己的做法非但不坏，反而是一种为了维护尊卑秩序与道德风俗的良好努力。田叔的良苦用心果然起到了积极的效果：鲁王大为惭愧，拿出府库里的钱财，请田叔偿还百姓。而田叔于此刻施展出更见功力的政治手段，他拒绝了鲁王的要求，说道：“您夺来的财物使我去偿还，这就是您做了恶人而我做了善人，这样不好。”于是鲁王亲自去偿还财物，无一遗漏。（《史记·田叔列传》）

当然，那个时代还存在一些在今天看来其结局足够令人气闷的裁断。比如张安世在西汉名臣中是一个尤其温良恭俭让的角色，他在担任光禄勋的时候办过一起强奸案：有郎官**官婢，受害者的哥哥向张安世申诉。

西汉郎官，基本都有着或官二代或富二代的身份，这件案子倘若换作包拯审理，显然会不畏权贵，为受侮辱与损害的底层人民讨还公道，而张安世的实际判决是，认为这是奴婢怀恨污蔑士大夫，让有关部门将那一对可怜的兄妹责罚了一通。这一颠倒黑白、官官相护的手腕得到《汉书》的高度评价：“其隐人过失，皆此类也。”（《汉书·张安世传》）

这件事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1）公正基于平等。在当时的主流道德里，士大夫的地位高于奴婢，正如在今天的主流观念里，人类的地位高于牲畜。猪不能因为被人吃就有权利控诉人类，奴婢不能因为被士大夫凌辱就有权利控诉士大夫。

（2）张安世的做法之所以是美德的体现，是因为郎官那“无伤大雅”的生活污点因此受到了保护和包容，上流社会的稳定秩序也因此得到了很好的维系，而相较于官婢的委屈，这当然属于“更高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