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可谓唐史当中最耐人寻味的一个题目，总是吸引着研究者和好事者们小心翼翼地在久远的官方统一口径里探索真相，体验着解谜一般的乐趣。

唐太宗本人似乎是鼓励史官秉笔直书的，他对“六月四日事”就有过如此的批示，看似颇见气度。所谓“六月四日事”，唐代史料每每以此来代称玄武门之变，因为事件发生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贞观政要·论文史》记载，太宗见到有关“六月四日事”的文辞多有隐讳，便对房玄龄说：“当初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得享太平，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得以安定，朕的所作所为也和这些前贤一样，都是为了安定社稷、利益万民罢了。史官不必有任何隐讳，只要改削浮词、直书其事就好。”

这番说辞堪称官场语言的经典范本。的确，唐太宗要求史官“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但隐含之意是，只能在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的调性里“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毕竟无论怎样地涂脂抹粉，一些基本事实总是无法遮掩的。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终归被杀，高祖李渊也终归退位，这些事情无论如何也是遮掩不住的。尽管如此，但细节可以造假，详略可以斟酌，性质可以改变。唐太宗的意图，是把玄武门之变和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这两则已经被儒家定性、接受并推崇的古代经典案例归入一类，如此一来，所谓污点不但不再显得可耻，反而可以流芳青史，凸显英雄的悲壮。

周公诛管蔡一事前文已经有过交代，季友鸩叔牙是春秋年间发生在鲁国的故事。据《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其时鲁庄公病危，逐一和兄弟们商量继任国君的人选问题。鲁庄公兄弟四人，依次是庄公、庆父、叔牙、季友（一说庆父是庶长子，庄公是嫡长子）。叔牙提名庆父继位，季友则支持庄公的儿子般。最后，为了打掉庆父一党，季友逼叔牙饮鸩自尽。

庆父是春秋时代著名的阴谋家、野心家，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好在一番云谲波诡之后，庆父终于失败，鲁国得以安宁。于是，季友鸩杀叔牙这种以弟杀兄的逆行便挣得了足够的道德权重，也算得上“大义灭亲”的一则典范了。唐太宗从《左传》里为自己找的这些辩护，正应了前述宋代学者洪范所忧心的“二传误后世”。

据《旧唐书·房玄龄传》，玄武门之变前夕，房玄龄找长孙无忌商议，有意循周公之旧例，正所谓“为国者不顾小节”；《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也提到李世民手下的文臣武将日夜劝谏，都说如今事态紧急，正当事急从权，否则定会危及社稷。周公难道没有骨肉之情吗，但为存社稷，只有大义灭亲。今天我们知道，《旧唐书》沿袭《唐实录》，而《旧唐书》的这两则记载恰恰符合了唐太宗为“六月四日事”定下的那个宣传口径，因而可以推测，这便是太宗修改国史实录的一处痕迹。

但周公之事可以类比玄武门之变吗？宋代史家范祖禹就很不以为然，认为李建成、李元吉并不曾像管叔、蔡叔那样为祸天下、动摇社稷。（《唐鉴》卷二）范祖禹的言下之意是，唐太宗诛戮兄弟只不过是出于私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