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斯朵夫极目所及，沿着大路，在池沼周围，在山崖的坡上，在战场与废墟中间，在法兰西的高山与平原上，一切都是耕种的土地，这是欧罗巴文明的大花园。它的可爱不但是由于土地的肥沃，并且也由于那个不知劳苦的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不倦地开垦、播种，使美好的土地更美好。

好古怪的民族！大家说他变化无常，他的性格可一点儿没有变。在中世纪哥特式的塑像上，奥里维敏锐的目光还能辨认出今日各行省的一切特征；正如在格鲁哀或杜蒙斯蒂哀的画笔下(7)，他能认出现代交际社会或知识分子的疲倦而带点儿讥讽意味的面貌，在勒拿画上看出北部各州省的工人和农民的精神与明亮的目光。昔日的思想依旧在今日的心灵中流动。巴斯加的精神也依旧存在，不独于深思虔敬之士为然，即在庸碌的中产者或工团运动的革命党心中也有痕迹可循。高乃依与拉辛的作品对于民众始终是活的艺术；巴黎的一个小店员，会觉得路易十四时代的悲剧比托尔斯泰的小说或易卜生的戏剧对他更接近。中世纪的歌，法国传说中的特里斯坦，对现代法国人的关系，比瓦格纳的《特里斯坦》更密切。十六世纪以来在法国花坛中不断开放的思想之花，不管怎么庞杂，究竟都是亲属，而且跟周围的别的花不同。

克利斯朵夫对法国的认识太肤浅了，捉摸不到它持久不变的面目。他在这个富丽的景色中最觉得奇怪的是土地的四分五裂。正如奥里维所说的，各有各的园地；每一方园地都用墙壁、篱垣，以及种种的栅栏，和旁的园地分隔着。充其极也不过偶尔有些公共的草原和树林，或者河这一边的居民不得不比对岸的居民彼此挤得紧一些。各人都关在自己家里；而这种不可侵犯的个人主义，经过了几世纪的毗邻生活以后，非但没减退，反而更强了，克利斯朵夫心里想：“噢！他们这批人多孤独！”

以孤独而论，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住的屋子可以说是一个典型。那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一个规矩老实、不怕辛苦的小法兰西，可是在它各个不同的分子中间毫无联系。一所摇摇欲坠的六层楼的老屋子，地板在脚底下格格地响，天花板已经被蛀坏了，雨水直打进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住的顶楼，使他们不得不找些工人来把屋顶胡乱修葺一下；克利斯朵夫听他们在头顶上工作，谈话。其中有一个使他觉得又好玩又讨厌：他一刻不停地自言自语，自个儿笑着，唱着，说些野话、傻话，一边不断地跟自己说话，一边不断地工作；他每做一件事总得在嘴里报告出来：“还得敲一只钉呢。我的工具到哪儿去了？好吧，我敲了。敲了两只。还得再敲一下！嘿，朋友，那不是行了吗？……”

克利斯朵夫弹琴的时候，他先静了一会儿，听着，随后又大声地打着唿哨；碰到曲子轻快流畅的段落，他重重地敲着锤子，在屋顶上打拍子。克利斯朵夫大怒之下，爬上凳子，从顶楼的天窗里伸出头去想骂他。可是一看见他骑在屋脊上，嘴里满衔着钉，嘻开着那张年轻老实的脸，克利斯朵夫不由得笑了出来，那工人也跟着笑了。克利斯朵夫忘了怨恨，开始跟他搭讪。临了，他记起爬上窗来的动机，便说：“啊！我问你：我弹琴不会妨害你吗？”

他回答说不，但要求他别挑太慢的曲子弹，因为他跟着音乐的节拍，慢的曲子会耽误他的工作。他们像好朋友一般地分别了。克利斯朵夫六个月内和整幢屋子里的邻居说的话，还不及他一刻钟内跟这工匠谈的多。

每层楼上有两个公寓，一个是三间屋的，另一个是两间屋的，根本没有仆人住的下房：每个家庭都自己动手，只有住在底层和二楼的是例外，他们的屋子也是由两个公寓合起来的。

跟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同样住在六楼上的邻居是一个姓高尔乃伊的神父，年纪四十左右，非常博学，思想很开通，胸襟很宽广，原来在一所大修院里教《圣经》，最近为了思想太新而受到罗马的处分。他接受了处分，虽然心里并没真正地屈服；他不出一声，既不想反抗，也不愿意听人家的劝告，把主张公布；他躲在一边，宁可坐视自己的思想崩溃而不肯把事情张扬出去。对于这一类隐忍的反抗者，克利斯朵夫是不能了解的。他想跟他谈话，但那教士客客气气的、冷冰冰的，绝对不提到他最关切的问题，他的傲气使他把自己活埋了。

下面一层，正好在两个朋友的公寓底下，住着一户人家；男的是工程师，叫做哀里·哀斯白闲，夫妇俩有两个七岁至十岁之间的女儿。他们都是优秀的可爱的人，老关在自己家里，尤其因为处境艰难而羞于见人。年轻的太太不辞劳苦地工作，但常常为了清寒而心里屈辱；她宁愿加倍地劳苦，只要不让人知道他们的窘况。这又是克利斯朵夫不容易领会的一种心情。他们是新教徒，法国东部出生。几年以前夫妇俩卷入了德莱弗斯事件的大风潮；为了这件案子，他们激动得差点儿发狂，正像七年中间(8)无数如醉若狂的法国人一样。他们为之牺牲了安宁、地位、社会关系，把多少亲切的友谊都斩断了，自己的身体也差不多完全搞坏了。他们几个月不能睡觉，不能饮食，翻来覆去地讨论着同样的论点，像疯子一样地固执。他们互相刺激，情绪越来越激昂；虽然胆小，怕闹笑话，却照旧参加示威运动，在会场上发言；回到家中，两人都恍恍惚惚的心儿乱跳；夜里他们俩一齐哭了。为了战斗，他们把热情与兴致消耗完了，等到胜利来到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个劲再去体会胜利的快乐，没有精力再去应付生活。当初的希望那么高，牺牲的热情那么纯洁，以致后来的胜利比起他们所梦想的果实竟是近乎讽刺了。他们那么方正，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真理；所以早先所崇拜的英雄们此刻在政治上讨价还价，使他们感到悲苦的幻灭。他们一向以为斗争中的伴侣都是激于义愤，主张正义的，可是一朝把敌人打倒了，他们立刻扑过去抢赃物，夺政权，争荣誉，争位置，也轮到他们来把正义踩在脚下了！只有极少数的人依旧忠于他们的信仰，始终贫穷，孤独，被所有的党派遗弃，同时他们也丢开所有的党派，无声无臭地退隐在一边，让悲哀与忧郁把他们磨着，对什么都不存希望，对人类厌恶到极点，对生活厌倦到极点。工程师哀斯白闲和他的妻子便是这一类的战败者。

