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了一个朋友了！……找到了一颗灵魂，使你在苦恼中有所倚傍，有个温柔而安全的托身之地，使你在惊魂未定之时能够喘息一会儿，那是多么甜美啊！不再孤独了，也不必再昼夜警惕，目不交睫，而终于筋疲力尽，为敌所乘了！得一知己，把你整个的生命交托给他，他也把整个的生命交托给你。终于能够休息了：你睡着的时候，他替你守卫，他睡着的时候，你替他守卫。能保护你所疼爱的人，像小孩子一般信赖你的人，岂不快乐？而更快乐的是倾心相许，剖腹相示，整个交给朋友支配。等你老了，累了，多年的人生重负使你感到厌倦的时候，你能够在朋友身上再生，恢复你的青春与朝气，用他的眼睛去体验万象更新的世界，用他的感官去抓住瞬息即逝的美景，用他的心灵去领略人生的壮美……便是受苦也和他一块儿受苦！……啊！只要能生死相共，便是痛苦也成为欢乐了！
我有了一个朋友了！他跟我隔得那么远，又那么近，永久在我心头。我把他占有了，他把我占有了。我的朋友是爱我的。“爱”把我们两人的灵魂交融为一了。
参加了罗孙家的夜会以后，克利斯朵夫第二天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想到奥里维·耶南。他立刻想要跟他再见。八点还没到，他已经出门了。早上的天气温暖而有些郁闷。那是夏令早行的四月天，一缕酝酿阵雨的水汽在巴黎城上飘浮。
奥里维住在圣·日内维高冈下面的一条小街上，靠近植物园。屋子坐落在街上最窄的地方。楼梯在一个黑洞洞的院子的尽里头，有种种难闻的气味。踏级的拐弯很陡，靠壁有些倾斜，壁上都给涂得乱七八糟。三层楼上，一个乱发蓬松的妇人敞开着衬衣。听见上楼的脚步声开出门来，看见是克利斯朵夫便立刻很粗暴地把门关上了。每一层楼都有好几个公寓，从开裂的门缝里，你可以听见孩子们的吵闹。那是一群肮脏而极平凡的人，挤在低矮的屋内，外面只有一方令人作呕的院子。克利斯朵夫厌恶之下，心里想这些人不知受了什么**，把至少还有空气可以呼吸的乡下丢了，也不知他们跑到巴黎来住在这坟墓一般的地方能有什么好处。
他爬到了奥里维住的那一层。门铃的拉手是条打结的绳子。克利斯朵夫把它使劲儿拉了一下，铃声响处，好几家人家都打开了门。奥里维也出来开了门。他的素雅整齐的穿扮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惊奇；换了别的场合，克利斯朵夫绝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但在这儿他感到一种出乎意料的愉快；奥里维的整洁，在这个恶浊的环境中教人觉得愉快和健康，头天晚上看了奥里维清明的眼神所感到的印象，又立刻恢复过来。他向他伸出手去。奥里维慌慌张张地嘟囔着：“怎么，你，你到这儿来！……”
克利斯朵夫一心想抓住这颗刹那间慌忙失措的可爱的心灵，便对奥里维的问话笑而不答。他把奥里维往前推着，走进了那间卧室兼书房的独一无二的屋子。近窗靠墙摆着一张小铁床；克利斯朵夫看到**放着一大堆枕头。三张椅子、一张黑漆桌子、一架小钢琴、几架图书，就把一间屋挤满了。屋子又窄，又矮，又黑；但主人那种清朗的眼神似乎有种反光照在屋子里。一切都很清洁，整齐，好像是出于一个女人之手；水瓶里插着几朵蔷薇，给室内添了几分春意，四壁挂着一些佛罗伦萨派的古画的照片。
“噢，你这是来……来看我吗？”奥里维真情洋溢地说着。
“嗳，我非来不可啊。”克利斯朵夫回答，“你，你是不会来看我的。”
“你以为我不会吗？”
奥里维紧跟着又说：“对，你说得不错。可并非我不想去。”
“那么有什么阻碍把你拦住了？”
“我太想见你了。”
“这理由真是太妙了！”
“是啊，你可别见笑。我就怕你不怎么愿意见我。”
“我，我才不顾虑这个呢！我想看你，我就来了。要是你不乐意，我自然会看出来的。”
“那你一定要眼光很好才行。”
他们彼此瞧着，笑了笑。
奥里维又说：“昨天我真蠢。我生怕你讨厌。我的胆小简直是一种病，连一句话都说不上来。”
“别抱怨了罢。你们贵国喜欢说话的人太多了；能够碰到一个不大出声的，便是为了胆小而不出声的，也教人高兴。”
克利斯朵夫笑了，很得意自己的俏皮。
“那么你是为了我的静默而来看我的了？”
“是的，为了你的静默，为了你那种静默的优点。静默也有好多种……我可喜欢你这一种，话不是说完了吗？”
“你仅仅见了我一面，怎么会对我发生好感？”
