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可以锻炼一班优秀的人物；它挑出一批心灵，把纯洁的和强壮的放在一边，使它们变得更纯洁、更强壮；但它把其余的心灵加速它们的堕落，或是斩断它们飞跃的力量。一蹶不振的大众在这儿跟继续前进的优秀分子分开了。优秀分子知道这层，觉得很痛苦；便是最勇敢的人对于自己的缺少力量与孤立暗中也很难过。而最糟的是，他们不但跟大众分离，并且也跟自己人分离。大家各自为政地奋斗着。强者只想救出自己。“噢，人哪，你得自助！”他们并没想到这句格言的真正的意思是：“噢，人哪，你们得互助！”他们都缺少对人的信赖，缺少同情的流露，缺少共同行动的需要——那是一个民族在胜利的时候才会有的——缺少元气充沛的感觉，缺少攀登高峰的意念。
关于这种情形，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也知道一些。巴黎有的是能了解他们的心灵，屋子里有的是不相识而真可以做朋友的人，可是他们像在亚洲的沙漠中一样孤独。
两人的境况很苦，差不多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克利斯朵夫只有替哀区脱抄谱和改编乐曲的工作。奥里维冒冒失失地辞退了教职。因为姊姊死后，他颓丧到极点，加上在拿端太太那个社会里有了一次痛苦的恋爱经验（他从来没跟克利斯朵夫提，因为不愿意泄露心中的苦恼；他的迷人的地方，一部分就是由于他跟最亲密的朋友也永远保持着那种幽密的神秘）。——在极需要沉默的精神颓唐的时期，教书的职务对他竟是一件没法忍受的苦工。他对于这个需要把自己的思想高声宣布出来，老是和群众混在一起的行业，毫无兴趣。要名副其实地做一个中学教员，必须有种使徒式的热情，而这是奥里维所没有的；至于大学的教席，必须经常接触群众，而这又是教一个像奥里维那样爱孤独的人感到痛苦的。他曾经作过两三次公开演讲，结果是怕羞得异乎寻常。他最厌恶抛头露面地站在讲坛上。他看到群众，感觉到群众，好像自己长着触角一样，他知道其中大多数是专为解闷而来的游手好闲的人；但娱乐大众的角色对他不是味儿。更糟的是，从讲台上说出来的话常常会把你的思想改头换面；而你一不留神，还会在举动、语调、态度上面，在表示思想的方式上面，甚至在心理方面，变成做戏。演讲往往会碰到两个暗礁：不是流于可厌的喜剧，便是流于时髦的学究气。对着几百个不认识而不作声的人高声朗诵的独白，等于大众可穿而谁也不合式的现成衣服，在一个有些孤僻与高傲的艺术家心中，简直是虚伪得受不了。奥里维需要凝神默想，每说一句话都要使自己的思想表现得很完整，所以他把千辛万苦挣来的教职放弃了；同时因为没有姊姊再来阻拦他的沉思遐想，他便开始写作。他很天真地以为只要有艺术价值，这价值就很容易被人赏识的。
不久他可醒悟了。要发表一些东西简直不可能。因为热爱自由，所以他痛恨一切损害自由的东西，只能在互相敌对的政党把国土和舆论一齐割据的局势之下，过着孤独生活，好似一株没法喘息的植物。他对于一切文学社团也抱着同样孤立的态度，而他们也同样地排斥他。在这些地方，他没有，也不能有一个朋友。除了极少数真有志愿的人，或是醉心于研究学问的人，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灵的冷酷、枯索、自私自利，使他不胜厌恶。一个人为了头脑——头脑又不大——而不惜使心灵萎缩，真是可悲的事。没有一点儿慈悲，只有那种聪明像藏在鞘里的利刃一般，这利刃说不定有天会直刺你的咽喉。你得时时刻刻地防着。交朋友也只能交一班爱好美的老实人，决不以此图利的，生活在艺术以外的人。艺术的气息是大多数人不能呼吸的。唯有极伟大的人才能生活在艺术中间而仍保持生命的源泉——爱。
奥里维只能靠自己。而这又是极脆弱的倚傍。任何钻谋他都受不了。他不肯为了自己的作品受一点儿委屈。看到一班青年作家卑躬屈节地趋奉某个著名的剧院经理，甘心忍受比对仆役更不客气的待遇，奥里维简直脸都红了。哪怕为了性命攸关的问题，他也不能这么做。他只把原稿从邮局里寄去，或是送往戏院或杂志的办公室，让它原封不动地放上几个月。有一天他偶然遇到一个中学时代的老同学——一个又懒又可爱的家伙，对他始终存着钦佩而感激的情意，因为奥里维从前很高兴而且很容易地替他做过枪手；他对于文学一窍不通，但文人倒认得不少，这就比深通文学有用得多；更因为他有钱，会交际，喜欢充风雅，他就听让那班文人利用。他在一个自己有股份的大杂志的秘书面前替奥里维说了句好话，人家立刻把压置了好久的原稿发掘出来，读了一遍；又经过了多少的踌躇（因为即使作品有价值，作者的名字可没有价值，社会上谁知道他这个人呢？），终于决定接受了。奥里维一知道这个好消息，以为自己的苦难快完了，其实才不过是开头呢。
在巴黎要教人接受一件作品还不算太难，但要把它印出来是另外一件事。那就得等了，得成年累月地等，有时甚至要等一辈子，倘若你没有学会趋奉别人或麻烦别人的本领，不时趁那些小皇帝刚起床的时候去朝见，让他们想起有你这个人，明白你决意要随时随地跟他们纠缠的话。奥里维只知道坐在家里，在等待期间把精力消磨尽了。他至多写些信去，永远得不到回复。烦躁的结果，他不能工作了。那当然是胡闹，可是你不能用理智来解释。他等每一班的邮差，对着桌子呆坐，非常苦闷，只为了下楼去等信件才走出自己的屋子：满怀希望的目光，一瞧见门房那儿的信箱就立刻变成失望；他视而不见地在街上遛着，只想等会儿再来；等到最后一次邮班过了，除了上层的邻居沉重的脚声以外，屋子里都静下来的时候，他对于人家的那种冷淡感到窒息。他只求一句回音，只要一句就行了！难道他们连这样的施舍也靳而不与吗？那靳而不与的人可想不到自己会给他痛苦。各人都用自己的形象去看世界。心中没有生气的人所看到的宇宙是枯萎的宇宙；他们不会想到年轻的心中充满着期待、希望，和痛苦的呻吟；即使想到，他们也冷着心肠，带着倦于人世的意味，含讥带讽地把他们批判一阵。
终于作品出版了。奥里维等得那么久，看到作品问世已经没有乐趣可言，那对他已经是死东西了。可是他希望它在别人眼中还是活的。其中有些诗意和智慧的闪光，绝不致无人注意。但社会上对这件作品完全保持静默。——他又写了两三篇论文。既然跟一切党派都没有关系，他始终遇到同样的静默，甚至于敌意。他只觉得莫名其妙。他挺天真地以为每个人对一件新的、即使是不十分好的作品，必定会表示好意。对一个发愿要使别人得到一些美、力或欢乐的人，大家不是应当感激的吗？可是他得到的只有冷淡或菲薄。他明明知道，他在作品中表现的思想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还有别人和他一般思想；殊不知那一类老实人并不读他的书，在文坛上也毫无说话的资格。便是有两三个读到他的文字，和他有同感，也永远不会对他说出来；他们用静默把自己封锁了。正如在选举的时候放弃投票一样，他们在艺术上也放弃权利；他们不看那些使他们受不了的书，不看他们厌恶的戏，却让敌人去投票选举他们的敌人，把一些只代表无耻的少数人的作品与思想捧上天去。