他们在屋子里没有一点儿声音，怕打搅邻人，尤其因为他们时常被邻人打搅，而为了傲气不愿意声张。克利斯朵夫看到两个女孩子嘻嘻哈哈、蹦蹦跳跳的快活劲儿老是受到压制，觉得可怜。他是喜欢孩子的，在楼梯上一碰见她们就表示种种的亲热。女孩子们最初有些胆小，不久也跟克利斯朵夫混熟了，他永远有些笑话讲给她们听，或者分些糖果给她们吃。她们在父母面前提起他；他们先也并不领情；可是这个常常把钢琴声和砰砰訇訇搬动家具的声音惹他们厌烦的邻居（因为克利斯朵夫在房里透不过气来，老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大熊一般踱来踱去），凭着那副坦白的神气慢慢地把他们征服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却不容易投机。克利斯朵夫的带点儿村野的态度，有时使哀里·哀斯白闲为之骇然。工程师很不愿意放弃平素的矜持，但对于一个眼神那么恳切、心情那么快活的人也没法抗拒。克利斯朵夫不时从邻人嘴里逼出几句心腹话。哀斯白闲兴趣很广，做事很有勇气，可是意志消沉，性情忧郁，处处隐忍。他有毅力担受艰苦的生活，可没有毅力改变生活。这种情形仿佛是他特意要证实自己的悲观主义。有人请他上巴西去担任一个工厂的经理，报酬很好，他可拒绝了，因为怕那边的气候损害家人的健康。

“那么为什么不把他们留在这儿，你自个儿去替他们挣笔家业呢？”克利斯朵夫说。

“把他们留在这儿！”工程师嚷道，“可见你是没有孩子的人。”

“倘使我有孩子，我还是一样的想法。”

“我才不呢！……而且要远离乡土！噢！我宁可在这儿吃苦的。”

克利斯朵夫觉得大家挨在一块儿受罪才算爱乡土、爱家属，未免古怪。可是奥里维很了解，他说：“你想想罢！冒着举目无亲、远离骨肉、客死他乡的危险！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可怕的？何况生命这样的短促，忙忙碌碌真是何苦呢！……”

“难道一个人非永远想到死不可吗？”克利斯朵夫耸耸肩回答，“而且便是死了，也是为自己所爱的人求幸福死的，那岂不胜于束手待毙吗？”

同一层楼上，在五楼那个小一些的公寓里，住着一个电气工人，叫做奥贝。——他的不跟邻居往来可不是他的过失。这个从平民阶级中跳出来的人物，决不愿意再回到平民阶级中去。小个子，带着病容，脑门的模样长得狠巴巴的，眼睛上面横着一条皱裥，目光很有精神，直勾勾地瞧起人来像螺旋一样尖锐；淡黄色的短髭，有点儿讥讽意味的嘴巴，语调很低，声音像蒙着什么似的；脖子里裹着围巾，因为喉咙老是不舒服，再加上整天抽烟的刺激；行动急躁，颇有害肺病的人的脾气。他自高自大，喜欢挖苦，嘲弄，满肚皮的牢骚，骨子里却兴致很好，浮夸，天真，时时刻刻受着人生的愚弄。他是一个布尔乔亚的私生子，从来没见过父亲，而抚养他的母亲又是个教人没法尊敬的女人：他从小就看到无数凄惨的、下流的事，学过各种手艺，跑过法国许多地方。他千辛万苦地自修：历史，哲学，颓废派的诗，可以说无书不读；戏剧，画展，音乐会，时下的潮流可以说无所不知。他对于文学和布尔乔亚思想崇拜得不得了，简直是入了迷。他脑子里都是大革命初期使中产阶级如醉若狂的那些模糊而热烈的观念，相信理智是永远不会错的，进步是无穷尽的——古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相信幸福不久就会来的，科学是万能的，相信人即是神，而法兰西又是人类的先锋。他反对教会，认为所有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旧教——都顽固守旧，所有的教士都天生是进步的敌人。社会主义，个人主义，排外主义，在他头脑里冲突不已。他精神上是人道主义者，气质上是专制主义者，事实上是无政府主义者。生性高傲，他知道自己缺少教育，所以说话非常谨慎，尽量吸收别人的话，但不愿意请教人家，以为有伤尊严。然而不论他多么聪明伶俐，聪明伶俐究竟不能完全补足他教育的缺陷。他一心想写作，像许多从来没下过功夫的法国人一样，文字倒颇有风格，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不幸思想很模糊。他把苦心孤诣写成的东西拿一部分给一个他崇拜的名记者看，被取笑了一场。经过这次羞辱以后，他对谁都不再提他的工作了，但仍继续写作，因为他需要发泄，并且那是他引为骄傲而快乐的事。他对自己一文不值的哲学思想和文章很满意，以为写得极有力量。至于挺有意思的现实生活的记载，他倒并不重视。他自命为哲学家，想写些社会剧和宣传思想的小说。凡是不能解决的问题，都被他毫不费力地解决了。他到处能发现新大陆，过后又发觉那些新大陆早已由前人发现了，便大失所望，心中很气，几乎要抱怨人家给他上当。他爱慕光荣，抱着一腔牺牲的热忱，因为不知道怎么应用而痛苦。他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个大文豪，厕身于作家之林，以为一个人有了作家的声望等于超凡入圣一样。可是他虽然需要对自己抱着种种幻想，他把事情看得很明白，知道自己毫无希望。他至少想生活在布尔乔亚思想的气氛中；远望之下，那气氛是非常光明的。这种无邪的愿望害了他，使他觉得为了地位关系不得不跟工人们来往真是难堪极了。既然他竭力想接近的中产社会对他闭门不纳，结果他便一个人都不来往。因为这个缘故，克利斯朵夫毫不费事就跟他接近了，并且还得赶快回避，要不然奥贝待在克利斯朵夫屋子里的时间，会比待在他自己屋里的时间还要多。他能找到一个艺术家谈谈音乐和戏剧，真是太高兴了。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克利斯朵夫并不感到同样的兴趣，他更喜欢跟一个平民谈谈平民的事。那可是奥贝不愿意谈而且是完全隔膜了的。