“那是我的事。我挑选朋友用不着多费时间，只要看到一张喜欢的脸，我马上会决定，马上会去找他，而且非找到不可。”
“你这样的追求朋友从来不会看错吗？”
“那是常有的事。”
“也许你这一回又看错了。”
“咱们慢慢瞧吧。”
“噢！那我就糟了。你会教我心都凉了的，只要一想到你在观察我，我就慌得手足无措了。”
克利斯朵夫又好奇又亲热地，瞧着那张容易冲动的脸一忽儿红一忽儿白。感情映在他的脸上好比云彩映在水里。
“多神经质的孩子！简直像女人一样。”克利斯朵夫心里想着，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膝盖。
“得了罢，你以为我全副武装地来对付你吗？我最恨人家拿朋友做心理学实验。我所要求的是，两个人都应当无拘无束，开诚布公，没有不必要的害羞而永远把话闷在胸中，也不必怕自己前后矛盾——今天喜欢的，明天尽可以不喜欢。这不是更有丈夫气、更光明磊落吗？”
奥里维肃然望着他，回答说：“没有问题，这是更有丈夫气。你是强者，我可不是的。”
“我敢断定你也是强者，不过是另外一种方式罢了。并且我现在正是要来帮助你成为强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刚才已经声明过了，此刻我可以更坦白地补上一句（但并不担保以后的事），我喜欢你。”
奥里维从脸上红起直红到耳朵，窘得一动也不能动，一句话都没有能回答。
克利斯朵夫把屋子扫了一眼：“你住的地方太不行了。没有别的屋子了吗？”
“还有一间堆东西的小屋子。”
“嘿！简直透不过气来。你怎么能在这里过活的？”
“慢慢也就惯了。”
“我可是永远不会惯的。”
克利斯朵夫解开背心，拼命地呼吸。
奥里维走去把窗子完全打开了。
“你住在城里一定是不舒服的，克拉夫脱先生。我可决不因为精力过剩而难受。我只需要一点点的空气，哪儿都能活下去。可是到了夏天，有些晚上连我也受不了。我看到那种日子快来了就害怕。我坐在**，仿佛要死过去了。”
克利斯朵夫瞧着**的一堆枕头，又瞧着奥里维疲倦的脸，似乎看到他在黑暗里挣扎的情形。
“那么离开这儿呀，”他说，“干吗要住在这个地方呢？”
奥里维耸耸肩膀，满不在乎地回答：“噢！这儿那儿，反正都是一样！……”
这时他们听到头顶上有沉重的脚步声，下一层楼上有尖锐的争吵声。墙壁每分钟都给街车震动得发抖。
“这种屋子！”克利斯朵夫继续说，“又脏又臭，又热又闷，只看见下贱悲惨的景象的屋子，你晚上怎么能踏进来？难道你不泄气吗？换了我，在这儿简直活不下去，宁可睡在桥底下的。”
“最初我也觉得痛苦，跟你一样厌恶这种环境。我记得小时候跟着大人去散步，只要走过肮脏的贫民区域，心里就作呕，有时还有些不敢说出来的可笑的恐怖。我想，要是此刻发生地震，我就得死在这儿，永远留在这儿；而这是我最怕的。那时我万万想不到有一天会甘心情愿住在这等地方，说不定还要死在这里。我当然不能太挑剔，可是心里是永远厌恶的，只能竭力不去想它。上楼的时候，我把眼睛、耳朵、鼻子，所有的感官都封闭起来，跟外界隔绝。并且，你瞧，从那个屋顶望出去，有一株皂角树。我坐在这边屋角里，让自己什么都瞧不见，只瞧见那株树；傍晚风吹树动的景致，使我觉得自己远在巴黎之外了；这些齿形的树叶簌簌摇曳，有时比森林中的风涛声还更优美动听呢。”
“是的，”克利斯朵夫说，“我知道你老是在出神；可是你不用你的幻想来创造一些别的生命，而仅仅用来对付生活的烦恼，不是浪费了吗？”
“大多数人的运命就是这样。你自己难道没有为了愤怒与斗争而浪费精力吗？”
“我的情形是不同的，我生来是为斗争的。瞧瞧我的胳膊跟手罢。跟人家搏斗是表示我健康。你哪，你可没有多大气力，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奥里维凄然瞧着自己细弱的手腕：“是的，我身子弱得很，一向是这样的。有什么办法？总得生活啰。”
“你靠什么过活的？”
“教书。”
“教什么？”
“什么都教。替人补习拉丁文、希腊文、历史。我给人家预备中学毕业考试。在市立学校我还担任一门道德课。”
“什么课？”
“道德课。”
“见鬼！你们学校里教道德吗？”
“当然。”奥里维笑着说。
“你有什么话可以在讲堂上说到十分钟以上呢？”
“每星期我有十二个钟点呢。”
“那么你是教他们做坏事了？”
“为什么？”
“因为要人家知道什么叫做善，是用不着多费口舌的。”
“那么是不说为妙了？”
