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权术的角度来看，确如上述那位宰相所言，给皇室以特权不仅对皇室本身有益，也同样是对天下百姓的一种福利。道理显而易见：天下百姓当然希望社会稳定，皇权不稳则社会不稳，而正是足够的特权给了皇室高高在上的尊崇，使百姓敬畏，知道尊卑有序，不敢轻易生出僭妄之心。

“《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汉书·朱博传》中何武、翟方进奏疏）稳定的社会需要尊卑有序，尊卑有序需要使尊者尊，使卑者卑。所以，如这位宰相的这般意见，非但在政治上正确，在道德上也无懈可击。然而，真正将之付诸实践并不如想象中那般容易，难点不在于道德争议，而在于宗室人口在获得特权之后所迸发出来的惊人的生育能力。

譬如西汉末年，太皇太后王政君以摄政者身份下诏，提出教育并赡养宗室人口的政策，诏书中提到当时的宗室人口已达到十几万人的惊人规模。（《汉书·平帝纪》）而如此庞大的宗室人口非但没有成为刘姓王朝的股肱力量，反而不被士民尊重，只被当作一般的富户看待，即便那些有诸侯身份的宗室也早已经尽失权柄。这样的局势简直就是阴谋家的温床，所以不难想象王莽的势力为何可以发展得如此迅速。（《汉书·诸侯王表》）

宗室人口以几何级数飞速增长，一般而言仅仅在四五代人之后，维持宗室生活的财政开支就会让中央政府陷入左支右绌的困境。即便超出五服的宗室成员不再被载入皇家族谱，财政供养也可能被截然斩断（正如唐代的惯例），但财政负担仍然给帝国形成不小的压力。(1)著名的王安石改革所要解决的一大危机恰恰就是因宗室人口膨胀而导致的财政危机，而其改革措施在新中国的历史研究上一般被描述为“打击了特权阶层的利益，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然而在“圣朝以孝道治天下”的古代政治模式里，供养庞大的宗室有着齐家的含义，一个连齐家都做不好的帝王怎么可能有能力治国、平天下呢？

帝王的齐家之道，即便对近亲当中那些臭名昭著且一无是处的坏分子也应当给予特殊的恩宠。万章问过孟子这样一个问题：“舜的弟弟象每天都把谋杀舜当成本职工作来做，可等到舜当上天子，却仅仅给了象很轻的流放处罚，这是什么道理呢？”孟子答道：“舜其实是把象封为诸侯，不过也有人说是流放罢了。”

舜的做法在孟子看来当然是完美无缺的。孟子的理由是：

（1）仁人对于弟弟，就算有所怨恨，也不会耿耿于怀，而只会继续亲他爱他。亲爱一个人，就很希望使他富贵，这是人的天性。舜将有庳封给象，正是亲爱的表现。假若一个人做了天子，弟弟却还是普通百姓，这难道还是亲爱之道吗？

（2）有庳虽然是象的封国，但一切治理工作都由舜委派的官吏来做，象只是坐吃税赋罢了，所以有庳的百姓也不会受到象的祸害。（《孟子·万章上》）

所以，在儒家理想的为政之道里，如此这般的裙带关系非但不会受到批判，反而被大加推崇。象这样一个坏分子，仅仅因为凑巧生为天子的弟弟便有资格政治正确地享有特权，若非如此，圣人的道德感召力便无法泽被天下，而天下人竟然也感动于这样的特权主义——邹阳为梁孝王游说王长君的时候便提到这则典故，说仁人对待兄弟既不掩饰愤怒，亦不会记恨前仇，只有深厚的亲情而已，所以才得到后世的称道。（《汉书·邹阳传》）

于是历代有儒家倾向的君主常常会仿效舜封象于有庳的榜样，譬如汉宣帝便以这个理由将那个因为只懂得骄奢**逸而被废黜帝位的故昌邑王刘贺封为海昏侯。（《汉书·宣帝纪》）当然，帝王效法舜封象于有庳的做法还有更加实际的考虑，即限制诸侯王的权力以防其反叛。汉代文帝、景帝、武帝一连三代都在推行强干弱枝的政策，直到武帝朝才终于可以使诸侯王们落到象一般的处境，只食封国租税，无权过问封国政务。（《汉书·诸侯王表》）(2)

(1) 参见（美）贾志扬著、赵冬梅译《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67—68页：1604年，也就是英宗为宗室诸宅增置21名教官那年，有报告指出有官的——也就是说，五岁及以上的宗室人数超过1200名。其中，三十岁及以上者113名，十五岁及以上者309名，剩下大约800名在十五岁以下。同早期相比，1200名宗室人员意味着巨大的增长，但是，这些数字所反映的真正的麻烦是这些宗室青年“为人父”之后不可避免要带来的更大规模的人口增长。11世纪70年代末，知三班院曾巩（1019—1083）报告，1075年宗室谱牒新增人数为487人，1076年为544人，1077年为690人；而死亡人数仅为每年约200人。我认为，这些数字所揭示的是规模庞大的3488名第五代宗室的到来，以及规模更大的第六、第七代宗室的出现。维持这一班宗室男女的费用已经膨胀成帝国预算中一个十分惹眼的部分。1067年，宗室每个月的开支（钱、谷）超过70000缗。与之相比，整个首都官僚的开支为40000余缗，首都军队的开支为110000缗。这还不算生日、婚礼、葬礼、季节性赏赐衣服，以及其他可能为数甚昂的特殊开销。

(2) 另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