一层一层地往下去，克利斯朵夫和邻居的关系自然越来越疏远。要他能踏进四楼的公寓，简直需要靠一种神奇的魔术才行。——四楼的一边住着两个女人，给年深月久的丧事磨得懵懵懂懂了。三十五岁的奚尔曼太太，死了丈夫和女儿之后，跟她年老而虔诚的婆婆杜门不出地住在一起。——四楼的另一边住着一个神秘的人物，看不出准确的年纪，有五六十岁，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他头发都秃了，胡子保养得很好，手长得很细气，说话很温和，举止大方。人家叫他做华德莱先生，说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党，外国人，但说不清是俄罗斯人还是比利时人。其实他是法国北方人，早已不是什么革命党，但还保存着过去的声名。参加过一八七一年的暴动，被判了死刑，不知怎么逃过了，他十多年来走遍了欧洲。在巴黎**的时期和以后，在亡命的时期和回来以后，在从前的同志而现在握了政权的人中，在所有的革命党派中，他看到不知多少的丑事，便退出党派，心平气和地守着他清白的，可是一无用处的信念。他书看得很多，也写些带点儿煽动性的书，领导着——据人家说——印度和远东那一带的无政府运动，从事于世界革命，也从事于同样含有世界性而意义比较温和的研究工作：他要创造一种为普及音乐教育用的新的世界语。他跟公寓里的人都不来往，遇到了仅仅是挺有礼貌地招呼一下。他对克利斯朵夫倒肯说几句他记载音乐的新方法。但这是克利斯朵夫最不感兴趣的：用什么符号来表示思想，他认为无足重轻；不管是哪一种语言，他都能运用。那位学者可毫不放松，又温和又固执地解释自己的学说；至于他其余的事，克利斯朵夫一点儿都没法知道。所以在楼梯上碰见他的时候，他只注意那老跟着他的女孩子：她长着淡黄头发，黄眼睛，苍白的脸，血色很不好，侧影很难看，身体很娇，病容满面，没有多大表情。他跟大家一样以为她是华德莱的女儿，其实她是个孤儿，父母都是工人阶级；华德莱在她四五岁时父母染疫双亡之后把她抱养过来的。他对一班贫苦的儿童喜爱到极点，那简直是他的一种神秘的温情，像梵桑·特·保尔(9)的一样。因为不信任一切官办的慈善机构，也明白一般慈善团体的内容，所以他的救济事业是独自做的，瞒着别人，觉得另有一种愉快。他学了医，预备帮助人家。有一天他进到街坊上一个工人家里，看见有人病着，便给他们医治；他原来有些医药常识，此后更设法补充。看到儿童受苦在他是最受不了的。等到他替这些可怜的小生命解除了疾苦，瘦削的脸上重新浮起苍白的笑容，他才愉快极了，心都化开了。这是他尘世的天堂，而平时受他照顾的人给他的麻烦，他也忘了；因为他们难得感激他。门房的女人看到多少肮脏的脚踏上楼梯，常常气恼至极，说些尖刻的抱怨的话。房东对于这些穷苦工人——在他眼中就等于无政府党——的进进出出很不放心，对华德莱啧有烦言。他想搬家，又舍不得，他有些小地方很古怪，脾气又温和又固执，竟不把人家的话放在心上。

克利斯朵夫因为喜欢那女孩子，才得到华德莱一点儿信任。对孩子的爱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点。克利斯朵夫每次遇到那小姑娘，心里总不舒服，觉得她的相貌跟萨皮纳的小女儿有些相像。萨皮纳不但是他初恋的对象，她那个昙花一现的影子，那种幽静的风度，至今还藏在他心里。所以他很关切这个从来不跑不跳、脸色惨白的女孩子：她不大有声音，也没有年龄相仿的小朋友，老是孤零零的、静悄悄的，玩些没有动作、没有声响的游戏，拿着个玩具的娃娃或一块木头之类，嘴唇轻轻地动着，自己编些故事。她对人又亲热又冷淡，有点儿生分的和捉摸不定的神气；但她的义父并没觉察，只知道一味地爱她。其实这种生分的和捉摸不定的神气，便是在我们亲生的儿女身上也不免。克利斯朵夫想把工程师的两个女孩子介绍给她。但哀斯白闲与华德莱双方都客客气气地、坚决地，谢绝了。这些家伙似乎非活埋自己，各自关在笼里不可。充其量，他们只能勉强相助；但各人心中还怕人家疑心是他自己要人帮忙；并且双方的自尊心和困难的境况都不相上下，所以谁也不愿意先有表示。

三楼上的大公寓差不多永远空着。房东把它留作自用，可是从来不住的。他以前是个商人，等到财产挣到了预定的数目，就把业务结束了。一年大部分的时间，他都不在巴黎；冬天在东南海滨的一个旅馆里避冬，夏天在诺曼底一个海水浴场上避暑，靠利息过日子，不花什么大钱，光看着别人的奢华也就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同时也像那些奢华的人一样过着空虚无益的生活。

贴邻那个较小的公寓是租给没有孩子的亚诺夫妇的。丈夫年纪在四十至四十五岁之间，当着中学教员，整天忙着上课、温课、抄写，腾不出时间来写他的博士论文，(10)终于放弃了。比他年轻十岁的妻子，人很和气，极度地怕羞。两人都很聪明、博学，夫妻感情很好；可是他们一个熟人都没有，从来不出去走走：丈夫是为的太忙，妻子是为的太闲。但她是个贤德的女人，竭力压着愁闷，尽量找事做，不是看书，就是替丈夫预备笔记，誊清笔记，补衣服，做自己的衣服帽子。她很想不时去看看戏；可是亚诺没有兴趣：晚上他太累了。于是她也就算了。

