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能够使下层阶级感到欣慰的是，上层阶级在享有特权之余也承担着一定程度的责任与义务，至于这些责任、义务是否与其特权相应，那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譬如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士大夫要死节，君主要死社稷，而庶民完全可以在社稷存亡之际采取“有奶就是娘”的生存策略，明白“礼不下庶人”之理的士大夫阶层没理由苛责他们。

出于对社会秩序与社会风气的维护，士大夫的亲属也要承担连带的责任与义务。隋初李谔看到当时每每公卿死后，其生前的爱妾、侍婢会被其子孙嫁出或卖掉，以此牟利，而此种事情居然渐成风俗，不禁让人痛心礼教之凋敝。于是李谔向隋文帝上书，深以此情为非。自此以后，五品官以上者，妻妾不得改嫁。（《北史·李谔传》）当然，这样的礼教义务是有相应经济基础的，若换到穷苦地方与游牧部落，哥哥死后，弟弟有娶寡嫂的义务，因为若不如此的话，寡嫂就会断绝生活来源。那么，既然士大夫阶层与庶民阶层经济基础不同，教育水平不同，政治地位不同，责任与义务不同，同罪同罚显然就不那么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