奥里维既不能依傍在精神上和他契合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他），就只能落在敌人手中，听凭与他的思想为敌的文人和受这种文人指挥的批评家摆布。
这些初期的接触使他心灵受伤了。他对于批评的敏感不下于老布鲁克纳——新闻界的恶意所给他的痛苦使他不敢再让人家演奏他的作品。奥里维连老同事的支持都得不到。那些教育界的人因为职务关系，还能感觉到法国文化的传统，照理是能了解他的。但他们是服从纪律的，把精神整个交给工作的老实人，往往被吃力不讨好的职业磨得牢骚满腹，不能原谅奥里维与众独异的行为。因为是驯良的公务员，所以他们只有看到优越的才能跟优越的地位合二为一的时候才承认其优越。
在这等情形之下，只有两三条路可走：不是用强力摧破外界的壁垒，就是作可耻的妥协，或者是退一步只为自己写作。奥里维对第一、第二条都办不到，便采取了最后一条。他为了生计，不得不忍着痛苦替人家补习功课，另外自个儿写些作品，但因为没有见到天日的可能，作品也慢慢地变得没有血色，变成虚幻的、不现实的了。
在这种半明半暗的生活中，克利斯朵夫像暴风雨般突然闯了进来。他对于社会的卑鄙与奥里维的忍耐非常愤慨。
“难道你没有热血吗？”他嚷道，“你怎么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你知道自己比这班畜生高明而让他们压迫吗？”
“怎么办呢？”奥里维说，“我不能自卫，要跟我瞧不起的人斗争，我简直受不了。我知道他们会不择手段，用所有的武器攻击我；我可是不能。我不但厌恶用他们那种恶毒的手段，而且还怕伤害他们。我小时候老老实实地让同伴们打。人家以为我懦弱，怕挨打。其实我对于打人比挨打更怕。有一天一个蛮横的家伙正在折磨我，旁边有人跟我说：‘喂，跟他拼了罢，把他肚子上踢一脚不就结了！’——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我是宁可挨打的。”
“你太没有热血了，”克利斯朵夫又说了一遍，“并且也是你们该死的基督教思想种的根！还有你们只剩了一些《教理问答》的宗教教育；经过割裂的《福音书》，淡而无味的，萎靡的《新约》……婆婆妈妈的慈悲，老是预备流眼泪的……可是你们的大革命，卢梭，罗伯斯庇尔，一八四八的革命……难道都忘了吗？我劝你每天早上念一段血淋淋的《旧约》罢。”
奥里维表示异议。他对于《旧约》有种天生的反感。这种心理可以追溯到他童年偷偷地翻着一部插图本的《圣经》的时代，那是人家从来不看也不许儿童看的东西。其实禁止也是多余的。奥里维看不多时，马上又恼又丧气地把它阖上了，直到读了《伊里亚特》《奥德赛》和《天方夜谭》那一类的书，才把看《圣经》的时候那种不愉快的印象抹掉。
“《伊里亚特》中的神，”奥里维说，“是一班长得很美、极有神通而缺点很多的人：我懂得他们，我或是爱他们，或是不爱他们；即使我不爱，也喜欢这种人；我有点儿偏疼他们。我像帕特洛克勒斯一样，愿意亲吻阿喀琉斯的受伤的脚。(1)但《圣经》里的上帝是一个自大狂的老犹太人，狂怒的疯子，时时刻刻都在咒骂、威吓，像发疯的狼一般怒嗥，在云端里发狂。我不懂得他，不喜欢他，他的无穷的诅咒使我头痛，他的残暴使我惊骇：
对摩押的默示……
对大马色的默示……
对巴比伦的默示……
对埃及的默示……
对海旁旷野的默示……
对异象谷的默示……(2)
“那简直是个疯子，自以为一身兼审判官、检察官、刽子手，在自己监狱的庭院里把花和石子宣布死刑。这部杀气腾腾的书充满着顽强的恨意，令人气都喘不过来……——毁灭的叫喊……笼罩着摩勃地方的叫喊；到处可以听到他的怒吼……——他不时在尸横遍野、妇孺惨毙的屠杀中休息一会儿；于是他笑了，好像姚苏哀(3)军队中的老兵在围城之后坐在饭桌前面的狂笑：
万军之主耶和华给部下供张盛宴，让他们吃着肥肉，喝着陈酒。……主的剑上满着鲜血，涂着羊腰的油脂……(4)
“最要不得的是，这个上帝还用欺骗手段派先知去蒙蔽人类的眼睛，造成他使他们受苦的理由：
——去，把这个种族的心变硬，塞住他的耳目，不让他了解，不让他改变主张，不让他恢复健康。
——那么主啊，到哪时为止呢？
——到屋无居民，土地荒芜的时候……(5)
“真的，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残暴的人！……
“当然，我不至于那么愚蠢，不了解这种语言的力量。但我不能把思想跟形式分离；倘使我对这个犹太上帝有时会低回赞叹，也只像我对老虎低回赞叹一样。莎士比亚专会制造妖魔鬼怪，也制造不出这样一个代表恨、代表神圣而有德的恨的角色。这部书真可怕。一切疯狂都是有传染性的；恨就是其中之一。而这种疯狂特别危险，因为它那残忍的骄傲还自命为能够澄清世界。英国使我发抖，因为它几百年来就浸**着清教徒思想。幸而它和我隔着一个海峡。一个民族只要还在把《圣经》做养料，我就不相信他是完全开化的。”
“那么你应当怕我啰，”克利斯朵夫说，“我就是醉心于这种思想的。那等于猛狮的骨髓，强健的心的食粮。《福音书》要没有《旧约》做它的解毒剂，便是一盘淡而无味的、不卫生的菜；要生存的民族必须拿《圣经》做骨干，我们应当奋斗，应当恨。”
“我就恨这个恨。”奥里维说。
“恐怕你连这种恨意都没有吧！”
“不错，我连这点儿恨的气力都没有。我不能不看到敌人的理由。我常常念着画家夏邓的话：‘要柔和！要柔和！’”
“好一匹绵羊！”克利斯朵夫说，“可是你想做绵羊也没用。我要使你跳过壕沟，我要拼命拖着你向前。”
果然他把奥里维的事抓在手里，发动了论战。他开始并不十分高明。他不等人家把一句话说完就恼了；目的是为朋友辩护，结果反而对朋友不利；事后他发觉了，对于自己的笨拙觉得很难过。
