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春秋时期发生在郑国士大夫阶层内部的一起刑事案件为例。《左传·昭公元年》中，大夫徐吾犯的妹妹美貌动人，公孙楚已经行过聘礼，和她订了婚，没想到公孙黑也想娶到这个美人，竟然不理会公孙楚的订婚事实，强行向徐吾氏行纳采之礼。徐吾犯知道祸事上门，心中恐惧，便将事情经过报告给了执政大臣子产。子产认为之所以出现两位大夫同抢一女的事情，皆因国政不修，不怪徐吾犯；这件事就听任女方的意思好了，她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

子产的定夺得到了所有当事人的一致赞同，公孙楚与公孙黑各自盛装出场，比拼魅力。徐吾犯的妹妹在房间里端详两名竞争者的表现，终于属意公孙楚的男子气概，愿意以身相许。这件事本可以这样和平收场，遗憾的是，公孙黑并不是一个愿赌服输的人。不论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还是自觉面子受伤，总之他在盛怒之下做了一件很冲动的事情：在外衣里面穿上铠甲去见公孙楚，准备杀了这个可恶的竞争者，强娶徐吾犯的妹妹。但公孙楚也不简单，看出来者不善，于是先下手为强，操戈进击。公孙黑败逃，公孙楚穷追不舍，终于在十字路口追上了对手，以戈击伤了他。公孙黑带伤而归，转变战术，向大夫们痛斥公孙楚的卑鄙：“我好好去找他，谁知道他心怀歹意，竟然对我挥戈相向！”

案情并不复杂，子产很快做出了判决：“纠纷的双方如果理据相当，那么年少而位卑者有罪，所以这件事罪在公孙楚。”于是逮捕公孙楚，宣布他的罪行：“国家有五项基本原则：（1）敬畏国君的权威；（2）听从国君的政令；（3）尊重地位尊贵的人；（4）侍奉尊长；（5）奉养亲属。这五项你全都违反了。擅动兵器，这是不敬畏国君的权威；违犯法令，这是不听从国君的政令；公孙黑是上大夫，你是下大夫，你以下犯上，不尊重地位比你尊贵的人；公孙黑年长于你，你这样做不是侍奉尊长之道；公孙黑是你的从兄，而你挥戈相向，这不是奉养亲属之道。国君说：‘我不忍心杀你。赦免你的死罪，你还是离开郑国吧。’你要尽快动身，不要加重自己的罪行。”

公孙楚被放逐前夕，子产前去拜访游吉。公孙楚属于游氏一族，游吉既是郑国的卿大夫，又是游氏的宗主。宗法社会，一族之人皆应听命于宗主，宗主亦有庇护全族的责任。所以，子产的判决如果得不到游吉的认可，可想而知会引发无穷无尽的麻烦。幸好游吉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援引周公诛杀管叔、放逐蔡叔的事例，请子产放手而为。

子产是孔子极为推崇的贤人，但若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显然没有真正做到把一碗水端平。事情明明是公孙黑仗势欺人，无理在先，不但强夺人家的未婚妻，未遂之下还要行凶杀人。公孙楚至多算是防卫过当，就算罪当流放，而罪魁祸首公孙黑总不应该安然脱罪吧？事实上，子产并不认为公孙黑无罪。仅在翌年，公孙黑意图作乱，想除掉游吉而代之，只因为戈伤发作才耽搁了。公孙黑属于驷氏家族，驷氏见公孙黑搞得天怒人怨，生怕祸及全族，故而与诸大夫一致要杀公孙黑。子产当时正在郊外，闻讯之后乘坐驿站的马车立即赶回来处理此事。子产派吏员向公孙黑历数其罪，罪状之一就是“昆弟争室”，此即上一年与公孙楚争夺妻子的事情。子产请公孙黑自行了断，不要等执法官行刑。公孙黑只能自缢而死，死后被曝尸于通衢大道，尸身上放有一块历数其罪状的木板。

公孙楚流亡，公孙黑自缢，这两件事联系起来，颇能显出子产的判决原则：

（1）尊卑秩序是第一位的，如果尊者与卑者发生纠纷，尊者免罪而卑者承担处罚。

（2）尊者的罪责并非真正被完全免除，只是在与卑者的官司中免罚而已。

（3）对犯人虽然放者放之，杀者杀之，但使流放者自动离境，使当杀者自缢而免于行刑，所有这些处罚既没有肉体上的摧残，也没有精神上的羞辱，是为“刑不上大夫”的典范。

（4）对犯人的判决有必要得到犯人所属之宗族的支持，这正是宗法社会的政治特点。——时至战国，孟子仍然认为搞政治并不难，只要不得罪大家族就可以了。因为大家族所喜好的，一国人都会喜好；一国人所喜好的，天下人都会喜好，德教就是这样沛然洋溢于四海的。（《孟子·离娄上》）(1)

(1) 可参考《孟子注疏》宋人孙奭的疏解：“此章指言天下倾心，思慕向善，巨室不罪，咸以为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者，巨室喻卿大夫之家也，孟子言为政于天下易而不难也，但不得罪于卿大夫之家也，以其卿大夫之家，以上则近君，而君所待以辅弼；以道则近民，而民待以视效。故君之言动，其是非可得而剌也；国之政令，其得失可得而议也。道合则从，不合则去，君民之从违而系之也，故为君不得罪于卿大夫，则为政可以行天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