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论证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明人贺仲轼提出过一个“定势”理论，大意是说，大唐江山主要是由李世民打下来的，所以，高祖李渊登上帝位而世民嗣位，这是天下定势。高祖提出立世民为太子，世民坚辞不允；既然世民坚辞，高祖也只好嗣立建成；但如此一来，世民真能以藩王的身份臣服于兄长吗？世民自己错失时机，不取太子之位；建成又愚昧不明，不以太子之位相让；这般情势，禁门就算想不流血又怎么可能？就像春秋时的郑庄公不该把京邑封给叔段，最后却还是封了，情势发展下去，将来必然会以兄弟相残的悲剧收场；唐太宗不该推辞太子之位却推辞了，将来难道还会有皆大欢喜的结局吗？由此可见，玄武门之变只能说是势所必然啊。（《春秋归义》卷一）

贺仲轼之所以认为太宗应当嗣位，是因为他把“赏功”当作了继承法的第一原则，这在儒家传统里不可不谓离经叛道。《左传·闵公二年》有所谓“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太子不将兵本来就是正理，这是因为太子要做一国孝道的表率——其时晋献公派太子申生带兵作战，大臣里克劝阻的理由就是治军需要专断，太子若行专断则是不孝，若遇事便向君父请示则有失主帅的威严；其实晋献公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他之所以做出这种非礼的安排，恰恰就是想要废黜申生，另立爱子。

至于贺仲轼另外提到的诸如唐高祖李渊曾想立李世民为太子而被后者辞让的事情虽然见于两《唐书》的记载，却颇受现代史家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李渊“遵从了游牧社会的习俗，有意让儿子们通过竞争夺取皇位，他自己则尽量努力阻止这一过程出轨”。(1)但我们不妨放下考据，仅以古人的眼光假定以上史事完全属实，那么，难道由此就可以推出那个“定势”不可违的结论吗？这样的一种正义观，基本就等同于“识时务者为俊杰”了。

(1) 见[美]贾志扬著、赵冬梅译《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7页。引Eisenberg, Kinship, p.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