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喜欢大而化之，官不必廉，法不必密，公道不必强求。归根结底，国政只是家政的延伸，而家政的要领正所谓“不瘖不聋，不成姑公”——这则民谚至少在汉代便已有了。

王夫之以汉人宗均为例，说宗均为官之时下令撤销了捕捉猛兽所用的槛阱，九江一带的虎患反而平息了。个中原委并不难知：人与老虎相争，人当然无法取胜，而人一旦有了槛阱，就不再害怕老虎了，以致蹈危而不觉。宗均的政令中说“江淮有猛兽，犹如北方有鸡豚”，意思是说，猛兽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没办法灭绝它们。那么，只要人们心中常存这个认识，路途中又没有槛阱为自己壮胆，也就不会轻涉险地了。其实，为政也是一般的道理。王夫之最后归结说，刘备和诸葛亮崇尚申韩之术，以至于蜀汉政权短祚夭折，至于包拯、海瑞那般疾恶如仇的人，是尤其不值得称道的。（《读通鉴论》卷四）

在王夫之看来，包拯和海瑞不过是赵广汉的继承者而已，他们虽然功勋卓著，虽然赢得了万民称颂，但他们的所谓功勋仅仅是一时之功，却给世道人心造成了数百年都无法平复的伤害。

可资参照的是，北宋嘉祐三年，欧阳修继包拯之后担任开封府尹，一改包拯的刚猛作风，只是简易循理而已。有人以包拯的榜样劝谏欧阳修，后者答道：“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长短，只要用其所长，政务总能办好，如果强用其短，政务必定处理不好。”欧阳修的意思是，包拯生性刚猛，所以为政适宜刚猛之道；自己生性宽和，所以为政适宜宽和之道。后来的事实证明欧阳修的宽简之政并不比包拯的刚猛之政逊色多少，及至清嘉庆十五年，开封府署兴建二贤祠，并祀包拯、欧阳修，祠堂于东西两侧各立一块牌坊，一书“包严”，另一书“欧宽”，两者并美。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宋稗类钞》在叙述欧阳修以宽简继包拯之刚猛之后，特意引述了以宽简著称的宗均的一番远见卓识：“官吏若为政弘厚，即便贪污放纵也不会有多大害处，而苛察之人自身虽然廉洁，但对待百姓难免狡黠刻薄。”对于宗均的这个看法，“识者以为确论”。（《宋稗类钞》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