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文士最重博学鸿词科（宰相多从词科出身），读书非常广博，考订非常精细。南宋末王应麟《词学指南》，讲明读书的方法，又作《困学纪闻》，会萃读书的心得，王应麟成为考据学派的创始人。

明朝士人埋头八股，空谈性理，大抵枵（音枭。空）腹不读书。一部分矫俗的名士，主张读古书（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因此文字学、音韵学、校勘学、辨伪学、训诂学、地理学、辑逸学、历算学，逐渐兴起。其中音韵学尤为读古书的关键。明中期以下，较大寺院都有主音和尚，专门研究音韵，发明颇多，给士人很大的便利。陈第（戚继光部将）著《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考》，证明（用本证旁证）古今音韵不同，实是清朝考据学最重要的先驱者。

满洲入据中国，义士反抗失败，匿迹山野，读书著述，希望文字流传，人心不死，民族有复兴的一天。所以清初期学风注重经史，读书与抗满联结，著述与实践（致用）一致，可称考据学派的启蒙时期。乾、嘉两朝，学者为考据而考据，学术完全脱离实际生活，可称考据学派的极盛时期。道光时代，今文学兴，攻击古文学，西汉学（今文）与东汉学（古文）对立，可称考据学派的变化时期。

（一）启蒙时期

（甲）浙东学派——史学

黄宗羲，浙江余姚县人，学者称梨洲先生。梨洲博通十三经、二十一史、百家九流、天文、历算、乐律、道藏、佛藏，尤注重史学。他的读书程序是：“学者必先穷经，但拘执经术，不切实用，想免做迂儒，必兼读史。”他著书数十种，《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最称巨制。弟子万斯同继承黄学，为清初史学大师。斯同以后，有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学诚著《文史通义》，与唐朝刘知几《史通》并称历史学两大名著。

（乙）浙西学派——经学

顾炎武，江苏昆山县人，学者称亭林先生。亭林治学宗旨是“博学于文”（包括一切典章制度文物）、“行己有耻”（一切行为没有污点）。方法是“读经自考文（了解字义）始，考文自知音始”。他著作中最重要的有《音学五书》、《日知录》（仿《困学纪闻》体）两书。清朝考据学派的规模，从亭林建立起来，被尊为“开国儒宗”。

（丙）怀疑派

考据学最基本的方法是“要证据”、“反对空谈”（宋学空谈性命的反动），因此证据不充实或并无实证的空论，虽然是所谓“大圣”、“大贤”的著作，都认为可疑，加以攻击。这一派著名的学者，有阎若璩、胡渭、毛奇龄、姚际恒等人。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证明书经一部分是伪书。胡渭著《易图明辨》，证明朱熹易学出道士传授，不是孔子的易学，把整个正统派宋学的哲学体系破坏了。毛奇龄著《大学知本图说》、《中庸说》、《论语稽求篇》等书，猛攻朱熹不稍忌讳，把程朱作为理论堡垒的四书摧毁（朱注四书幸有朝廷保护得不废弃）了。际恒著《古今伪书考》、《诸经通论》，对经、史、子无不怀疑，可称怀疑学的专家。

黄宗羲、顾炎武二人都兼长经史，黄偏重史，成浙东史学派，顾偏重经，成浙西经学派，二人治学宗旨都在求实用，排斥空谈。对理学态度，黄属姚江学派的右派，主王但不反程朱；顾接近朱但要用经学代替理学，排王不遗余力。怀疑派显立经学旗帜，公开攻击宋学，所有宋学理论的根据，全被怀疑派用考据方法攻破，宋学在清朝，依赖统治者支持，苟延残喘，不敢与考据学派正面对抗。

（二）极盛时期

清朝最怕汉人写历史，明末义士却最注意亡国史实的记录和保存。清朝对史学家大费苦心，玄烨招集遗老名士（博学弘儒科），令参加官修《明史》的撰述。从康熙十八年到乾隆四年凡六十年，《明史》才修成，显然借史馆收买失节的史学家。别一方面用严刑压迫，如庄廷鑨案、戴名世案，都是有意大屠杀，向民间史学家示威。弘历广搜野史，屡次烧毁，企图消灭汉族反满的意识。看清朝费力这样大，可见黄宗羲提倡史学的识见远大。

顾炎武想用经学来保存民族意识，继顾氏兴起的经学家，专力音韵训诂，放弃顾氏读经致用的本意。清朝看出经学没有危险性，加意提倡，任令与宋学斗争。弘历提倡尤力，开四库全书馆，收容著名考据家，乾、嘉两朝，考据学派发展到最高度。

（甲）吴派

清初期经学，与宋学对立，也就是考据与空谈对立。至于经学采西汉人说或采东汉人说，却并不重视。宋学被怀疑派战败，经学（汉学）转入极盛时期的第一阶段，吴派是这一阶段的代表。

吴派首领惠栋，江苏吴县人。惠栋博极群书，著《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等书，搜集汉儒旧说，凡汉人说不论是非，都当作珍宝，毫无批评，一概接受。这一派的学风是“好古”、“信古”、“博学”。成绩是散佚的汉人旧说，都被采集在一处，供给考据家丰富的材料。章学诚说吴派只有功力，没有理解，一生做细碎的工作，不能有串贯的思想，好比一条吃桑叶不吐丝的蚕。

（乙）皖派

戴震是极盛时期第二阶段也就是最高阶段的代表人。他是安徽休宁县人，读书极博，理解极精，依据许慎《说文解字》郑玄经注作学问的尺度，判断是非，如老吏折狱，被尊为清朝考据学派唯一的大师。许郑都是东汉人，讲古文经学，所以戴震一派称古文学派又称许郑学派。