奥里维也并不欠朋友的情。他也为了克利斯朵夫而跟人打架呢。虽然他怕斗争，虽然头脑清楚冷静，嘲笑一切极端的言语和行动，但一朝替克利斯朵夫辩护的时候，他可比克利斯朵夫和所有的人都更激烈。他头脑糊涂了。一个人在爱情中是应当会糊涂的。奥里维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可是他比克利斯朵夫更巧妙。这个为了自己的事作风那么古板、那么笨拙的青年，为了使朋友成功倒很有手段，甚至也能玩弄权术；他拿出惊人的毅力和机巧替克利斯朵夫争取朋友，有办法使音乐批评家与音乐爱好者对克利斯朵夫感兴趣。倘使要他为了自己去干求那些人，他一定会脸红的。
两人费了多少心力，结果也不容易改善他们的境况。相互的友爱使他们做了不少傻事。克利斯朵夫借了债私下替奥里维印一部诗集，不料一部也没卖掉。奥里维怂恿克利斯朵夫举行一次音乐会，临了是一个听众也没有。克利斯朵夫对着空无一人的场子，很勇敢地拿亨德尔的话安慰自己：“好极了！这样，音响的效果倒更好……”可是这种豪语并不能使他们把花的本钱收回。他们只得好不心酸地回家。
在这个艰难的情形中，唯一来帮助他们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犹太人，叫做泰台·莫克。他开着一家艺术照相馆，对自己的行业很感兴趣，识见很高，也花了不少巧思。但他除此以外还关心许多事，甚至把买卖都疏忽了。便是他专心于照相的时候，也仅仅是研究技术的改进，和印照片的新方法，那方法虽然巧妙，也难得成功，倒反浪费了不少钱。他读书极多，对于哲学、艺术、科学、政治，各方面的新思想无不留意；他感觉极灵，凡是别具一格的，有点儿力量的个性，他都会发掘出来，仿佛那些个性所隐藏的磁力会吸引他。奥里维的朋友都是和奥里维一样孤独，一样躲在一旁工作的，莫克在他们中间来来往往，成为一个联络人物，在他们不知不觉之间促成他们思想的交流。
奥里维要把莫克介绍给克利斯朵夫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先表示拒绝；过去的经验使他不愿意再跟以色列族的人交往。奥里维笑着说，他对犹太人的认识并不比他对法国人的更高明。于是克利斯朵夫答应再试一下；可是他第一次看到泰台·莫克，就皱了皱眉头。莫克表面上犹太色彩特别浓，就像一班不喜欢他们的人所想象的那个模样：矮小，秃顶，身体长得很难看，鼻子臃肿，一双斜眼戴着一副大眼镜，脸上留着一簇乱七八糟的粗硬的黑胡子，多毛的手，很长的胳膊，短而弯曲的腿，活像一个腓尼基教里的上帝。但他眉宇之间有种那么慈爱的表情，把克利斯朵夫感动了。尤其莫克是很朴实的，不说一句废话：没有过分的恭维，只有非常识趣的一言半语。可是他最高兴帮别人的忙，人家还没开口，他已经把事情给办妥了。他常常来，甚至来得太密了些；而几乎每次都带着些好消息：不是为奥里维介绍写文章或教课的差事，就是为克利斯朵夫介绍学生。他从来不多耽留时间，竭力装得很随便。或许他已经觉察克利斯朵夫的不高兴；因为克利斯朵夫一看见那张一把大胡子的脸在门口出现，就要做出不耐烦的动作，但事后又对莫克的好心非常感激。
好心在犹太人身上并不少有，这是他们在所有的德行中最乐意承认的一种，即使他们并不实行。其实大多数人的好心都出之以消极的或无所谓的形式：宽容，淡漠，不愿意做坏事，含讥带讽的容忍，在他们都是好心的表现。莫克的好心却是很积极的。他永远预备为了什么人或事而鞠躬尽瘁：为他清寒的犹太教友，为亡命的俄国人，为各国的被压迫者，为不幸的艺术家，为一切的灾难，为一切慷慨的善举。他的荷包永远打开着，不论怎样不充裕，他总有方法掏出一些来；一文不名的时候，他会教别人掏出来；他从来不辞劳苦，不怕奔走，只要是为帮助别人。这些他都出之以很自然的态度。他的缺点便是表明自己老实与真诚的话说得太多了一些；但妙的是他的确老实，的确真诚。
克利斯朵夫对于莫克是同情与厌恶参半，有一回竟说了一句顽皮孩子的刻薄话；因为被莫克的好意感动了，他便亲热地抓着他的手说：“啊！多可惜！……你身为犹太人真是太不幸了！”
奥里维吃了一惊，脸都红了，仿佛说的是他自己。他很难堪，竭力想把克利斯朵夫的话圆过来。
莫克笑了笑，带着凄凉而嘲弄的神气，静静地回答：“更不幸的是生而为人。”
克利斯朵夫只觉得这句话是普通的牢骚；可是其中的悲观意味，比他所能想象的深刻得多；奥里维凭着细致的感觉立刻体会到了。除了大家认识的这个莫克以外，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甚至在许多地方相反的莫克。他表面上的性格，是他把自己的天性长期压制的结果。这个好像很纯朴的人，骨子里很喜欢绕圈子，只要一不留神，就把简单的事搞得很复杂，使他最真实的感情也带点儿做作的嘲弄的性质。他面上很谦虚，有时甚至过分地自卑，实际上却非常骄傲，那是他知道得很清楚而痛自贬责的。他那种乐观、活动，时时刻刻的忙着帮助别人，都是一种掩饰，遮盖着根子很深的虚无主义，和不敢向自己瞧一眼的心情。莫克表示自己相信许多事：相信人类的进步，相信净化以后的犹太精神的前途，相信法兰西的使命是做一个新思想的战士——他真心地把这三件事看做三位一体。——奥里维却看得很明白，对克利斯朵夫说：“其实他什么都不信。”
尽管莫克游戏人生，非常洒脱，他仍旧是个神经衰弱的人，不愿意看到内心的空虚。有时他精神上觉得一片虚无，半夜里突然呻吟着惊醒过来。好像在水里要抓住救命圈似的，他到处找一些借口让自己能够有所行动。
一个人生在一个太老的民族中间是需要付很大的代价的。他负担极重：有悠久的历史，有种种的考验，有令人厌倦的经验，有智慧方面与感情方面的失意，总之要有几百年的生活——沉淀在这生活底下的是一些烦闷的渣滓。闪米特族的无穷的烦闷，和我们亚利安族的完全不同；我们的烦闷虽然也很痛苦，但至少有些确切的原因，原因消灭，烦闷也可以跟着消灭；而这原因大多是欲望不能满足。但在某些犹太人，往往连生机都被一种致命的毒素侵蚀了。他们没有欲望，没有兴趣，没有野心，没有爱，没有快乐。这些跟祖国的传统脱节的东方人，千百年来把精力消耗净尽，竭力想达到不动心的境界而达不到；他们始终没有失掉的——并非保持原状而是过分夸张了的——只有思想，只有无穷的分析，使他们对什么都不觉得愉快，对一切行动都没有勇气。最有气魄的人也只是造出些角色来给自己扮演，而并不为自己打算。他们之中有些很聪明、很严肃的人，往往对现实生活不关痛痒，一切都逢场作戏；——他们虽不承认有这个意思，但游戏人生的确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方式。
