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远比理论复杂，接下来我们再看春秋时期的另一则案例。

《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楚令尹子南擅政专权，国人不满，楚康王因此动了杀念。子南的儿子弃疾却是一个谨慎守礼的人，做楚康王身边的侍御，颇受宠爱。楚康王每次见到弃疾都会流泪，弃疾请问缘由，康王说道：“令尹为恶，这你是知道的，国家将要讨伐他，而你能不能继续留下来呢？”

弃疾应该怎么办呢？是听任楚康王杀掉自己的父亲，自己继续在楚国为臣，继续享受康王的宠爱；还是静待父亲被国法所诛，然后自己弃国而走；又或者赶紧把消息透露给父亲，让他早做提防？

如果让孟子来做这个选择，我们很清楚答案会是什么。但是，除了人与人的差异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楚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中原诸侯向来把楚国看作蛮夷之邦，不在华夏文明的范畴之内。譬如当时作战，若中原诸侯击败蛮夷，按礼应该向周天子献俘；如果战争是在中原诸侯之间发生，献俘则属非礼。《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晋、楚鄢陵之战，晋国作为战胜国，便派了使者向周天子献俘，这显然是把楚国当作夷狄看待的，尽管当时的楚国已经和晋国并列为“天下”最强盛的两个国家。(1)《穀梁传·庄公十年》解释《春秋》之所以把楚国当作蛮夷看待，很刻薄地说因为楚国是“圣人立，必后至；天子弱，必先叛”。至鲁宣公十二年，楚人入陈，帮助陈国平定内乱，《穀梁传》又认为陈国人并不愿意接受楚人的帮助，因为“不使夷狄为中国也”。

再如《左传·成公四年》记载，鲁成公有意改变外交政策，叛晋而附楚，季文子在劝阻成公时引用了前代史籍中的一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说楚国虽大，但非我族类，必不会照顾我们鲁国。(2)

其实季文子如是说时，楚国早已摆脱了筚路蓝缕时的荒蛮，而是赫赫然的南方强国，与中原晋国相雄长，争夺霸主的位置，并不以夷狄自况(3)，但季文子仍然目之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这一点也暗示出事情的另一方面：楚国发展之快，国力之强，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的集权程度比中原诸侯高，因此行政效率相应也高，而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楚国的君权更重。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弃疾的选择自然比孟子为难。更何况弃疾身为楚康王身边得宠的侍御，和康王的关系自然很近，即便彼此没有血缘关系，但在前述《左传·襄公十四年》的例子里，在那个“天地君亲师”的伦理还没有固定成型的时代，庚公差与公孙丁又何尝有什么血缘关系呢？

于是对于弃疾来说，无论哪个选择，不但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也都无法在道义上做到无可指摘。《左传》给出的结局是，弃疾回答楚康王道：“如果父亲遭到诛戮，儿子留下不走，君王还怎么能加以任用呢？而泄露君王的命令只会加重罪责，臣也不能这样做。”楚康王于是就在朝堂上杀了令尹子南，曝尸示众。

曝尸是颇具侮辱性的，对于重尊严甚于性命的贵族来说，这实在比死刑更加令人难以忍受。子南的家臣便请弃疾发话，希望能将尸体窃回安葬。弃疾明确拒绝了这项提议，坚持要依礼而行。依礼，曝尸不过三日，于是在第三天上，弃疾向楚康王请求收葬父亲的尸体并获得了康王的准许。然而安葬完毕，弃疾又面临新的难题。家臣问道：“要不要出逃国外？”弃疾答道：“父亲被杀，我是帮凶，就算出逃，又能去哪里呢？”家臣又问：“那么继续留在楚国为臣吗？”弃疾答道：“抛弃父亲而侍奉杀父仇人，我做不到。”

其实从“现实”上讲，弃疾并非没有选择。如果他出逃国外，康王当然不会阻拦；而如果他留在国内，康王依然会信任有加，很可能还会对弃疾多有补偿。只是从“道义”上讲，弃疾已经实在找不到自己的一块立锥之地了。失去了道德立足点的弃疾，最后只能自缢而死。

弃疾不曾做错什么，楚康王亦不曾做错什么，而在道义的规则制约之下，弃疾之死竟然是一个完全可以预期的、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的结局，这一悲剧也正是因此具有了深刻的美学意义。

(1)《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晋国范文子语，说当年的秦、狄、齐、楚都很强大，但如今其中三大强国都已顺服，晋国的敌手只剩下楚国一个。

(2) 甚至可以说楚国不在“中国”的范畴之内。春秋时代以“中国”称中原华夏文明之诸侯，以“蛮夷”与“中国”对称，如《左传·成公七年》载吴国伐郯，吴国亦属蛮夷，季文子谓“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后世儒家此见尤重，如《穀梁传·襄公十年》释《春秋》经文之“郑虎牢”，谓“决郑乎虎牢也”，晋人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认为这是因郑国在晋、楚之间首鼠两端，反复无常，终于追随了楚国，所以经文才通过特殊的笔法将郑国排除在中原诸侯之外，当作外国看待。

(3) 《左传·定公四年》载吴国伐楚，楚国大臣申包胥向秦国求救，在转述楚昭王的话里有“夷德无厌”云云，是说夷人天性贪婪，而这话是在指斥吴国，楚国自己俨然已经以中原礼仪之邦自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