他们俩最大的乐趣是音乐。那是他们极喜欢的。他不会弹琴，她会弹而不敢弹；她要是在人前演奏，哪怕在丈夫面前，也会像初学的小姑娘。但便是这么一点儿对他们已经足够了。格路克，莫扎特，贝多芬，都是他们的朋友；那些音乐家的生平，他们连细枝小节都知道，非常同情他们的痛苦。还有一块儿看些美妙的书也是一桩乐事。但现代的文学作品中，这一类的好东西太少了：作家对于一班不能替他们增加声名、金钱、快乐的读者是不放在心上的；而这批在社会上不露面的谦卑的群众，就从来不写什么文章，只知道不声不响地爱好。这道艺术的光，在那些老实与虔敬的心中差不多有种神圣的意味，足以使他们过着和平的、相当快乐的生活，虽然有些悲哀——那也并不冲突——虽然非常孤独，而且也受过人生的伤害。他们俩的人品都远过于他们的地位。亚诺先生颇有思想，但既没空闲，也没勇气把它写下来。发表文章或出书都是太麻烦了，犯不上的，那完全是不必要的虚荣。他认为和他敬爱的思想家相形之下，自己太渺小了。他太爱好美妙的艺术品，不愿意再去“制造艺术”，觉得这种志愿狂妄可笑。他以为自己的职务是推广艺术品的流传，所以只管把他的思想灌输给学生：将来他们会写出书来的——当然不会提到他啰。——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舍得买书。穷人总是最慷慨的，他们自己掏出钱来买，有钱的人却以为不能白到手书是有失面子的事。亚诺为了买书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了，这是他的弱点、他的癖。他为之很不好意思，常常瞒着太太。可是她并不埋怨，她也会这样做的。——夫妇俩老是有些美妙的计划，预备积一笔款子去游历意大利——那可永远是梦想了，他们也很明白，笑自己不会积蓄。亚诺很知足，觉得有这样一个心爱的妻子，再加自己勤劳的生活与内心的喜悦也就够了；难道对她会不够吗？——她说，是的，够了。她可不敢说出来，要是丈夫有点儿名气，使她沾些光，把她的生活给照耀一下，让她有些舒服的享受，岂不更好？内心的欢乐固然很美，但外面的光彩也能给你很大的喜悦……然而她一声不出，因为胆小；并且她知道即使他想求名，也没有把握，现在已经太晚了！……他们更遗憾的是没有孩子。这一点，两人也藏在肚里不说，倒反因之更相爱，似乎这一对可怜的人互相要求原谅。亚诺太太心极好，非常殷勤，很乐意和哀斯白闲太太来往，可是不敢，因为人家没有表示。至于结识克利斯朵夫，那是夫妇俩求之不得的，他遥远的乐声早已把他们听得入了迷。但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意首先发动，以为那是太唐突了。

住二楼公寓的是法列克斯·韦尔夫妇。这一对有钱的犹太人，无儿无女，一年倒有六个月住在巴黎乡下。虽然他们在这儿住了二十年（这完全是住惯的缘故，因为他们很容易找一个跟他们的财富更相称的屋子），却老是像过路的外方人，从来不跟邻居交谈一句话，人家关于他们的事也不比他们第一天搬来的时候知道得更多。这一点可不能成为不受批评的理由。正是相反：他们不讨人喜欢；当然他们也绝对不想讨人喜欢。其实他们的为人倒值得人家多知道一些：夫妇俩都是好人，而且绝顶聪明。六十岁左右的丈夫是一个亚述考古学家，为了中亚细亚的发掘享有盛名；像许多犹太人一样，他头脑开通，兴趣极广，决不以自己的专门学问为限；他平时注意着无数的事：美术，社会问题，一切现代思想界的运动。可是这些都控制不了他的精神，因为他觉得所有的学问都有意思，可没有为了任何一门入迷。他很聪明，太聪明了，太不受拘束了：这一只手建造起来的东西，老是预备用另一只手毁掉；因为他建设得很多，又有事业，又有理论，的确是精力过人。由于习惯，由于精神上需要活动，所以他虽不信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用处，依旧不声不响地，极有耐性地，在学问方面下苦功。不幸他生在有钱的人家，没机会认识为生存而斗争的意义；并且自从他在近东做了几年发掘工作而感到厌倦之后，就没有接受任何公家的职位。但除了他自己的工作以外，他还是头脑很清楚地关切当前的问题，关切一些实际而立刻可以实行的社会改革，法国学校教育的改善，等等。他宣传思想，倡导潮流，推动那些大规模的文化机构，可是不久他就厌倦了。好几次，人家根据他的论点而发起了一个运动，他却极尽尖刻地批评这个运动，使那班受他鼓动的人大为惊骇。他并非故意如此，而是天性使然；他生来是神经质的，喜欢挖苦的，锐利无匹的目光一看到人物和事情的可笑就忍俊不禁。既然世界上连最好的事、最好的人，在某一角度上看或是在放大镜下看，也难免有可笑的地方，他的嘲弄的心情也就不容易抑制了。这种脾气当然不能帮助他结交朋友。他心里却极想给人家一点儿好处，事实上也这么做；人家并不感激他；便是受到恩惠的人，因为觉得自己在他面前显得可笑，也不能原谅他。他不能多见人，否则就没法爱他们了。他不是愤世嫉俗的人，也没有那种自信可以当愤世嫉俗的角色。他一方面取笑社会，另一方面在社会面前觉得胆小，同时心里还不敢断定社会一定是错的、己一定是对的。他避免显得和别人过分地不同，竭力想教自己的态度与表面上的见解跟别人一样，可是没用；他不由自主地要批判他们，对一切夸大的、不自然的现象感觉得太清楚了，而且又不会隐藏他厌恶的心理。第一，他对犹太人的可笑，感觉特别灵敏，因为对他们认识更清楚；其次，虽然他胸襟旷达，不承认种族的界限，但别个种族的人往往用这个界限来限制他。——同时，不管行事如何，他和这个基督教的思想界也格格不入。为了这许多原因，他孤傲自处，只管埋头工作，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

最糟的是连这位妻子都免不了受他讽刺。她是一个贤德的女人，喜欢活动，愿意帮助人家，老在那里做着慈善事业；性格远没有丈夫的复杂，极有意志，极有责任观念——这观念虽有些顽固，抽象，可是标准很高。没有孩子，没有什么称心如意的事，没有热烈的爱情，她相当凄凉的一生全部建筑在道德信仰上，这信仰其实只是需要信仰的意志促成的。丈夫善于讥讽的天性，自然把她信仰中间自骗自的成分觑破了，不由得要拿她开玩笑。他的个性是许多矛盾混合起来的。他对责任所抱的观念，标准也不亚于他妻子的，同时又铁面无情地需要分析、批评，不受蒙蔽，把她的道德信仰一片片地肢解。殊不知这种行为是毁掉了妻子的立足点，消磨了她的勇气。当他发觉的时候，他比她更痛苦；可是祸已经闯下了。虽然如此，他们俩依旧相爱，工作，行善。但妻子的冷淡尊严的态度，不比丈夫喜欢讽刺的脾气更得人心；既然两人都很高傲，不肯宣布自己做的善事，也不肯宣布行善的意愿，大家就把他们的老成持重认为淡漠无情，把他们的孤独认为自私自利。而他们愈觉得别人对他们抱着这种观念，便愈不愿意设法去破除这观念，犹太人多半是粗鄙冒失的；相反，这对夫妇却为了过于持重——骨子里是藏着许多高傲的成分——而吃了亏。

