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封建制之所以会成为儒者们的一个长盛不衰的梦想，是因为儒家政治理念的社会根源正在封建制里，当这些理念在郡县制下屡屡因方枘圆凿而屡屡截长补短之后，人们难免会觉得，只有复兴封建，儒家的理想社会才会真正成形。譬如王通的想法：在地方官频繁调任的情形下，既无法强求百姓向长官效忠，也无法强求长官教化百姓。(1)

只有在主有定民、民有定主的美好旧时代，忠孝教化才能斐然成章。那么我们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专制帝王总希望四海升平、风俗纯良，将地方官的任期尽可能延长一些岂不是会有很好的收效吗？这个办法，用力小而见效大，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上，聪明的帝王们当然看得出这样做的好处，但他们更介意的是其弊端。地方官任期越长，在当地的权力根系就扎得越深，对中央政府的抵制能力也就越强。地方官越是施行仁政，地方百姓对他的爱戴也就越深，对帝王威福的感受也就越淡。换言之，这种情形持续得越久，地方百姓便越发地只知有长官而不知有皇帝，这当然是任何一位专制帝王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譬如汉代就出现过这个问题。王夫之议论说，那时候有些地方基层官吏视长官为主君，甘愿为长官赴难蹈死，在长官死后为之服丧守孝，只讨好长官而不知上有天子。（《读通鉴论》卷八）汉代学者刘向阐发天人感应理论，认为《春秋·僖公十五年》之所以发生了雷霆在大白天震动夷伯之庙的事情，是因为夷伯是世袭大夫，上天发出警告：不可让大夫世代为官，否则他们将专权朝政，混乱政坛。（《汉书·五行志下》）刘向如此这般的解释，在当时不可不谓有感而发。

所以，儒家的一个切乎实际的政治难题是，如何才能既保障帝王的专制愿望，又能够复兴所谓上古三代的纯良社会。换言之，古老封建体制下那个层层分封的大家庭式的美好“天下”如何才能在郡县制下不打太多折扣地重现呢？

这确实是一道太难解答的题目，所以天真的儒者们总是很容易陷入怀旧的情绪，憧憬在那个被古圣先贤一再渲染的理想社会里，天下是一个如何温情脉脉的大家庭，人与人的关系如何都是在一定的亲疏序列上的亲人关系。家，天然就不是一个讲理、讲公平的地方，却比任何一个哪怕再讲理、再讲公平的陌生人世界都更加令人喜爱。

那么，我们不妨假想一种情形：设若叔向和孔子生活在今天的世界，面对的是这个广大无垠且毫无逆转可能的陌生人社会，他们还会顽固地坚持自己当初的主张吗？

以这两位古代贤者的睿智程度而言，想来也会生出一些因地制宜的考虑，但他们恐怕依然会对公开的成文法典心存疑虑。设若他们通晓当代世界各国的全部法律知识，很可能会觉得陪审团制度与自己的固有主张存在着一些精神相通的地方。

(1)（隋）王通《中说》卷三：“子见牧守屡易，曰：‘尧舜三载考绩，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兴，邦家有社稷焉；两汉之盛，牧守有子孙焉。不如是之亟也。无定主而责之以忠，无定民而责之以化，虽曰能之，末由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