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疾的道德两难是否有解，这是一件令后人大伤脑筋的事情。

宋代学者程公说引蔺敏修语，认为弃疾在不违背道义规范的前提下还是有活路可寻的：在楚康王刚刚找他商议的时候，他应该告诉父亲，让父亲辞官退位，疏远手下的小人；而且楚康王不该算是弃疾的杀父仇人，因为康王杀子南并非出于私怨，而是在执行国法，若弃疾就这么死了，非但对父亲毫无益处，还加重了国君的过错，这不是君子该做的事。（《春秋分记》卷七十五）

这个意见到底单纯了些。弃疾如果真去劝说父亲，子南最有可能的动作恐怕不是辞官，而是反叛，这也正是弃疾答楚康王时所谓的“泄露君王的命令只会加重罪责”的含义。再者，就算子南完全是死于国法，弃疾难道就该坐视不理吗？这便回到了前边亲情与国法孰轻孰重的那个问题。

元人程端学《春秋三传辨疑》专门辩驳“三传”当中的可疑之处，认为弃疾的事情不大可信，理由如下：如果子南无罪，弃疾应该向父亲通风报信让他逃走；如果子南有罪伏诛，则弃疾不该把君主当作杀父仇人。舜杀了治水不利的鲧，而鲧的儿子禹仍然可以臣事于舜，继续治水。所以《左传》这段记载既不合人情，也不合事理。（《春秋三传辨疑》卷十六）

明代夏良胜专文论“父子之变”，以石碏和弃疾煞尾，说石碏杀子和弃疾杀父都属于父子之道中的“变之变者”。夏良胜考之《春秋》《左传》，认为子南并无必死之罪，弃疾在父亲面前应该早做劝谏，在国君面前应该号泣哀诉，何至于隐默不言等着惨剧发生呢？（《中庸衍义》卷六）

夏良胜的意见虽然仍免不了太多理想主义的成分，但总算指出了弃疾在道义上当做而未做的事情：在国君面前总该号泣哀诉地争取一下，以尽人子之心。只是，若这号泣哀诉不管用，又该如何呢？

这位夏良胜恰恰是经历过“大礼议”风波的人。他本是正德三年的进士，授职刑部主事，后来调任吏部，晋升为考功员外郎。早在正德年间，夏良胜就因为上疏劝谏皇帝不可耽于游乐而在午门外被罚跪五天，随后又被逮入诏狱，白天戴着枷锁到宫门外继续罚跪，最后被打了五十廷杖，罢官除名。嘉靖帝即位，召夏良胜官复原职，但随即“大礼议”事件兴起，夏良胜又做了劝谏皇帝的死硬派。几经磨难之后，他被嘉靖帝特旨谪戍辽东三万卫，于五年之后死于戍所。这部《中庸衍义》大约就是在辽东谪戍期间完成的。（《明史·夏良胜传》）

及至明清易代，乾隆帝诏令编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为《中庸衍义》撰写提要，说这部书大抵都为嘉靖一朝之时事而发，书中但见拳拳之心，绝无一丝一毫的怨怼讥讪，真可谓纯臣之言。我们看夏良胜对弃疾的这番评议，正是四库馆臣所形容的这个样子。

耐人寻味的是，纵然是夏良胜这样为当世与后人并重的骨鲠之臣，既然认为子南罪不至死，却一点也没有想到弃疾是不是应该为父报仇。伍子胥的榜样，已经不是夏良胜那个时代所愿意见到的了——至少，人们更容易接受《穀梁传》版的那个“深明大义”而不肯报仇的伍子胥。(1)

(1)《穀梁传·定公四年》载，伍子胥逃到吴国之后，阖闾本想为他发兵攻楚，但他拒绝道：“我听说一个国君不会为一个普通百姓出动军队，何况一个人侍奉国君应该像侍奉父亲一样，如果损害国君的道义来报父亲的私仇，这样的事我不会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