比小花园高出几个石级的底下一层，住着一个退职的炮兵军官夏勃朗少校，以前是属于殖民地部队的。这个还年轻而强壮的军人，在苏丹和马达加斯加有过光荣的战绩，不知怎么突然把一切都丢了，住到这儿来，再也不提“军队”二字，整天翻着花坛，吹着笛子——可是技巧永远没有进步——骂骂政治，把他疼爱的女儿埋怨几句。她是个三十岁的女子，不十分美，但很可爱，很孝顺，为了侍奉父亲而没有出嫁。克利斯朵夫凭窗眺望的时候，常常看见他们，当然是更注意那个女儿。她下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花园里，不是缝东西，便是胡思乱想，或是收拾园子，高高兴兴地和一天到晚叽咕的父亲做伴。她用着安静清脆的声音、和善的语气，回答他的抱怨。他却老是在小径上迈着细步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他进去了；她便坐在园子里的凳上，几小时地缝着东西，既不动弹，也不说话，脸上堆着一副渺渺茫茫的笑容。而那一无所事的军官，在屋子里拼命吹着那支刺耳的长笛，或是为了变化一下，笨拙地按着那架上气不接下气的风琴，呜啊呜地，教克利斯朵夫时而好笑，时而气恼——看日子而定。

所有这些人物，各管各地住在这座花园紧闭的屋子里，吹不到一丝外界的风。唯有克利斯朵夫，因为需要发泄感情，也因为生命力太丰满了，用他那种又明察又盲目的同情心包裹着他们，他们可不知道。他不了解他们，也没法了解。他不像奥里维能洞察人的心理。但他爱着他们，自然而然地能够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地位上。由于神秘的电流作用，他渐渐在心头感觉到，那些咫尺天涯的心灵有些什么暧昧的意识，体会到那个居丧的妇人的痛苦的麻痹状态，知道那教士、犹太人、工程师、革命党人，为了高傲而把思想藏在心里；他眼见信仰与温情的黯淡而柔和的火焰，无声无息地在亚诺夫妇心中烧着，平民出身的工匠天真地想望着光明，军官按捺着反抗的心，做些毫无结果的事；还有那坐在紫丁香下出神的少女，他也领会到她乐天安命的恬静。但能够参透这些心灵的无声的音乐的，只有克利斯朵夫一人；他们是听不见的，各人都给自己的悲哀与幻梦淹没了。

可是大家都在那里工作：怀疑派的老学者，悲观的工程师，教士，无政府主义者，不管是骄傲的或是灰心的人，全都工作着。屋顶上更有那泥水匠在唱歌。

屋子周围，克利斯朵夫在最优秀的人中也发现同样的精神上的孤独，即使在结成团体的时候也是如此。

奥里维把他常常发表文字的一份小杂志介绍给克利斯朵夫。它的名字叫做《伊索》，借用蒙丹的一段话作为它的箴言：

人家把伊索和别的两个奴隶一起送到市场上去卖。买主先问第一个能做些什么：他为了卖弄，把自己的本领说得天花乱坠；问到第二个，也是一样的回答，甚至还胜过前者。轮到伊索的时候，他回答：“我什么都不会，这两位已经把所有的事做完了；他们是无所不能的。”

这纯粹是对蒙丹所谓“以知识骄人的自夸自大之徒”的“无耻”下一针砭。《伊索》同人中自称为怀疑派的，其实比别人抱着更深刻的信仰。但在群众眼里，这个讽刺的面具当然没有多大吸引力，反而把人弄糊涂了。你要群众跟着你走，非跟他讲些简单、明了、有力、肯定的教条不可。刚强有力的谎言，就比贫血的真理更能讨群众喜欢。至于怀疑主义，只有在骨子里藏着极粗浅的自然主义或是基督教的偶像崇拜的时候，才能使他们惬意。所以这份《伊索》杂志的傲慢的怀疑主义只能适应一小部分的人，因为只有这批少数人士才领会到他们坚毅的精神。但这股力量是完全不参加行动的。

他们可不顾虑这些。法国愈民主化，它的思想、艺术、科学，似乎愈贵族化。科学躲在术语后面，躲在它的殿堂里头，比十八世纪时更难接近了，除了对那些已经入门的人。艺术——至少是尊重自己而尊重美的那种——也是一样地对人深闭固拒，瞧不起群众。便是对于行动比对于美更关切的作家，重视道德思想甚于美学观念的文人，也有种没法形容的贵族气息。他们似乎要把内心的火焰保持纯洁，而不是把这火焰传递给别人；他们仿佛不求自己的思想得胜，而只求证实。

可是这等作家里头也有从事大众艺术的。在最真诚的人中，有些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含有破坏性的思想——那种遥远的未来的真理，也许在一百年或两千年后是有益的，但目前只能折磨心灵，灼伤心灵；另外一批却写些沉痛的，或是挖苦的戏剧，没有幻象的，非常悲惨的。克利斯朵夫读过之后，觉得原来想把自己的痛苦忘掉几小时而来的观众，结果得到这样悒郁不欢的消遣，真是太可怜了。

“你们拿这个给大众吗？”他问，“那才是把他们活埋呢！”

“放心，”奥里维回答，“大众不会来的。”

“他们这才对啦！你们简直发疯，难道要把他们生活的勇气统统拿走吗？”

“为什么？让大众像我们一样知道事物的悲惨面，而仍旧打起精神来尽他们的责任，不是应当的吗？”

“打起精神？我不信。毫无乐趣却是一定的了。而一个人生活的乐趣给拿走以后，他也差不多完了。”

“有什么办法？我们总不能把真理歪曲。”

“可是也不能对所有的人把真理统统说出来。”

“这个话竟是你说的吗？你是永远求真理，自命为爱真理甚于一切的人！”

“是的，为我，还有为那些相当坚强而受得了的人，的确应当给他们真理。但对于另一些人，那简直是残忍，是胡闹。现在我看清楚了，我在本国的时候从来没想到。德国人不像你们这样地闹真理病，他们把生活看得太重，谨慎小心地只看着他们愿意看的事。你们不是这样，所以我喜欢你们：你们是勇敢的、直接爽快的，可是不近人情。你们自以为发掘出一项真理的时候，就得把它摔到社会上去，不问它会不会闯祸。你们倘若把自己的幸福为了爱真理而牺牲，我没有话说，我很敬重你们。但是为了爱真理而牺牲别人的幸福，那可不行！那太霸道了。应当爱真理甚于爱己，可是应当爱别人甚于爱真理。”

“难道因此就应当对别人扯谎吗？”

