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此这般的帝王机心总不便于明示天下，天真的儒者们也总是愿意把帝王想象成有一颗大公之心的诚挚领袖。而大公之道，如果借用一下道家的逻辑，那就应该是“大公若私”的——看似以法律面前绝不人人平等的原则支持特权，看似以绝不把一碗水端平的荒谬态度欺凌弱势群体，但这样的“私”归根结底都是“大公”。如果我们以这样的认识来回顾郑氏的故事，那么我们就会理解：如此简易的治家之法虽然在江盈科的记载里简直像个笑话，但儒家理想中的“修齐治平”当真就这般大而化之，以至以简驭繁，以不变应万变。

是的，从儒者的政治理想的角度来看，一个尊卑有序的大家庭只需要粗略的家规，绝对要不得冰冷而繁文缛节的法律。那么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醇儒们批评了子产，批评了赵广汉，批评了包拯之后，若他们自己处于类似的局面，肩负治理一方之任，他们究竟会怎么做呢？

赵广汉做颍川太守的时候，以智计与苛察大擅胜场，政绩斐然，即刻便收立竿见影之效，这是前文中已经详细描述过的内容。巧合的是，恰恰就在赵广汉调任之后，继任为颍川太守的韩延寿为我们展现了一番截然相反的施政措施。

韩延寿所接手的颍川，其风俗道德足以令任何一位心怀真诚的儒家官吏痛心疾首。前任赵广汉虽然收效于一时，却搞得民风大坏，百姓争讼成风，彼此多结仇怨。韩延寿到任之后，以移风易俗为首务，信用父老，复兴古礼，消弭仇怨。可想而知的是，这样的举措要想看到成果一定需要有很好的耐心才行，而正如前文中孔颖达指出的那样，地方官的任期到底不长。幸而在几年之后，当韩延寿调任的时候，新任颍川太守黄霸延续了前任的政策，这才成就了地方之大治。

当然，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韩延寿如何对付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如何解决狱讼纷争。据《汉书》本传记载，韩延寿对待手下的官吏极好，如果还是有人欺骗或背叛了他，他既不会惩罚对方，也不会刁难对方，而是真正做到孔孟的修身准则：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亦即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绝不苛责别人。韩延寿会如此自责：“难道是我辜负了他吗，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听到这些话，那些辜负他的人总是会深自痛悔。

这些人的痛悔并不是做做样子，对君子欺以其方。一位县尉在痛苦自责中自刺而死，还有一位下属挥刀自刭。自刭的那个人侥幸未死，只是声带受损，再也无法发声说话。韩延寿听说之后不禁涕泣不止，不但为他安排医疗，还免除了他家里的所有赋税、徭役。这样的所作所为，这样的收效，或许可以说是以德服人的某种极致了吧。

还有一次韩延寿准备外出，临上车的时候，有一名骑吏迟到，韩延寿便叮嘱功曹，准备处罚这名骑吏。没想到一名门卒引经据典地劝谏说：“《孝经》教人以事父、事君之道，而今天您上车之前，骑吏的父亲恰好来到府门，却不敢进来，骑吏听说后便赶忙出府去见父亲，这才耽搁了时间。骑吏可谓事父以敬，如果因为这个缘故受到惩处，这岂不是有损风化吗？”韩延寿当即接受意见说：“若不是你，我还不知道自己犯了错呢！”

儒家治道就是这样，往往公私不分，这在今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今天任何一名公司职员，如果因为这样的理由——纯粹的私人理由——而耽误了工作，尤其是耽误了高级领导的顺利出行，绝没有任何逃避惩罚的借口。法家最看不惯儒家这种做派，认为照这样搞下去，家里的好儿子注定是国家的坏臣民。然而在儒家看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家，事父不孝又岂能事君以忠呢？因此难免发生的类似于骑吏迟到这样的小事，终归是可以容忍且必须容忍的。

韩延寿任左冯翊的时候，百姓中有亲兄弟争夺耕地，各自起诉到官。倘若法家来断这个案子，会秉持今天为我们所熟悉的“亲兄弟，明算账”的原则，严格依照法律条文来做裁决，绝不夹带私人感情。然而韩延寿的做法是，首先表现出刻骨的悲伤，如此说道：“我有幸做了这个地方长官，为一郡做表率，我却没能宣明教化，以至于百姓中有亲人之间彼此争讼的事情的发生。这实在有伤风化啊，又使贤明的长吏、啬夫、三老、孝悌们蒙受耻辱。这是我的过错，我应当引咎辞职。”于是，韩延寿当天称病不办公务，闭门思过。在他治下的那些令丞、啬夫、三老一概自系待罪，而那争夺田产的两兄弟大受宗族亲友的责备。这两兄弟终于受到感化，自髡肉袒以谢罪，都愿意把田产让给对方，至死不敢再争。韩延寿这才高兴起来，备下酒肉招待两兄弟，认真勉励他们，并且派人宣扬这件事，借以淳化地方风俗。孔子的“必也无讼”的理想，终于在韩延寿这里被实现了。

事实上，韩延寿这样的施政方式并非出于醇儒真知，只是以儒家手段作为政治权术罢了，所以当事情一旦涉及切身利害的时候，韩延寿立即就会换成酷吏嘴脸，不惜屈打成招以陷害政敌。“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无论如何，倘若韩延寿在暴露出小人嘴脸之前就幸运地死掉的话，他的施政模式完全有理由成为儒家认真加以推广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