莫克也是个演员，可是自成一派。他成天忙着，为的要使自己麻木。但他的忙不像多半的人为了自私，而是为了别人。他对克利斯朵夫的忠诚是动人的，也是令人生厌的。克利斯朵夫有时对他很粗暴，过后又立刻后悔。莫克从来不恨克利斯朵夫。他无论碰到什么事都不会灰心。并非他对克利斯朵夫有怎么热烈的感情。他喜欢的是帮人家忙，而不一定是所帮的对象。对象仅仅是种借口，使他能做些好事，混过日子。
他花了那么大的劲儿，居然使哀区脱决心刊印克利斯朵夫的《大卫》和别的几件作品。哀区脱心里很契重克利斯朵夫的才具，但并不急于把他公诸大众。等到莫克预备把这部乐谱自己出钱托另一个出版家刊印了，哀区脱才为了争面子，自动接受下来。
有一回奥里维病倒了，钱用完了，境况非常困难，莫克竟会想到向法列克斯·韦尔——那个和两位朋友住在一幢屋子里的、有钱的考古学家——去求援。莫克和韦尔是相识的，但彼此很少好感。他们俩性格太不同了；莫克这种**的、神秘的、激烈的性情，粗鲁的举止，或许会引起平静的、爱嘲弄的、举动文雅而思想保守的韦尔的讥讽。另一方面，他们骨子里也有共同点：对行动都没有什么深刻的兴趣，只靠顽强的机械的生命力支持着。但两人都不愿意感觉到这一点。他们只关心自己所扮的角色，而这些角色彼此并无接触。所以那天韦尔对莫克相当冷淡；莫克想把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的艺术计划打动韦尔的兴趣，韦尔却含讥带讽地表示怀疑。莫克老是醉心于这个或那个理想，早已使犹太社会看了好笑，同时认为他是个到处向人借钱的危险分子。但他凭着一贯的不灰心的作风，这一回也绝对不灰心；他一面坚持，一面提到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友谊，居然使韦尔动心了。他觉察到这一点，便继续在这个题目上用功夫。
他的确挑动了对方的心。这个摆脱一切，没有朋友的老人，原来是把友谊看做神圣的。他一生最大的感情是对一个夭折的朋友的友谊。那是他内心的至宝，每次想起总觉得很安慰。他创立了一些事业，纪念这位朋友，把自己的著作题献给他。莫克说的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相互的友情使他大为感动。他的历史跟他们的颇有相像的地方。他所丧失的朋友当初对他是个长兄，是个青年时代的伴侣，他崇拜的指导者。一班年轻的犹太人，有的是智慧与慷慨的热情，在冷酷的环境中极感痛苦，想复兴他们的民族，再由他们的民族来复兴世界，他们鞠躬尽瘁地消耗着自己的精力，像火把一般在世界上照耀了几小时：韦尔的亡友便是这样的一个青年。他的火焰曾经使年轻的韦尔精神奋发。他在世的时候，韦尔始终跟着他在信仰的光轮中往前走着——相信科学，相信精神的力量，相信未来的幸福。从朋友去世以后，懦弱而爱发牢骚的韦尔就让自己从理想主义的高峰直掉到《传道书》(6)中那样的沙土里，那种气息是每个聪明的犹太人都有的，而且是随时预备把他们的聪明吞掉的。但他从来没忘了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所过的光明的日子，把差不多已经隐灭的光彩始终保存在心里。他对谁都没提过这位朋友，连对他所爱的妻子在内，那是一件神圣的事。而这个被大家认为冷酷而毫无风趣的老人，到了暮年还在心里反复念着一个印度古代婆罗门高僧的又温婉又辛酸的句子：“世界上受过毒害的树，还能产生比生命的甘泉更甜美的两个果子：一个是诗歌，一个是友谊。”
韦尔从此对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感到了兴趣。因为知道他们性情高傲，他就很识趣地向莫克要了一部奥里维最近出版的诗集。两位朋友并没采取什么行动，甚至想都没想到：他居然为这部作品弄到一笔学士院的奖金；而在他们艰苦的境况中，那也来得正是时候了。
克利斯朵夫知道了这个出乎意料的帮助是出之于一个他准备加以诋毁的人，就对于自己可能说的话或可能想的念头十分惭愧。虽然不喜欢拜访人家，他也勉强捺着性子去向韦尔道谢。但这番好意没有得到好结果。看到克利斯朵夫那种年轻人的热情，老韦尔笑傲人生的脾气不由自主地觉醒了；他们俩并不投机。
那天克利斯朵夫访问了韦尔，又感激又气恼地回到顶楼上，发现莫克又来给奥里维一些新的帮助，同时又读到吕西安·雷维-葛写的一篇对他的音乐很不好的评论——不是坦白的批评，而是冷言冷语地把克利斯朵夫跟他痛恨的三四流音乐家相提并论。
克利斯朵夫等莫克走了以后和奥里维说：“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老是跟犹太人打交道；而且只跟犹太人打交道！难道我们自己也得变成犹太人吗？仿佛我们是在勾引他们。敌人也罢，盟友也罢，我们到处只碰到他们。”
“那是因为他们比旁人更聪明，”奥里维说，“在我们法国，一个思想自由的人差不多只能跟犹太人谈谈什么新的和活生生的事。其余的人都抓着过去，不会动了。不幸，这个过去对犹太人是不存在的，至少他们的过去和我们的不同。所以我们跟他们只能谈论现在的事，跟我们同种的人只能谈昨天的事。你瞧，犹太人在各方面都有活动：商业，工业，教育，科学，慈善事业，艺术……”
“别提艺术。”克利斯朵夫说。
“我不说我对他们所做的事都有好感，我还常常讨厌呢。但至少他们是活的，懂得活着的人的。我们少不了他们。”
“别夸张，”克利斯朵夫带着取笑的口气说，“我就少得了他们。”
“对，你也许照旧能活下去。但要是你的生活与作品没法教大家认识的话（倘若没有他们，那是很可能的），你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难道和我们同教的人会来帮助我们吗？旧教教会让它最优秀的子孙灭亡，绝对不救一下。凡是心灵深处真有宗教热忱的人，为上帝献身的人，如果胆敢不守旧教的规条，不承认罗马的威权，那么一班自称为的旧教徒不但立刻把他们视同陌路，抑且视同仇敌，不出一声地让他们落在共同的敌人手里。一颗自由的心灵，不管怎么伟大，倘使单有基督徒的精神而不肯服从，那么纵使他代表信仰中最纯洁、最神圣的部分，一般的旧教徒也认为他是不相干的。他不盲不聋，要用自己的念头去思索；所以大家摒弃他，幸灾乐祸地看着他独自受苦，被敌人**，向他的弟兄们求救（他便是为了这班弟兄的信仰而死的）。今日的基督旧教，它那种麻木不仁的力量真可以致人死命。它能宽恕敌人，可不能宽恕想唤醒它帮助它的人……可怜的克利斯朵夫，要是没有一小群思想自由的新教徒和犹太人，我们会变成怎么样？我们这批生为旧教徒而思想独往独来的人，我们的行动有什么用？在今日的欧洲，犹太人是一切善与恶中间最活跃的媒介，把思想的花粉随意散布出去。你的最凶狠的敌人和最早的朋友不是都在他们中间吗？”
