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角度，即便仅仅从行政效果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度也有其天生的弱点。如果我们把施政看作一种技能的话，那么就无法否认家族传统对于一项绝不简易的技能而言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战国时仍有俗语说“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史记·孟尝君列传》），这一方面是有世官世禄制的残余，另一方面也是家风熏陶所致。而当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时候，正显示着奉行法家政策的秦制是如何打破尊卑秩序，使下民生出僭越之心的。

古人认为请医生看病务必要请那种祖上三代行医的世家子弟，政府还会要求各类工匠必须祖祖辈辈世守其业；既然一个商人出身的泥瓦匠和一个屠夫出身的医生显然很难取信于人，为什么一个农民出身的政府官员就有十足的理由让人们相信其行政能力呢？

周代传统，非但做官有世官世禄，百工也要世代相袭。后世虽然人的自由度提升了，但这一传统精神依然不绝如缕。譬如唐初，高祖李渊任命胡人舞蹈家安叱奴担任散骑侍郎，礼部尚书李纲认为此事不妥：“古时乐工不能与士人同列，即便是子野、师襄那样道德高尚的乐师，也都遵循着世世代代不改变职业的传统。只有北齐末年封曹妙达为王，封安马驹为开府，后世君主皆以此作为亡国之鉴。”（《通鉴》卷一百八十六）

即便是现代的西方社会，社会学家也从统计数据中分析出，对一个人的成长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他的出身，这也是无论古今中外只要从朴素的生活经验就可以隐约感知得到的结论。但人们对出身论的道德意义褒贬不一。

在现代社会当然贬多于褒，但在古代社会恰恰相反，最著名的理论就是柏拉图的“高贵的谎言”。柏拉图怀着高尚的情操提出，统治者应当不惜以伪造神话的方式来固化人们对出身论的信仰——这信仰的内容虽然是一个骗局，但于国于民有着绝大的益处。无论如何，一个人浸**于其中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在成年之后的性情、偏好、技巧与思维模式。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譬如张良留给世人一句名言：“贾竖易动以利。”当时刘邦准备攻打峣关，张良献计说：“秦军还很强大，不可轻易开战。我听说守关将领出身于屠夫家庭，这种人很容易收买。”刘邦派人以重宝行贿，秦将果然愿意投降。（《史记·留侯世家》）刘邦在平定陈豨之乱时，探知陈豨手下的将领都是商贾出身，于是出重金笼络，这些人果然毫无悬念地纷纷投降。（《汉书·高帝纪》）家庭出身对一个人性情、偏好的熏陶常常有潜移默化的意义，如果说屠夫之子为将脱不了贾竖意识，那么农民之子做官难道就没有诸如小农意识之类的先天缺陷吗？

而且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经义与诗赋，亦即考察一个人的政治理论与文化修养，这与实际的施政才能毕竟还很有差距。唐武宗会昌四年，延英殿论事议及科举，武宗认为科举应当对官宦子弟与寒门子弟一视同仁，不问出身而只论才干。公卿子弟出身的名臣李德裕发表了一番极要紧的议论：“我不是经由科举晋身，本不该议论进士之非，然而我的祖父在天宝末年因为仕进只有科举一途，于是勉强参加考试，一举登第，此后便不在家里放置《文选》，是厌恶其崇尚浮华的文采而不切实用。我认为朝廷显官必须由公卿子弟担任，因为公卿子弟自小便学习举业，又因为家庭环境的影响而对朝廷事务、官署的礼仪制度、朝廷的典章标准等无师自通，而寒门子弟即使有超群的才华，但也只有在中举做官之后才接触到朝廷事务，完全就是新手。所以科举取士对公卿子弟一定要多加关照才是。”（《旧唐书·武宗本纪》）

李德裕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越是被严格执行，寒门子弟的录取比例一定越高。原因无他，公卿子弟中举做官，对人生只是锦上添花，而寒门子弟中举做官却意味着自此彻底改变个人与家族的命运，谓之一步登天亦不为过，所以两者学习、备考的动力自然悬殊。而在实际施政的层面，公卿子弟却占据了熟稔公务与人脉广博这两大优势，不是寒门子弟可以轻易比肩的。那么，在科举考试中给公卿子弟一些特惠待遇，或者说给他们一些特权，虽然不利于公平，却显然有利于效率。

然而李德裕的意见并没有真正被贯彻下去。自晚唐以降，历朝历代的科举趋势反而是向着与李德裕相反的一面。似乎帝王们为了保障公平而不惜牺牲行政效率——这样想的话当然就低估了他们的私心，因为站在帝王的角度，对于李德裕站在国家大政立场上的合理化建议难免也会有一些合理的顾虑：

（1）越是簪缨世家，积累的政治资本也就越多，因此对皇权的潜在威胁也就越大。

（2）世袭特权会降低人们对帝王的感恩心理，譬如一个抢手的职位若依据传统惯例授予一名世家子弟，显然不如授予一名平民子弟更能收到邀买人心的效果。

（3）越是贵族化的政治结构，越是需要地方政府容忍相当程度的宗族自治，而这就势必使中央对地方不能做如臂使指的有效管理。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大宗大族一旦生出异心，就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江盈科记有一则明初传闻，说金华浦江郑氏有一块门匾，上书“天下第一人家”，明太祖召其诘问，郑家人说这是因为自家人一连八世聚族而居，不曾分家，所以元代郡守赐给这块门匾作为旌表，如今全家人口已经上千。明太祖深为叹赏，而马皇后听说之后却很忧虑：“陛下以一人举事而得天下，郑氏千人如果齐心举事，那还不是轻易就能夺取天下嘛！”（《闻纪》）(1)

(1) 此事的结局很有喜感：“上乃亟召郑氏而反之，问曰：‘汝治家有何法？’对曰：‘无他，但不听妇人言耳。’上笑，遣之，赐贡梨二枚。叩首擎出，至家，盛水二缸，捣梨为汁投水中，人啖一口，向北谢恩。上闻，大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