克利斯朵夫用歌德的几句话回答：“凡是最高的真理，我们只能挑出能使社会得益的一部分来说。其余的，我们只能藏在心里；好像一颗隐蔽的太阳有种柔和的光晕似的，它们会在我们所有的行动上放出光彩。”

但这些顾虑不大能打动法国作家的心。他们不问手里的弓射出去的是“思想还是死亡”，或是两者都有。他们缺少爱。一个法国人有了思想，就硬要旁人接受。没有思想，他也同样要人接受。眼见做不到了，他便不愿意再有所行动。这是那班优秀人士不大管政治的主要原因。有信仰也罢，没信仰也罢，各人都深藏着。

有人做过种种尝试，想消灭这种个人主义，组织一些团体；但这种团体大半马上倾向于文学清谈，或者变成可笑的帮口。最优秀的都势不两立，以互相消灭为快。其中有些杰出之士，有精力，有信心，天生能联合与指导一班意志懦弱的人的。但各人有各人的队伍，决不肯跟别人的合并。他们组织什么会、什么社，发行杂志，所有的德行都齐备，只少一件，就是退让；没有一个团体肯对别的团体让步，它们互相争夺群众（其实也是为数极少而挺可怜的人），苟延残喘地存活了一些时候，终于一蹶不振地倒台了，而且并非由于敌人的打击，倒是——教人看了最痛心的！——由于自己的摧残。许多不同的职业——文人，剧作家，诗人，散文家，教授，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形成了无数的小阶级，而每个阶级又分化为许多小组，彼此深闭固拒。相互的了解是谈不到的。在法国，无论对什么事都不会全体一致；除非在“全体一致”成为传染病的时候，这种时间极其难得，而那“一致”往往还是错误的，因为它是病态的。法国无论哪一种活动都受个人主义控制，科学方面是这样，商业方面也是这样，商人们的不能团结、不能联合，全是个人主义从中作梗。这个人主义并没有蓬勃的生机，可是顽固，执着，处处退缩。孤独自立，不有求于人，不与人往来，怕相形之下会感到自己的无能，也不愿意孤高自傲的安静受到扰乱：凡是创办“超然的”杂志、“超然的”剧场、“超然的”团体的人，差不多心中全存着这种思想。而创办那些杂志、剧场、团体的唯一的意义，往往只因为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不肯为了一桩共同的行动或思想而团结；还有彼此的猜忌或党派间的仇视，使实际上最应当互相谅解的人互相提防。

即使彼此契重的人物为了同一事业而结合的时候，像奥里维和办《伊索》杂志的那些同志，他们之间似乎也永远存着戒心，绝对没有流露真情的兴致，那在德国是极常见而极容易使人厌恶的。在这群青年中间，有一个(11)特别吸引克利斯朵夫，因为他有一股惊人的力量，是一个逻辑严密、意志强毅的作家，对道德观念抱着极大的热情，准备把整个世界连他自己一齐为这些观念牺牲；他为此创办了一份杂志，差不多是一个人编辑的。他发誓要向法国和欧洲提出一个纯洁、自由、英勇的法兰西的观念；他深信将来必有一日，大家会承认他所写的可以成为法国思想史上最大胆的篇幅中的一页——这一点他是想得不错的。克利斯朵夫很愿意对他有更深的认识，和他来往。可是没有办法。虽然奥里维常常跟他接触，也只在有事的时候见面；他们绝对没有亲密的谈话，充其量不过交换一些抽象的思想，实际上也无所谓交换，而是两人在一块儿自言自语，因为各人都把思想藏在肚里。而这还是彼此契重的战斗同志呢。

这种矜持有许多原因，连他们自己都不容易分辨。先是过度的批评精神使他们把各人精神上的不同点看得太明白了，过度的理智又把这些不同点看得太重；其次，他们缺少强烈而天真的同情心，就是说缺少强烈的爱。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例如事业的重负、生活的艰难、思想的骚乱，使一个人到了晚上再没精力跟人作些友善的谈话。最后还有法国人不敢承认而老在胸中作梗的那个可怕的心理，以为大家不是同种同族，而是在不同的时代住到法国土地上来的不同的种族，尽管彼此有了关系，却很少共同的思想——这一点，为了大家的利益原来就不应该常常想到。而最重要的阻碍是太醉心于自由，对它抱着如醉若狂的危险的热情：一个人尝到了自由的滋味，简直会牺牲一切。这种自由的孤独，因为是用多少年的艰苦换来的，所以特别宝贵。优秀人物孤独自处，免得受制于俗人。宗教的或政治的团体威逼你，种种压迫个人的重负加在你身上：家庭，舆论，国家，帮会，党派，学派；孤独便是对这些压迫的反动。倘若一个囚徒要越过二十道高墙才能逃出牢笼，那么，非身强力壮的人绝不能毫无损伤的达到目的。对于一颗自由的意志，这的确是艰苦的考验。但是从这儿经历过来的，就会终生留下苦斗的痕迹和独立不羁的癖性，永远不能跟旁人融合的了。

除了高傲的孤独，还有一种是隐忍退让促成的孤独。法国多少老实人都把他们的慈悲、勇敢，和真挚的感情埋藏在心里。数不清的有理没理的理由使他们不愿意行动。在某些人是为了服从，为了胆怯，为了习惯性；在另一些人是为了怕舆论，怕闹笑话，怕抛头露面，怕人家把他们毫无作用的行为说是有作用的。这一个不参加政治的与社会的斗争，那一个不参加慈善事业，因为他们看到做事不认真或没有头脑的人太多了，也因为怕别人把他们看做跟走江湖的与糊涂虫没有分别。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感觉厌恶、困倦；怕行动，怕痛苦，怕丑恶，怕闹笑话，怕出乱子，怕负责任，还有那“有什么用？”的心理，把今日多少法国人的意志都给消磨了。他们太聪明了——没有气魄的聪明——他们看到正反两方面的理由。他们缺少力量，缺少生气。一个人生气蓬勃的时候决不问为什么生活，只是为生活而生活——为了生活是桩美妙的事而生活！

那班优秀的人，有的是可爱的普通的优点：人生观很温和，欲望很淡泊，爱家庭，爱乡土，遵守礼教，谨慎小心，不强制别人，不妨害别人，不轻易泄露感情，永远取着矜持的态度。所有这些可爱的动人的特点，在某种情形之下可以和恬静、勇敢、内心的欢乐，并行不悖，但跟法国民族的衰老与贫血也不无关系。

在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屋子底下，那个四面围着高墙的幽美的园子便是小型法兰西的象征。那是一片跟外界隔绝的绿茵。有时，外边的狂风打着回旋降到园里，给坐在那儿出神的少女带来一些遥远的田野和大地的气息。