“不错，”克利斯朵夫说，“他们曾经鼓励我，支持我，在战斗中说过使我振作精神的话，证明我还有人了解。当然这些朋友中很少始终如一的，他们的友谊只是一堆干草的火焰。可是也没关系！这道转瞬即逝的微光在漫漫长夜中已经了不起了。你说得对：咱们不能忘了他们的好处！”
“咱们尤其不能糊涂，”奥里维说，“不能再摧残我们那个陷于病态的文明，不能去攀折它几根最有生气的枝条。倘使不幸而犹太人被逐出欧洲的话，欧洲在智慧与行动方面就会变成贫弱，甚至有完全破产的危险。特别在我们法国，在这样一息仅存的情形之下，他们的放逐使我们的民族所受的打击，要比十七世纪时放逐新教徒的结果更可怕。没有问题，他们此刻占据的地位大大地超过了他们真正的价值。他们利用今日政治上跟道德上的混乱，还推波助澜，因为他们喜欢这种局面，因为他们觉得在其中得其所哉。至于像莫克一般最优秀的人，他们的错误，是在于真心把法国的命运和他们犹太人的梦想合二为一，那往往对我们害多利少。可是我们也不能责备他们由着他们的心意来改造法国，那表示他们爱法国。倘使他们的爱情是可怕的，我们只有起而自卫，教他们归到原位上去，他们的位置在我国是应当居于次要的。并非我认为他们的种族比我们的低劣（种族优越的问题是可笑而可厌的），可是我们不能承认一个还没跟我们同化的异族，自命为对于我们的前途比我们自己认识更清楚。它觉得住在法国很舒服，那我也很高兴；但它绝不能把法国变成一个犹太国！要是一个聪明而强有力的政府能把犹太人安放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一定能成为最有效率的一分子，促成法兰西的伟大；而这是对他们和我们同样有利的。这些神经过敏的、**的、游移不定的人，需要一条能够控制他们的法律，需要一个刚强正直，能够压服他们的主宰。犹太人好比女人：肯听人驾驭的时候是极好的；但由她来统治就要不得了，不管对男人对女人都是如此，而接受这种统治更要教人笑话。”
尽管相爱，尽管因为相爱而能够心心相印，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究竟有些地方彼此不大了解，甚至觉得很不愉快。结交的初期，各人都留着神，只把自己跟朋友相像的地方拿出来，所以双方没觉察。可是久而久之，两个种族的形象浮到面上来了。他们有些小小的摩擦，凭着他们那样的友情也不能永远避免的摩擦。
在误会的时候，他们都搞糊涂了。奥里维的精神是信仰、自由、热情、讥讽、怀疑等等的混合物，克利斯朵夫永远摸不着它的公式。奥里维方面，对于克利斯朵夫的不懂得人的心理也觉得不痛快；他有那种读书人的贵族气息，不由得要笑这个强毅的可是笨重的头脑，笑他的稚拙，笑他的浑然一片，不懂分析自己，受人欺骗，也受自己欺骗。克利斯朵夫的婆婆妈妈的感情，容易激动，容易粗声大气的流露衷曲，有时在奥里维看来是可厌的，甚至有点儿可笑的。除此以外，克利斯朵夫对于力的崇拜，德国人对于拳头的信仰，更是奥里维和他的同胞不甘信服的。
而克利斯朵夫也不能忍受奥里维的讥讽，常常会因之大怒；他受不了那种翻来覆去的推敲、无穷尽的分析，仿佛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在一个像奥里维这样看重节操的人，那是很奇怪的现象，但它的根源就在于他兼收并蓄的智慧，因为他的智慧不愿意对事情一笔抹煞，喜欢看到相反的思想。奥里维看事情，用的是一种历史的、俯瞰全景的观点；因为极需要彻底了解，所以同时看到正反两面：他一忽儿拥护正面，一忽儿拥护反面，看人家替哪方面辩护而定；结果连他自己也陷于矛盾，无怪克利斯朵夫看了莫名其妙了。可是在奥里维，这倒并不是喜欢跟别人抵触或标新立异，而是一种非满足不可的需要，需要公道，需要通情达理：他最恨成见，觉得非反抗不可。克利斯朵夫对于不道德的人物与行为，往往夸大事实，不假思索就加以批判，使奥里维听了很不舒服。他虽然和克利斯朵夫同样纯洁，天性究竟没有那么顽强，会受到外界的**、濡染、接触。他反对克利斯朵夫的夸张，但他自己在相反的方面也一样夸张。这个思想上的缺点使他每天在朋友前面支持他的敌人。克利斯朵夫生气了，埋怨奥里维的诡辩和宽容。奥里维只是笑笑：他很知道因为没有自欺欺人的幻想才有这种宽容，也知道克利斯朵夫相信的事要比他多得多，而且接受得更彻底。克利斯朵夫是从来不向左右瞧一眼，只顾像野猪一般往前直冲的。他对于巴黎式的“慈悲”尤其厌恶。他说：
“他们宽恕坏蛋的时候，最大的理由是作恶的人本身已经够不幸了，或者说他们是不能负责的……可是第一，说作恶的人不幸是不确的。那简直是把可笑的、无聊的戏剧上的道德观念，荒谬的乐观主义，像史克里勃和加波(7)所宣传的那一套，拿来实行了。而史克里勃与加波，你们这两个伟大的巴黎人，最配你们那些享乐的，伪善的，幼稚的，懦怯的，不敢正视自己丑态的布尔乔亚社会……一个坏蛋很可能是个快乐的人，甚至比别人更多快乐的机会。至于说他不能负责，那又是胡说了。既然人的天性对于善恶都不加可否，因此也可以说是偏于恶的，那么一个人当然能够犯罪而同时是健全的。德不是天生的，是人造的。所以要由人去保卫它！人类社会是一小群比较坚强而伟大的分子建筑起来的。他们的责任是不让狼心狗肺的坏蛋毁坏他们惨淡经营的事业。”
这些思想实际上并不和奥里维的有多大分别；但因为奥里维本能地要求平衡，所以一听到战斗的话，就特别表示出游戏人生的态度。
“别这样地忙乱，朋友，”他对克利斯朵夫说，“让世界灭亡罢。像《十日谈》里头的那些伙伴一样，正当佛罗伦萨城在蔷薇遍地、杉树成荫的山坡底下为黑死病毁灭的时候，我们且安安静静地欣赏一下思想的园林罢。”
他像拆卸机器一样整天地分析艺术、科学、思想，希望从中找出些隐藏的机轴；结果他变得极端地怀疑，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变为精神的幻想，变为空中楼阁，比几何图形都更空虚，因为几何图形还能说是满足思想上的需要。克利斯朵夫愤慨之下，说道：“机器走得很好，干吗把它拆开来呢？你可能把它搞坏的。而且你的成绩在哪儿？你要证明些什么？证明一切皆空，是不是？我也知道一切皆空。就因为我们到处受到虚无包围，我才奋斗。你说什么都不存在吗？我，我可是存在的。没有活动的意义吗？我就在活动。喜欢死亡的人，让他们死罢！我活着，我要活。我的生命在一只秤托里，思想又在另一只秤托里……思想，滚它的蛋！……”