皖派的学风是“实事求是”、“无征（证据）不信”，这当然是很好的科学精神。可是他们只能依靠许郑去批判别人，却不能依靠真是来批判许郑。他们专力经学，旁及小学（文字学）、音韵、训诂、天算、地理、金石、乐律、典章、制度、校勘、考古等等，凡经过他们整理的古书，解释明确，使读者节省无限的精神，对学术确有极大的功绩。可是这个功绩并不能抵消他们共同的缺点。他们笃信许郑的学说，笃信经是无可怀疑的圣训。经的形成有先后不同的时代，内容有真实和假讹的区别，这些，他们是完全不理的，只要说得合许郑合经文，那就断然下判决了。所以他们标举“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是科学的，但得出的结论却未必真是、真可信。

（丙）戴震的哲学

汉宋斗争，汉学战胜了，汉学必须建立自己的哲学，才能防止宋学的反攻，戴震在这一重要事业上，有了很大的成就。震著《孟子字义疏证》、《原善》两书，疏证用训诂学探求孟子本义，尤为一生第一大著作（戴氏自称所以正人心）。疏证主旨在说明理就是条理，条理必据人情作标准，凡不合人情的理，只是些个人意见，一定不是公理。他痛论宋儒谈理的祸害道：“尊者用理责卑，长者用理责幼，贵者用理责贱，不问那个理是否合理，总认为是合理的。卑者，幼者，贱者据理争辩，就是合理也认为不合理，因此在下面的人，不能把天下人的同情同欲（物质要求），达到上面。上面用自己的理责下面，下面的人都成了罪人，被法律杀死的罪人，还有人怜悯，被理杀死的罪人，谁去怜悯他？”

戴震真不愧为被压迫者的大哲学家，也不愧为对宋儒理学革命的第一人。

（三）变化时期

戴震的考据学、哲学，彻底击败了宋学，可是他这唯物主义的哲学，统治阶级决不允许它发展，首先出来痛斥的是浙东学派章学诚，认为戴震心术不端，离经叛道。皖派中也极少有人敢继续发挥（只有焦循一人），戴震自称第一大著作的价值竟一钱不值了。其余专讲训诂名物的一部分，虽然盛行，支离曼衍，已有人（方东树《汉学商兑》）讥为猪肉店的账簿了。皖派极盛时期，同时也是开始衰落时期，代它兴起的是西汉今文学派。

（甲）常州学派

戴震弟子孔广森治公羊学（今文经学），著《公羊春秋经传通义》。他不是有意恢复西汉今文学，来对抗皖派的东汉古文学，本意只在“备一家之言”，后起今文学派也不认他是开山祖。

真正今文学从庄存与开始。存与，江苏武进县人，与戴震同时。他自知训诂考据，绝不能争胜，要对抗皖派，必须别辟新境，“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何休《公羊传注·自序》）的公羊学成为最好的对象了。

存与著《春秋正辞》，不讲训诂名物，专求所谓“微言大义”，学风与皖派大异，但并不攻击古文学派。

（乙）今文学派的发展

存与创立今文学派，同县刘逢禄继起，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凡何休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通三统”（夏、商、周三代不同，随时因革）、“绌周王鲁”（鲁代周为王）、“受命改制”（孔子受天命为素王，改革旧制）等说，次第发明，公羊学卓然成一有力的学派。

刘逢禄著《左氏春秋考证》说《左传》是刘歆伪造书。此后凡今文学家无不攻古文经，一概指为刘歆伪书，立说不免武断，笃信古文经的东汉学派，却遭遇劲敌。古文学派的长城——《左传》、《周礼》两经，尤成众矢共射的鹄的。

（丙）今文学的分派

议政派——《公羊春秋》在西汉本是议政的要典，附会穿凿，是这一学派的特长。道光时代，西洋势力侵略益急，中国政治腐朽，危亡可忧，一部分先觉志士，借公羊学发挥改制变法的思想。龚自珍（浙江杭县人，著作名《定庵文集》）是这一派的代表，引公羊义讥评时政，排斥专制，晚清思想的解放（包括文章体制），自珍出力最大。光绪时代所谓新学家，无不读《定庵文集》，影响非常广泛。自珍又著《西域置行省议》，光绪时立新疆省，就是依据他的议论。与龚自珍并称的有魏源（湖南宝庆县人），著《海国图志》，谈世界地理，又著《圣武记》，主张变法图强（主张买外国船代替中国战船，在当时要算新见解）。龚、魏生在举国昏聩的时代，独能指天画地，规划天下大计，确是豪杰之士。他们都擅长考据学，但不屑自拘在考据圈子里。那些拘守今文经义的经师派自以为是，指他们是伪今文学派，自称为今文正统派。按照龚、魏的看法，这些夏虫井蛙，几乎不值一笑。

议政派发展到康有为、梁启超，造成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政变。

经师派——这是庸俗化的今文学派。这一派讲究今文师法，斤斤与古文学派争孔子真传、经学正统，如戴望、皮锡瑞、王闿运、廖平一类人，学问既不及古文学派的精切，识见又仅限在公羊、王制（《礼记》中一篇）小范围内，在学术史上不能占什么地位。

（丁）清末汉宋调和派

由于今文议政派的发展，使守旧顽固分子感到愤怒和恐慌。他们的代表是广州陈澧。澧擅长音韵学，著《东塾读书记》，调和汉宋学，取郑玄、朱熹学说牵合为一事，反抗维新议政派。他们得达官贵人的奖励，戊戌以后，流行很广。浙江朱一新（义乌县人，著《无邪堂答问》），也是这一派的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