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问题也许并不容易回答，却很容易做出决断。

如果我们换个问题，在《唐太宗入冥记》的场景里，若我们自己就是阴间的判官，那么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判决呢？如果判决只能表达为某一种特定的形式，比如货币或者寿命年限，也就是说，在赏功罚过的一通计算之后，判决结果只能表达为净收益或者净损失，那么合理的判决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这个看似过于简化的判决形式其实远比“一分为二”“几分功、几分过”之类的表达更加现实，因为判决不同于道德评价，它只能被表达为某一种特定的结果，不可能在以谋杀罪对唐太宗处以死刑之后再以“千古一帝”的功劳向他授奖。那么，在大多数人可能的判决里，对唐太宗盖棺论定的结果显然是“功大于过”，这就意味着，在功过相抵之后应该是有净收益的，这正是他实际获得的道德评价。

如果功与过可以这样折算的话，那么一个人的功劳理所当然地可以给他赢得特权（无论是政治特权还是道德特权），而在重视血缘的古代传统里，一个人积功的净收益如果自己用不完，当然可以荫及子孙，这在道德上是无可指摘的。由此可以推论的是，无论是太子党弄权营私，还是富二代胡作非为，只要有上代的（理论上最好是符合道德标准的）积功净收益，就理应获得法外开恩。

是的，事实上，古人正是如此义正词严地论证特权的道德基础的，这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呼吁恰恰构成了另一组正义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