他逞着暴烈的性子，讨论问题的时候不免出口伤人。他说过就后悔，恨不得把话收回来；但听的人已经受到伤害。奥里维是很敏感的，脸很嫩，话重了一些，尤其是出之于他所爱的人，他简直心都碎了。但他为了傲气，把这一点憋在肚里，只退一步做着反省的工夫。他也发觉他的朋友像所有的大艺术家一样，会突然之间流露出无意识的自私。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有时候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还不及一阕美丽的音乐可贵——克利斯朵夫对他也不隐瞒这种思想。——他了解克利斯朵夫，认为克利斯朵夫是对的；但他心里很难过。
并且，克利斯朵夫的天性中有各式各种骚乱不宁的成分，为奥里维摸不着头脑而很操心的。第一是那种突如其来的古怪而可怕的脾气。有些日子，克利斯朵夫不愿意说话，或者像魔鬼上了身似的只想伤害人。再不然他失踪了，你可以一整天大半夜地看不见他。有一次，他接连两天没回来。天知道他在做些什么！他自己也不大清楚……其实是他的强烈的天性被狭窄的生活跟寓所拘囚着，好像关在鸡笼里，有时差点儿要爆裂了。朋友的镇静使他气恼，竟想加以伤害。他只得往外逃，用疲劳来折磨自己，在巴黎跟近郊四处乱跑，心中渺渺茫茫的希望有些奇遇，有时也真会碰到；他甚至希望闹些乱子，例如跟人打架什么的，把过于旺盛的精力发泄一下……奥里维因为身体娇弱，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克利斯朵夫自己也不比他更了解。他从这种神思恍惚的境界中醒来，好比做了一个累人的梦——对于做过的事和将来还会再做的事，有点儿惭愧，有点儿不安。可是那阵突如其来的疯狂过去以后，他好比雷雨以后的天空，没有一丝污点，晴明万里，威临一切。他对奥里维更温柔了，因为给了他痛苦而恼自己。他对两人之间那些小小的口角弄不明白了。错处并不都在他这方面，但他认为自己同样要负责；他埋怨自己的好胜心，觉得与其把朋友驳倒而证明自己有理，还不如跟他一起犯错误。
最糟的是他们在晚上发生误会，闹着别扭过夜，那是两个人都不舒服的。克利斯朵夫往往起床写一张字条塞在奥里维的房门底下，第二天一醒过来就向他道歉。或者他还等不到天亮，当夜就去敲门。奥里维跟他一样地睡不着。他明知克利斯朵夫是爱他的，并非故意要伤害他；但他需要听克利斯朵夫把这些意思亲口说出来。而克利斯朵夫果然说了，一切都过去了。那才多么快慰呢！这样他们才能睡着。
“啊！”奥里维叹道，“互相了解是多么困难！”
“难道非永远互相了解不可吗？”克利斯朵夫说，“我认为不必。只要相爱就行了。”
他们事后竭力以温柔而不安的心情加以补救的这些小争执，使他们格外相爱。吵了架，奥里维眼中立刻映出安多纳德的形象。于是两位朋友互相体贴到极点。克利斯朵夫每逢奥里维的节日，总得作一个曲子题赠给他，送点儿鲜花、糕饼、礼物，天知道是怎么买来的，因为他平常钱老是不够用。在奥里维方面，却是在夜里睁着倦眼偷偷地为克利斯朵夫抄写总谱。
两个朋友之间的误会从来不会怎么严重，只要没有第三者插进来。但那是免不了的：在这个世界上，爱管闲事而挑拨人家不和的人太多了。
奥里维也认识克利斯朵夫从前来往的史丹芬一家，受着高兰德吸引。克利斯朵夫当初没有在她那边遇到他，因为那时奥里维遭了姊姊的丧事，躲在家里。高兰德绝对不邀他去：她很喜欢奥里维，可不喜欢遭逢不幸的人；她说自己太容易感动，看到人家伤心会受不住，所以要等奥里维的悲伤淡下去。赶到她知道他已经痊愈而不至于再传染别人的时候，就设法招引他。奥里维用不着人家三邀四请。他是个狷介与浮华兼而有之的人，很容易入迷的，何况那时又爱着高兰德。他和克利斯朵夫说想再到她家里去，克利斯朵夫因为尊重朋友的自由，没有责备他，只是耸耸肩，带着取笑的神气回答说：“去罢，孩子，要是你觉得好玩的话。”
克利斯朵夫自己可决不跟着他去。他已经决意不和那些卖弄风情的姑娘来往。并非他厌恶女性，那才差得远呢。对于一班劳动的青年妇女，每天清早睁着倦眼，急匆匆地，老是迟到地往工场或办公室奔去的女工、职员、公务员，他都抱有好感。他觉得，女人只有在活动的时候，挣取自己的面包和过着独立生活的时候，才有意思。他甚至觉得，唯有这样，女性的风韵，动作的轻盈，感官的灵敏，她的生命与意志的完整，才能完全显露出来。他瞧不起有闲的享乐的女子，认为那等于吃饱了东西的野兽，一方面在那里消化食物，另一方面感到无聊，做着些不健全的梦。奥里维却是相反，他最喜欢女人“无所事事”的悠闲，喜欢她们花一般的娇艳，以为只要长得美，能够在周围散布香味，就算她们不白活了。他的观点是艺术家的观点，克利斯朵夫的观点却更富于人间性。克利斯朵夫和高兰德相反：越是深尝人世的痛苦的人，他越喜欢。他觉得自己跟他们有一股友爱的同情做联系。
高兰德自从知道了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的友谊以后，更想见一见奥里维，因为她要详细打听一下。克利斯朵夫那么傲慢地把她淡忘了使她有点儿气愤，虽然不想报复——那是不值得的——却很乐意跟他开个玩笑。这是东抓抓，西咬咬，想惹人注意的猫的玩意儿。凭她那种迷人的本领，她毫不费力就套出了奥里维的话。只要不跟人家在一起，谁也比不上奥里维的明察和不受欺骗；面对着一双可爱的媚眼，谁也比不上他的天真和轻信。高兰德对于他跟克利斯朵夫的友谊表示那么真诚的关切，所以他把他们的历史原原本本讲了出来，甚至把他从远处看了好玩而都归咎于自己的误会，也说了一部分。他也对高兰德说出克利斯朵夫的艺术计划，说出他对法国与法国人的某些——当然不是恭维的——批评。这些事情本身都没有什么关系，但高兰德立刻拿来张扬出去，还别出心裁地安排一下，为的使故事更动听，也为的把克利斯朵夫耍弄一下。第一个听到她的心腹话的，当然是那个跟她形影不离的吕西安·雷维-葛，而他并没有保守秘密的理由，所以那些话就越来越添枝接叶地传布开去，把奥里维形容做一个牺牲者，说话之间对他有种轻侮的同情。两个角色既没有多少人认识，照理故事是不会引起谁的兴趣的；但巴黎人最喜欢管闲事。辗转相传，结果克利斯朵夫自己也有一天从罗孙太太嘴里听到了这些秘密。她在一个音乐会中遇到他，问他是不是真的和可怜的奥里维·耶南闹翻了，又问起他的工作，言语之间所提到的某些事，克利斯朵夫以为只有他跟奥里维两个人知道的。他向她追问消息的原委；她说是吕西安·雷维-葛告诉她的，而吕西安又是听奥里维自己说的。
