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只是一个假想的问题，事实上驯良子民们并不曾获得这种二选一的机会，而只能默默地接受命运的安排罢了。但是，即便没有这种二选一的机会，也不一定就意味着泰然接受。伯夷和叔齐是中国文化里极著名的符号式人物，他们认为武王伐纣是以臣弑君的“不义”之举，于是在殷周易代之后“耻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他们的确没有机会在周武王与另一个什么统治者之间做出选择，但他们对周武王的统治仍然可以选择接受或不接受，而接受不义者的统治也就等于屈从于不义的价值观。

当然，以伯夷、叔齐的绵薄之力，无论对周人的统治是接受还是反对，从实际效果来看，无非都是给大海添一勺水或减一勺水而已，但儒家标准中的君子是依据原则而非依据后果做事的，伯夷、叔齐正是这样的君子。如果伯夷、叔齐生活在唐太宗的时代，想来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死掉，而不会以“评价政治人物不必考察他的私德”或者“即便我们死掉也于事无补”为借口，给自己找一个可以问心无愧地在唐朝活下去的理由。

对于如此苛刻的原则主义生活态度，儒者们有时也会觉得似乎不该毫无保留地予以赞扬。《韩诗外传》记着这样一则故事：鲍焦穿着不能蔽体的衣服在路边拾菜，遇到了子贡。子贡惊叹道：“您怎么沦落到这般境地？”鲍焦答道：“天下抛弃道德教化的人太多了，我没法不落到这一步。我听人说，世人不理解自己，自己却一意孤行，这叫爽行；君主不理解自己，自己却不住地谋求官职，这叫毁廉。之所以行爽廉毁却还不罢休，是因为贪求利益的缘故啊。”

鲍焦的回答很有些指桑骂槐的意思，他所讥讽的正是子贡以及子贡的老师孔子那样的人，认为他们孜孜以求的不是道，而是利，而一个人若真想在乱世里坚守道德生活的话，自己这种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唯一的选择。但鲍焦没能说服子贡，反而招致了严厉的回击。子贡说：“可我听说的道理是，埋怨世道不好的人就不该在这个世道里牟利，埋怨君主昏庸的人就不要在这位君主的地盘里生活。可您是怎么做的呢？您觉得君主昏庸，可您还是赖在这里不走；您觉得世道不好，可您还是要在这个世道里拾菜糊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您难道没好好想过，这土地和土地里的产出都属于谁？”

土地是属于君主而非鲍焦的，蔬菜虽然是鲍焦的正当劳动所得，但毕竟要借助君主的土地才能生长出来，所以在子贡看来，鲍焦的埋怨实属忘恩负义，在道德上缺乏理据。

子贡的意见显然触动了鲍焦，使后者一下子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如果继续埋怨下去，子贡的批评确实在理；如果安心接受这样昏庸的君主和污浊的世道，不再口出怨言，又违背自己一贯的道德操守。纠结中的鲍焦扔掉了手里的蔬菜，在洛水边上绝食，像草木一样枯萎而死。他生命中最后一番话是这样的：“我听说贤者在决定要不要出去做官的时候慎之又慎，对辞官却看得十分轻易；廉者将耻辱看得很重，对生命却不很在意。”（《韩诗外传》卷一）

有趣的是，当《新序》采录鲍焦故事的时候，似乎特意删掉了子贡所引述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这倒是大大方方地承认现实：那时候的人才如果遭受政治迫害，是可以“北走胡”或“南走越”的，匈奴和南越都是汉政府权力不及的地方。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的时候渡过湘水，撰文吊唁屈原以寄托忧思，文中有所谓“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责备屈原何必非要恋栈故国——显然贾谊并不觉得自己在宣扬什么大逆不道的政治态度。（《吊屈原文》）即便在春秋时代，也有“臣一主二”的谚语（《左传·昭公十三年》），杜注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适他国。”那么，若鲍焦不那么笃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仅仅在政治上正确的诗句，会不会“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呢？

《韩诗外传》论仁道有四种，依次为圣仁、智仁、德仁、廉仁。鲍焦属于廉仁，是仁道中最低级的一种。圣仁最值得推崇，因为它“上知天，能用其时；下知地，能用其利；中知人，能安乐之”。圣仁之人，历史上的表率者大约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如果时代下移，在信史时代寻找差相近之的人物，不知道唐宗宋祖算不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