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铸刑鼎的二十三年之后，晋国赵鞅、荀寅起而效之，看上去无论秉承贵族政治传统的守旧派们如何痛心疾首，法律条文公开化还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孔子对此事有评论说：

“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孔子将铸刑鼎一事视为晋国的亡国之兆，因为他清晰地预见到，当法律条文成为晋国人的生活准绳之后，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传统礼法秩序将被迅速打破，而一旦尊卑失序，国家也就无从治理了。这意味着，公开成文法的弊端不仅在于以有限之法条无法应对无穷之人事，更在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立法精神将会彻底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不可收拾的乱政，并且贻害万世。

今天我们已经将“人人生而平等”视为天经地义，而在孔子当时，人和人不但“事实上”不平等，并且“理应”不平等，任何试图促进平等化的措施都将给社会带来莫大的危害。

急于批评孔子的人往往疏忽了社会结构的古今差异。孔子时代的社会，尤其是孔子所缅怀并试图复兴的周公时代的社会，是一种小规模的熟人社会，其人情关系不仅是最牢固的社会纽带，也是最好的社会润滑剂；而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庞大到无以复加的陌生人社会，核心小家庭取代了宗法大家族，散沙式的社会结构取代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人情关系的意义变得越发轻微起来。

当然，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某些乡村找到古代熟人社会的一点影子。譬如在台湾地区的一个村落里，一名农妇对人类学家马杰里·沃尔夫如此谈起在农村经营小店铺的苦衷：

如果你没有很多钱，开一个乡村小店真很困难，因为当你同辈中认识的所有邻居和所有亲戚没钱时，他们就来要东西，而你不得不给他们。你知道，有时如果你卖给这个人东西，他却不给你钱，当你要他付钱时，他就会暴跳如雷，说你不尊重他，并且跑到周围的人那儿说你侮辱了他的家庭。假如你不卖给这些人，他们就对你很生气，但如果你给了，你就不可能赚钱。在乡村开店确实很难。(1)

这一“难处”的根源在于，这位农妇将商品经济的人际交往模式带入了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前者要求在货币面前人人平等，叔向和孔子一定会对此长叹世风日下、人情浇薄的。

事实上，历史也正是向着叔向和孔子担忧的方向发展下去的。自春秋以迄战国，宗法社会日渐解体，严峻的国际关系给了集权程度更高的邦国更大的生存机会，这是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过程，叔向和孔子所缅怀并试图复兴的温情脉脉的古代礼制尽管美不胜收，却注定要被历史的车轮碾成齑粉。这一古今之异，唐代儒宗孔颖达早已经留意到了：自周代以前，分封建国，大小领主皆有世袭领地，故而土地是自家土地，人民是自家人民，所以领主们自有爱吝之心，不生残贼之意，而秦汉以后，郡县制取代封建制，地方官只是皇帝的雇员，只是代理皇帝治理地方而已，任期一满便即迁调，土地不是自家土地，人民不是自家人民，施政的心态和出发点自然与封建领主不同，很自然就会滋生酷吏。这时候倘若没有公开的成文法，任由地方官专断刑狱，苛刑暴政将会一发而不可收。（《春秋左传正义》中昭公五年疏）

俗语有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是郡县制下地方官的通病。为升迁计，行政必求速效，而速效之成果，并不是要百姓看到，而是要让上级看到。唐宪宗元和十四年，陈许节度使郗士美去世，朝廷委派库部员外郎李渤为吊祭使前往吊唁。李渤一路往来，颇得民情之真，目睹了一个骇人的现象：地方州县人口锐减十之六七，逃亡成风。究其原委，是因为一旦发生民户逃亡，地方官为了保障税收总额不受影响，便把逃户应当缴纳的赋税摊派到比邻人家，以至于逃户越多，留守户的赋税就越重，赋税越重，逃户就越多。李渤在痛心疾首之下将此事上奏朝廷，认为这都是地方官不惜竭泽而渔地盘剥下民以取悦上级所致。李渤建议清算逃户的剩余财产以偿还赋税欠额，还不上的部分索性全部免除，如此则不出几年，逃户们就会回乡重新开始农业生产。

这份奏章触犯了宰相皇甫镈的忌讳，李渤只好称病告休，退出权力中心。我们可以设想，倘若唐宪宗罢黜皇甫镈，认真采纳李渤的建议，或许真会收到预期的效果，但问题在于，在郡县制这个大格局不变的前提下，地方官注定会形成剥下媚上、竭泽而渔的行政模式，这也确实是历朝历代都不曾真正改变过的。李渤的方案，也只能说是某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罢了。

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将国家比作公司，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差别大略近似于股份制与聘任制的差别。如果一家公司的管理层都是大大小小的股东，那么每个人自然将公司当作自己的产业来打理；如果管理层全是职业经理人的话，归属感显然就不如前者那么强了。然而以今天的知识来看，我们知道股东管理层未必优于职业经理人的管理层，将聘任制改为股份制在很多时候绝不是什么明智之举。而历朝历代都不乏一些天真良善的学者，希望可以复兴封建制。与当代的企业改制情形不同的是，这些古人的美丽憧憬无论是对是错，在社会变迁的大势之下，终归是缺乏可行性的。

(1) 见（美）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2：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1982, edited by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1992年出版，第649页，转引马杰里·沃尔夫《李家：一个中国农民家庭的研究》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