克利斯朵夫看到了法国潜藏的生机，觉得它不应该让卑鄙无耻的人压迫。沉默的优秀阶级躲在里头的那个半明半暗的境界，使他感到窒息。禁欲主义只有对一班没有牙齿的人才配。他却需要无限的空气、广大的群众、辉煌的太阳、千万生灵的爱，需要把他所爱的人紧紧地抱在怀里，把敌人碎为齑粉；他需要战斗，需要胜利。

“你能这样做，”奥里维说，“你是强者，你凭着你的缺点——对不起！——跟优点，生来是为战斗的。你的民族不是一个太贵族的民族，这是你的运气。行动不会使你厌恶。必要的时候你甚至会去干政治！……并且你用音乐写作又是了不得的幸运。人家不懂你的话，你什么都可以说。倘使人家知道你的音乐里有瞧不起他们的意思，有他们否认的信仰，也有对于他们竭力想扑灭的东西不断的颂赞，那么他们绝不会饶你，一定要阻挠、捣乱，使你为了和他们奋斗而把大部分的精力消耗完了，等到你胜利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完成事业的余力，你的生命也快告终了。成功的大人物是得力于别人的误解。人家佩服他们的地方正是跟他们的真面目相反的。”

“唉！”克利斯朵夫回答，“你们可没有认识你们那班大师的懦怯。我早先以为你是孤独的，所以我原谅你没有行动。但实际上你们思想相同的人不知有多少。你们比压迫你们的人强过百倍，你们的价值比他们的超过千倍，而竟甘心情愿对他们无耻的行为屈服！我真不了解你们。你们有着最美的国土、了不得的聪明，又最富于人情味，你们却丝毫不加利用，还让少数的坏蛋把你们控制、污辱，踩在脚下。喂，拿出你们的真面目来罢，怕什么？！别等奇迹或是拿破仑来帮你们忙！起来罢，团结起来罢。你们大家都得动员，马上把屋子打扫干净。”

但奥里维耸耸肩膀，无精打采而又含讥带讽地说：“跟他们去火并吗？不，那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有更好的事可以做。我最恨强暴。结果怎么样，我是太明白了。那些一事无成而满腹牢骚的老朽，保王党里的年轻的傻瓜，宣传暴行与仇恨的恶魔，会一齐霸占我的行动，加以玷污。你难道要我再喊蛮子滚出去或法国人的法国这一套仇恨的老口号吗？”

“干吗不？”克利斯朵夫说。

“不，这都不是法国话。人家尽管把它们涂着爱国色彩到处宣传也是白费的。那只适用于一般野蛮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不是培养仇恨的国家。要肯定我们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否定别人或毁灭别人，而是在于把他们同化。不管是骚乱的北方人还是多嘴的南方人，都让他们来罢……”

“还有那含有毒素的东方？”

“连那含有毒素的东方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会吸收它，像吸收旁的一样，过去我们吸收的还不多吗？东方表示得意扬扬，我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战战兢兢，都教我看了发笑。它以为把我们征服了，在我们的大街上、报纸上、杂志上、戏院舞台上、政治舞台上，耀武扬威。傻子！它才被我们征服呢。它滋养了我们，它自己可消灭了。高卢人的胃是强健的；两千年来被它消化的文明何止一个。我们受得起毒药的试验……你们德国人要怕，你们去怕罢！你们非纯粹不可，否则就没法存在。可是我们，主要的不在于纯粹，而在于兼收并蓄。你们有一个皇帝，大不列颠也自称为帝国，但事实上真有帝国意味的倒是我们的拉丁民族的性格。我们是世界城的公民。”

“好得很，”克利斯朵夫说，“只要一个民族是健康的，在它年轻力壮的阶段，这一套都很好。但它的精力终有枯竭的一天，那时它就有被外来的巨潮淹没的危险。我们中间不妨老实说，你不觉得这种日子已经来到了吗？”

“这个话人家已经说了几百年了！但我们的历史每次都证明那是多虑。圣女贞德的时代，巴黎一片荒凉，豺狼出没；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受的考验简直数不清！今日的道德沦丧、**乐无度、志气消沉、社会混乱，我都不放在心上。耐着点儿性子罢！要生存就得受苦。我很知道将来会有一个反动的潮流，可是也不见得如何高明，结果也许搞出些同样胡闹的事：而今日靠浑水里摸鱼过日子的人，将来还是会叫叫嚷嚷地做领导……可是那有什么关系？这些运动并不接触到法兰西真正的民众。烂果子不会使果子树跟着烂的。它掉在地下就完了。在整个民族中间，所有那些人是太不足道了！他们死也罢，活也罢，跟我们有什么相干？难道值得我忙忙碌碌，去筑起堤岸，掀起革命来对付他们吗？现在的祸害不是一个制度造成的。这是奢侈带来的麻风病，是财富与聪明的寄生虫。它们会消灭的。”

“把你们腐蚀了以后。”

“对于这样一个民族，你不能绝望。它有那么一种潜在的德行，那么一股光明与理想主义的力，便是那些蚕食它破坏它的人也受到影响。甚至一班贪得无厌的政客也会受它**。最平庸的人一旦握了政权，也感觉到国运的伟大；这国运把他们从小我中超脱出来，拿火把交给他们，叫他们一个一个地传递过去；而他们也跟着前人从事于消灭黑暗的神圣的斗争。民族的精神拖着他们；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他们都完成了他们所否定的上帝的意志……亲爱的国家，亲爱的国家，我对你的信心是永远不会动摇的！你所受的致命的考验，倒反使我感到，我们在世界上所负的使命是值得骄傲的。我绝对不愿意我的法兰西瑟瑟缩缩地关在一间病房里，不敢吹到外界的风。我不愿意病病歪歪地苟延残喘。一个人长大到我们这样的时候，倘使要停止长大，还不如痛快死掉。全世界的思想尽管扑到我们的思想中来罢！我决不害怕。潮水把肥沃的淤泥带给我们的土地，然后它会退下去的。”

“可怜的朋友，”克利斯朵夫说，“在它没退下去的期间，可不是有趣的啊。而且等到你的法兰西从尼罗河中浮起来的时候，你自己在哪儿呢？奋斗不是更好吗？除掉你早已认为命中注定的失败以外，又没别的危险。”

“不，我所冒的危险远过于失败。我可能丧失精神上的平静，那对我是比胜利更重要的。我不愿意恨。哪怕对我的敌人，我也要给他一个公平的待遇。我要在大家热情汹涌的浪潮中保持我清明的目光，我要了解一切，爱一切。”

