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接受社群主义的伦理观，就会发现弃疾的悲剧完全是一个无解的死结。如果说弃疾的所作所为中有什么恶的成分，那么或许就像加尔德隆的诗句所说的那样：“人的最大罪恶就是诞生于世。”

叔本华曾经把悲剧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悲剧，故事里总有一两个穷凶极恶的人，坏话说尽，坏事做绝，在善良的主人公的命运里缔造悲剧——这样的大反派，譬如《奥赛罗》中的雅葛、《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第二种悲剧，造成不幸的罪魁祸首并不是某一两个坏人，而是盲目的命运，也就是偶然和错误——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西方大多数的古典悲剧都属于这一个类型，近些的例子则有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伏尔泰的《坦克列德》；第三种悲剧，不幸也可以仅仅是由于剧中人彼此的地位不同，由于他们的关系造成的，这就无须作者在剧中安排可怕的错误或闻所未闻的意外，也不必安排什么穷凶极恶的坏人，所有的角色都只需要一些在道德上平平常常的人物，把他们安排在非常普通的情境之下，只是使他们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罢了，他们只是为这种地位所迫而彼此制造灾祸，我们却不能说他们当中到底有谁做错了。

在这三种悲剧当中，叔本华认为第三种最为可取，因为这一类悲剧并不是把不幸当作一个例外来指给我们看，不是把不幸当作罕见的情况或是罕见的穷凶极恶的人带来的东西，而是把它当作一种轻易的、自发的、从人最自然的行为和性格当中产生的、近乎人的本质所必然产生的东西，这样一来，不幸也就和我们接近到可怕的程度了。而且在这样的悲剧里，主人公连鸣不平都不可能，因为他实在怪不了任何人。(1)

若以这样的眼光来“欣赏”弃疾的悲剧，我们便做了尼采的信徒。是的，如果仅从道德角度来看，为这个世界的存在而辩护的任何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我们完全可以从艺术的视角来看，看这个充满罪恶的光怪陆离的世界是多么有趣，多么富于审美价值。

当然，让伦理走入美学，这总令人或多或少地感觉荒诞。只是在弃疾的故事里，尼采的阵营难免会成为社群主义者最讨厌看到的归宿。其实同样的困境也发生在大舜的身上——孟子特地给大舜安排了一个适宜流亡者的化外之地(2)，但如果桃应追问下去，追问如果“今逢四海为家日”，普天之下再不存在任何化外之地，大舜又该怎么办呢？

符合孟子风范的答案或许是这样的：大舜明知道无路可逃，但还是义不容辞地背着父亲逃走。尽管以功利主义的立场衡量，大舜的这种做法不仅于事无补，反而白白搭进了自己的前程（很可能还要加上天下百姓的难以计量的福祉），而这样的结果也是大舜在事前明明就已经预料到的。边沁肯定会说大舜这样做并不道德，然而在儒家的权衡里，这却是唯一的道德选择，此外别无他法。

而且至少从理论上讲，人们在做这种道德选择的时候并不至于费心费力地权衡计较，反而是最自然会想到也最自然会做到的。正如苏轼所说，天下都知道有父子关系，父子不相贼，便足以为孝；天下都知道有兄弟关系，兄弟不相夺，便足以为悌。孝悌若足，王道便备，这既不是什么深刻难懂的道理，也不是什么辛苦难行的事情。（《孟子论》）

(1) 见（德）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第352—353页。

(2) 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要找这么一片地方确实不难，即便到了周代，逃亡甚至会容易很多，因为很容易得到庇护。《穀梁传·庄公九年》载：“十室之邑，可以逃难；百室之邑，可以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