这一下对克利斯朵夫简直是当头闷棍。生性暴躁，又不懂得怀疑，他压根儿不想向人家指出这件新闻的不近事实；他只看见一桩事：便是他向奥里维吐露的秘密被泄漏给吕西安·雷维-葛了。他不能在音乐会里再待下去，马上走了。周围只有一片空虚。他心里想着：“我的朋友把我出卖了！……”
奥里维正在高兰德那里。克利斯朵夫把自己的卧室下了锁，使奥里维不能像平常一样在回来的时候跟他说一会儿闲话。果然他听见他回来了，把他的门推了推，在锁孔中轻轻地和他招呼了一声，他可是一动不动，在黑暗中坐在**，双手捧着脑袋，反复不已地对自己说着：“我的朋友把我出卖了！……”这样的直挨了大半夜。这时他才觉得自己怎样地爱着奥里维；因为他并不恨朋友的欺骗，只是自己痛苦。你所爱的人对你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不爱你。你没法恨他；既然他丢掉你，足见你不值得人家的爱，你只能恨自己。这便是致命的痛苦。
第二天早上看到奥里维的时候，他一句不提；他觉得那些责备的话，自己听了就受不住——责备朋友滥用他的信任，把他的秘密给敌人利用等等，他一句也不能说。但他的脸色代他说了：神气是冷冰冰的，含有敌意的。奥里维看了大吃一惊，可是莫名其妙。他怯生生地试探克利斯朵夫对他有什么不满意。克利斯朵夫却粗暴地掉过头去，置之不理。奥里维也恼了，不出声了，只想着胸中的悲苦。那天他们整日没有再见面。
即使奥里维使克利斯朵夫受到百倍于此的痛苦，克利斯朵夫也不会报复，甚至也不大会想到自卫。对于他，奥里维是神圣的。但他胸中的愤懑必须对什么人发泄一下，而发泄的对象既然不可能是奥里维，就得轮到吕西安·雷维-葛了。依着他平素那种偏枉而激烈的性情，他把先前归咎于奥里维的过失立刻派在吕西安头上；他想到这样一个家伙居然能抢走他朋友的感情，像从前抢掉高兰德对他的友谊一样，就不由得妒火中烧。而那一天他又看到吕西安的一篇关于《菲德里奥》(8)的批评，愈加气坏了。吕西安冷嘲热讽地提到贝多芬，说剧中的女主角大可以得蒙底翁道德奖。这出歌剧的可笑的地方，甚至音乐方面的某些错误，克利斯朵夫比谁都看得清楚；他对于世所公认的大师们从来不盲目地崇拜。但他也并不自命为永远没有矛盾，像法国人那样始终合于逻辑。世界上有一班人很愿意挑自己所喜欢的人的错，可不答应别人那么做，克利斯朵夫便是这么一个人。并且克利斯朵夫的批评一个大艺术家，尽管尖刻，究竟是因为对艺术抱着热烈的信仰，爱护大师的光荣，不能忍受他有一丝一毫的瑕疵；吕西安的那一套却是想迎合群众的卑鄙心理，挖苦一个大人物来逗大家发笑：这两种批评当然是大不同的。何况克利斯朵夫虽然思想那么洒脱，还暗中认为有一种音乐是绝对不能触犯的，那不只是音乐而是更胜于音乐的音乐，是一颗伟大的仁慈的心灵的音乐，给你安慰、给你勇气、给你希望的音乐。贝多芬的作品便属于这一类；它现在受到一个卑鄙的家伙的侮辱，怪不得克利斯朵夫要义愤填膺了。那不光是一个艺术问题；一切使人生有点儿价值的东西——爱情、牺牲、道德，全部都牵涉到了。我们不能允许人家侵犯这些，正如不能允许人家侮辱一个为我们敬爱的女子；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人当然要恨、要拼命了……而这个侮辱的人又不是别人，竟是克利斯朵夫最瞧不起的家伙，那更有什么话说！
碰巧当天晚上克利斯朵夫和那个人劈面遇到了。
为避免跟奥里维单独在一起，克利斯朵夫一反平时的习惯，上罗孙家参加晚会去了。人家要求他弹奏，他勉强答应下来。但过了一忽儿，他正聚精会神想着所奏的作品，忽然抬起眼睛，看到几步以外的人堆里，吕西安含讥带讽地在那儿打量他。他一个乐节没弹完就马上停住，站起身子，背对着钢琴。大家登时静了下来，都有点儿发窘。罗孙太太诧异之下，向克利斯朵夫走过去，勉强堆着笑容，很谨慎地问（因为她不敢断定作品是否真的完了）：“您不弹下去了吗，克拉夫脱先生？”
“我弹完了。”他冷冷地回答。
他说过了就觉得措辞不大得体，但非但不因此检点，倒反更烦躁了。他并没注意到人家用着讥讽的态度看着他，径自走去坐在客厅的一角——可以望见吕西安的动作的地方。旁边坐着一个脸色红红、眼睛浅蓝、神气想睡觉的老将军，以为应当向克利斯朵夫恭维一番作品的特色。克利斯朵夫不胜厌烦地弯了弯身子，胡乱回答了几句。老人继续说着，非常有礼，堆着一副痴的柔和的笑脸；他想请克利斯朵夫解释怎么能背出这许多页音乐。克利斯朵夫恨不得一拳把老头儿打倒在椅子底下。他只想听吕西安的话，找机会斗他一斗。几分钟以来，他觉得自己要胡闹了，怎么也按捺不住。——吕西安正在对几位太太尖着嗓子解释一班大艺术家的用意和秘密的思想。客厅里忽然静了一会儿，克利斯朵夫听见吕西安用着轻佻下流的隐喻，谈着瓦格纳和路易王(9)的交情。
“住嘴！”克利斯朵夫拍着旁边的桌子嚷道。
大家愕然回过头来。吕西安跟克利斯朵夫照了面，脸色有点儿发白：“你这话是对我说的吗？”
“是对你这个狗种说的！”克利斯朵夫回答，接着又跳起来，说，“难道你一定要把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东西糟蹋完吗？滚出去，坏蛋！要不然我就把你从窗里摔出去！”
他迎着他走过去。妇女们都尖声叫着闪开了。屋子里乱了一阵。克利斯朵夫立刻给人包围了。吕西安抬了抬身子，接着又坐了下去，恢复他那个随便的姿势。一个当差的在旁边走过，吕西安轻轻地招呼他，给了他一张名片，然后又若无其事地继续谈话，可是眼皮很紧张地颤动着，眼睛（左目又夹）个不住，向四下里瞧了瞧大家的神色。罗孙过来站在克利斯朵夫前面，抓着他的衣襟，把他推着向门口走去。克利斯朵夫又羞又愤，低着头，只看到面前那片雪白的硬衬衫，不禁莫名其妙地数着它发亮的纽扣；胖子罗孙的呼吸直吹到他的脸上。
“嗯，朋友，怎么啦？”罗孙说，“这算是哪一门？你检点检点吧！你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你不是疯了吗？”
“嘿！我再也不上你这儿来了！”克利斯朵夫说着，挣脱了对方的手，往门外走去。
大家很小心地闪过一边。在衣帽间里，一个当差的托着一个盘送过来，盘里放着吕西安·雷维-葛的名片。他糊里糊涂地拿着，高声念着；随后他突然气愤愤地在衣袋里找，掏出了半打左右的零碎东西，才捡出三四张褶皱的肮脏的名片：“拿去！拿去！拿去！”他一边说一边把那些名片往盘里乱丢，猛烈的手势把其中的一张扔在了地下。
于是他走了。