但克利斯朵夫觉得用这种超然物外的心情去爱人生，和自甘灭亡地退让没有什么差别；他像安班陶克尔老人(12)一样，觉得胸中有一支颂歌在那里颂赞恨，颂赞与恨相连的爱——垦殖大地的，在大地上播种的，内容丰富的爱。他不能赞同奥里维那种安安静静的宿命观；并且他不大敢相信一个绝对不自卫的民族能够久存，所以恨不得唤起整个民族的健全的力，使全法国所有的老实人都奋臂而起。

你对一个人的了解，用一分钟的爱情能比几个月的观察更有成绩，同样，克利斯朵夫之于法国，八天内足不出户地跟奥里维亲密相聚的结果，比他用着一年的光阴，走遍巴黎，走遍文化的与政治的沙龙所知道的更多。在他觉得茫无所措的那个普遍的混乱中，朋友的心灵对他仿佛是大海中的一个岛，代表理智与精神恬静的境界。奥里维内心的和平所以格外动人，是因为它没有一点儿精神上的依傍，因为他生活的境况是艰苦的（他穷，他孤独，他的国家又是这样的颓废），因为他身体衰弱，近乎病态，非常的神经质。可见他清明的心境并非由于意志坚强——他根本缺少意志——而是从他的生命与种族的深处来的。在奥里维周围许多别的人身上，克利斯朵夫也窥见一道遥远的微光，体验到“万里无波的大海的沉静”；他自己素来是骚乱不宁的，拿出全部意志的力量才能使强烈的天性勉强得到一个平衡，现在这种隐藏的和谐，当然使他不胜艳羡了。

看到了法国的内情，他把过去对法国民族性所抱的观念全部推翻了。摆在他眼前的不复是那个快乐的、随和的、无愁无虑的、光芒四射的民族，而是一批含蓄的、孤独的心灵，表面上像蒙着一层明晃晃的水雾，颇有乐观的色彩，其实却是浸透了深刻而沉静的悲观气息，脑子里全是执着的念头、灵智的热情；他们都是不可动摇的灵魂，只能加以毁灭而不能加以改变的。当然这仅仅限于法国的优秀阶级；但克利斯朵夫不懂它这种信心与坚忍刻苦的精神是从哪儿来的。奥里维回答说：“从失败(13)中得来的。是你们，克利斯朵夫，把我们重新锻炼了。唉，那当然不是没有痛苦的。你们想象不到，我们从小到大所经历的环境是怎样地凄惨。我们丧师辱国，跟死神照了面，暴力的威胁老是压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法兰西文明，十个世纪的伟大，都操在一个不了解它、恨它、随时可以把它碎为齑粉的、强暴的征服者手里。可是我们就得为这些命运活下去！你想想吧，那些法国的孩子，生在蒙丧的家庭里，罩着战败的黑影，受着沮丧的思想熏陶；人家教养他们的目标是希望他们雪耻报仇，而那个报仇也许是玉石俱焚的，也许是完全空的，因为他们虽然年纪很小，早已懂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正义，只有强权！这一类的发现，使儿童的心灵不是从此堕落就是从此长成。许多人都自暴自弃了；他们想：既然如此，何必奋斗？何必振作？一切都是空的。想也没用。还是享乐罢。——但凡是挣扎过来的人都是真金不怕火的；任何幻灭都不能动摇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信仰之路和幸福之路全然不同，而他们是不能选择的，只有往这条路走，别的都是死路。这样的自信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你决不能以此期待那些十五岁左右的孩子。在得到这个信念之前，先得受尽悲痛，流尽眼泪。可是这样是好的，应得要这样……

噢！信仰，你这纯钢百炼的处女，

用你的枪尖把各个民族被压制的心开发出来罢！……”

克利斯朵夫默然握着奥里维的手。

“亲爱的克利斯朵夫，”奥里维说，“你们德国给了我们多少痛苦。”

克利斯朵夫差不多要道歉了，仿佛那是他做的事。

“别难过，”奥里维笑着说，“德国不由自主地给我们的益处，远过于害处。是你们把我们的理想主义重新燃烧起来的，是你们把我们对于科学与信仰的热爱激动起来的，是你们促成了法国的普及教育，刺激了巴斯德的创造力，使他单凭一个人的发明，就把五十亿的战争赔款给挣来了，是你们使我们的诗歌、绘画、音乐再生的；我们民族意识的觉醒也全靠你们的力量。我们为了爱信仰甚于爱幸福所做的努力已经得到酬报，因为我们在麻痹的世界上已经感觉到那精神的力量，我们对于这种力，甚至对于胜利，都不再怀疑了。你瞧，克利斯朵夫，我们虽然显得这样渺小，这样软弱——跟德国的威力相比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我们却相信那是把整个海洋染色的一滴水。马其顿一个小小的军团就会把欧罗巴大队武装的人民冲倒！”

弱不禁风的奥里维眼中闪着信仰的光，克利斯朵夫望着他说：“可怜的娇弱的小法国人！你们比我们更强。”

“噢！失败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奥里维又说了一遍，“我们得祝福灾难！我们决不会背弃它。我们是灾难之子。”

(1) 巴黎公寓的房租层次愈低愈贵，愈高愈便宜；故平民多住在二三层楼以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巴黎房屋普遍都只有五六层。

(2) 伏朋（1633—1707）为法国平民出身的元帅与军事工程家，以防御战著称。晚年发表宣言，主张贵族应与平民平等纳税，以此失欢于路易十四。

(3) 德莱弗斯事件为一八九四至一九〇六年间轰动法国的大狱。德莱弗斯少校被诬通敌叛国，卒获平反。

(4) 巴斯德为近代研究细菌学之始祖，故言“无穷小”的天地。

(5) 条顿会为十二世纪时半军人半慈善性质的日耳曼团体。

(6) 法国公共建筑物上大半镌有大革命时期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7) 格鲁哀为十五至十六世纪法国宫廷画家；杜蒙斯蒂哀为十六至十七世纪时的宫廷画家。勒拿三兄弟为十六至十七世纪时名画家。

(8) 德莱弗斯事件前后经过七年方始结束。

(9) 梵桑·特·保尔为十七世纪时圣者，以救济孤儿著称于史。

(10) 法国制度，大学毕业生欲得博士学位，尽可于就业后几年中提出。

(11) 即夏尔·班琪。——原注（译者按，班琪即作者发表本书的杂志《半月刊》的主编。）

(12) 公元前五世纪时希腊的哲学家。

(13) 作者假定本书中的人物都是一八七〇年以后长成的一代，故此处所谓“失败”即指普法战争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