奥里维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克利斯朵夫随便挑了两个证人：一个是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另一个是瑞士某大学的私人教授(10)巴德博士，那是他有一晚在一家酒店里认识的，虽然不喜欢这个人，但可以和他谈谈本国的事。经过双方证人的协议，武器决定用手枪。克利斯朵夫是无论什么武器都不会用的。古耶劝他到射击房中去练一练，克利斯朵夫可拒绝了；因为决斗要第二天才举行，他当时又埋头工作起来。
当然他的工作是心不在焉的，好像做着噩梦，听见一个模糊而固执的念头在耳朵里嗡嗡地响着……“讨厌，真讨厌！……什么事讨厌呢？——明天那场决斗啰……嘿，那不过是闹着玩儿的！……谁也打不着谁的……可也说不定……那么以后呢？……对啦，以后呢？那个畜生手指一捺就能结果我的性命……太笑话了！……明天，两天之内，我可能躺在这发臭的泥土底下……也罢！这儿也好，那儿也好……难道怕他不成？——可是，我明明觉得胸中有我自己的天地，在那里慢慢地长大，如今为了一桩无聊事儿把这天地断送，不是太胡闹吗？……这些现代的斗争，说是让敌我双方机会平等，真是见鬼！好一个平等，一个混蛋的性命，跟我的性命有同样的价值！干吗不用拳头或棍子来打一架呢？那倒还好玩。可是这冷冰冰的枪真不是味儿！……他对这一套当然是老手，我可从来没拿过什么手枪……他们说得不错，我应当去学一学……他想打死我吗？哼，我才要打死他呢。”
他奔下楼去。附近就有一家射击房，克利斯朵夫要了一支枪，叫人家指点他怎么拿。第一下，他险些儿把店里的管事打死；他重新来过，两次，三次，还是没有成绩；他不耐烦了，而结果是更坏。旁边有几个青年看着，笑着。他并不在意，只一味地固执，对于旁人的讪笑既那样地不在乎，意志又那样地坚决，使闲人看了也对他这种笨拙的耐性表示关切了。看的人中间有一个过来指点他几句。他平常性子那么暴烈，此刻却像孩子一般地听话，硬要制服自己的手，不让它发抖；他挺着身子，拧着眉，脸上流着汗，一声不出，有时候气愤愤地跳一下，然后又聚精会神地打靶子。他逗留了两小时，两小时以后，他竟然打中了靶子。不听指挥的肉体被意志降服了，那也教人看了佩服。最初笑他的人有些已经走了，有些慢慢地不出声了，却舍不得走开。等到克利斯朵夫走出铺子的时候，他们居然很亲热地跟他招呼。
回到家里，克利斯朵夫看到莫克很焦急地等着。莫克已经得悉吵架的事，想打听原因。虽然克利斯朵夫支吾其词地不愿意指责奥里维，莫克也终于猜到了。他很镇静，又深知两个朋友的为人，便断定奥里维在这件事里头是无辜的。他马上出去调查，毫不费事地就明白了所有的过错原来都是由于高兰德和吕西安·雷维-葛的多嘴。他急急忙忙地回来，把证据给克利斯朵夫看，以为这样可以阻止他去决斗了。可是相反，克利斯朵夫一知道是吕西安使他怀疑他的朋友的，便更加恨吕西安。莫克絮絮不休地劝阻他；他为了摆脱起见，便满口答应。可是他已经拿定主意，并且心里很高兴：他这是为了奥里维决斗，而不是为自己了！
车子穿进森林里的小路的时候，证人之中有一个说了一句感想，突然引起了克利斯朵夫的注意。他想研究一下那些人心里想些什么，结果觉得他们都对他不关痛痒。巴德教授在那里预算这件事几点钟可以完，能不能赶回去把他在国家图书馆手稿室开始的工作当天结束。因为他也是德国人，所以在克利斯朵夫的三个同伴中最关心决斗的结果。古耶既不理会克利斯朵夫，也不理会巴德，只跟于里安医生谈些**猥的生理学问题。年轻的于里安是图卢兹人，从前和克利斯朵夫住在同一层楼上，常常向他借酒精灯、雨伞、咖啡杯等等，东西还来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是打烂了的。为交换起见，他替克利斯朵夫义务诊病，把他做试验品，看着他的天真觉得好玩。表面上他像西班牙贵族一样地镇静，骨子里老是喜欢挖苦人。他对眼前这件事高兴得不得了，认为滑稽透顶。他料到克利斯朵夫的笨拙，先就乐死了。他最得意的是克利斯朵夫出了钱让他坐着车到森林里来玩一下。——这是三个人的头脑里最显明的思想；他们把事情看做一件不费分文的娱乐。谁也不拿什么决斗放在心上。并且他们对于一切可能发生的后果都很冷静地准备好了。
他们比对方先到。树林深处有家小客店。那是一个相当下流的娱乐场所，巴黎人常常到这儿来出卖他们的荣誉的。篱垣上开着野蔷薇；叶子古铜色的橡树荫下摆着几张小桌子。一张桌上坐着三个人，都是骑了自行车来的。一个是搽脂抹粉的女人，穿着短裤，脚上套着黑袜子；两个是穿法兰绒衣衫的男人，热得头昏脑涨，不时发出一些呜呜的声音，仿佛连话都不会说了。
车子一到，小客店里稍微忙乱了一阵。古耶跟这个店里的人已经认识多年，便自告奋勇去代办一切。巴德把克利斯朵夫拉到一个花棚底下，叫了啤酒。空气挺暖和，非常舒服，到处是蜜蜂的声音。克利斯朵夫忘了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巴德倒空了瓶子，静了一会儿，说道：“我想清楚了该怎么办。”
他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又说：“时间还来得及，过后我可以上凡尔赛去。”
他们听见古耶为了场地的租金跟店里的主妇争得很凶。于里安也没有浪费时间，在那几位骑自行车的游客身旁走过的时候，大惊小怪地对女人**的大腿叫好，招来一大阵粗野的咒骂，于里安也老实不客气回敬他们。巴德轻轻地说：“法国人都是无耻东西。兄弟，我祝贺你胜利。”
他拿酒杯和克利斯朵夫的碰了一下。克利斯朵夫却在那里胡思乱想，断片的乐句在脑海中飞过，好似一片和谐的虫声。他简直想睡觉了。
另外一辆车把小路上的细石子轧出沙沙的声音，克利斯朵夫一看见吕西安苍白的脸上照例堆着笑容，不由得又动了火。他站起来，后面跟着巴德。
吕西安戴着高领，把脖子都埋得看不见了，他穿扮非常讲究，恰好跟对方的衣衫不整成为对比。跟着下车的是勃洛克伯爵，那是以情妇众多，收藏古代圣体匣，和极端保王党的意见出名的体育家；随后是雷翁·摩埃，又是一个时髦人物，靠了文学而当选的议员，靠了政治野心而成功的文学家，年轻，秃顶，胡子剃得精光，苍白而带黄的脸，长鼻子，圆眼睛，尖脑袋；最后是爱麦虞限医生，很细腻的标准闪米特族，对人很客气，可是心里很冷淡，他是医学学士院会员、某医院院长，以渊博的著作和一种医药上的怀疑主义闻名的，老是用含讥带讽的同情心听病家诉苦，而并不想法儿给他们医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