“对啦，不说为妙。不知道善恶不一定就不能为善。善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行为。只有一班神经衰弱的人才把道德讨论个不休。可是道德的最重要的规则便是不能神经衰弱。那些迂腐的家伙！他们好比手脚残废的人想要教我怎么走路。”
“那不是对你说的。你已经知道了，可是不知道的人多着呢！”
“那么让他们像小娃娃一样手脚并用地去爬吧，让他们自己去学走吧。但手脚并用也罢，不并用也罢，第一要他们会走。”
他在屋子里大踏步踱着，不到四步把整个房间走完了。走到钢琴前面，他站住了，揭开琴盖，随便翻了翻乐谱，把键盘抚弄了一会儿，说道：“弹些曲子给我听听。”
奥里维吓了一跳：“要我弹？多古怪的念头！”
“罗孙太太说你是很好的音乐家。来，来，弹罢。”
“在你面前弹吗？噢！那会教我羞死的。”
这个从心坎里发出来的天真的呼声，把克利斯朵夫听得笑了，奥里维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在一个法国人说来，难道这能算一个理由吗？”
奥里维始终推辞：“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我弹呢？”
“等会儿告诉你。你先弹罢。”
“弹什么呢？”
“随你。”
奥里维叹了口气，在钢琴前面坐下了，很柔顺地服从了这个自动挑中他的专制的朋友。他迟疑了半日，方始弹一曲莫扎特的B小调柔板，他先是手指发抖，连捺键子的气力都没有；后来胆子大了一些，自以为不过是复述莫扎特的话，可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心灵透露了。音乐最容易暴露一个人的心事，泄露最隐秘的思想。在莫扎特那个伟大的曲子下面，克利斯朵夫发现了这个新朋友的真面目，他体会到凄凉高远的情调，羞怯而温柔的笑容，显出他是个神经质的、纯洁的、多情的、动不动会脸红的人。到了快终曲的时候，正当表现痛苦的爱情的乐句到了顶点而突然迸裂的时候，有种按捺不住的贞洁的情绪使奥里维没法再往下弹；他手指哆嗦，没有声音，放下了手，说道：“我弹不下去了……”
站在后面的克利斯朵夫弯下身子，把中断的乐句弹完了，说：“现在我可听到你的心声了。”他抓着他两只手，把他瞧了好一会儿：“真怪！……我好像见过你的……好像已经认识你那么久、那么清楚了。”
奥里维嘴唇发抖，差点儿要说出来，可是终于一句话也没说。
克利斯朵夫又把他瞧了一会儿，然后悄悄地笑了笑，走了。
他心花怒放地走下楼梯，半中间遇见两个丑八怪的孩子，一个捧着面包，另一个拿着一瓶油。他亲热地把他们的腮帮拧了一下。门房沉着脸，他向他笑笑。他走在街上低声唱着，不久进了卢森堡公园，拣着阴处的一条凳子躺下，闭上眼睛。没有一丝风，游人很少。喷水池的声音响一阵轻一阵。铺着细沙的路上偶尔有窸窸窣窣的声响。克利斯朵夫懒洋洋的，像一条晒着太阳的蜥蜴；树底下的阴影移过去了；但他连挣扎一下的气力都没有。他的思想在打转，却也没有意思把它固定；那些念头全都照着幸福的光辉。卢森堡宫的大钟响了，他也不理；过了一忽儿，他才发觉刚才敲的是十二点，便马上纵起身子，原来已经闲**了两小时，错失了哀区脱的约会，一个早上都糟掉了。他笑着，打着唿哨回家，拿一个小贩叫喊的调子作了一支回旋曲。便是凄凉的旋律在他心中也带着快乐的气息。走过他住的那条街上的洗衣店，他照例瞧了瞧：那个头发茶褐色、皮肤没有光彩、热得满脸通红的姑娘在熨衣服，细长的胳膊直露到肩头，敞开着胸褡，跟往常一样很放肆地瞅了他一眼；破题儿第一遭，克利斯朵夫竟没有生气。他还在笑。进了屋子，先前留下的工作一件都找不到。他把帽子、上衣、背心，前后左右乱丢一阵，接着便开始工作，那股狠劲儿仿佛要征服世界似的。他把东一张西一张的音乐稿子捡起来，可是心不在这儿，只有眼睛在那里看着。过了几分钟，他又觉得飘飘然了，像在卢森堡公园里一样。他惊醒了两三回，想打起精神，可是没用。他嘻嘻哈哈地骂自己，站起身子把头往冷水里浸了一会儿，才清醒了些，重新坐在桌旁，一声不出，堆着一副渺茫的笑容，想着：“这跟爱情有什么分别呢？”
他只敢悄悄地思索，似乎有些怕羞。他耸了耸肩膀，又想：“爱是没有两种方式的……噢，不，的确有两种：一种是把整个的身心去爱人家，另一种是只把自己浮表的一部分去爱人家。但愿我永远不要害上这种心灵的吝啬病！”
他不敢往下再想了，只对着内心的梦境微笑，久久不已。他在心里唱着：
你是我的，我才成为整个的我……
他拿起一张纸，静静地把心里唱的写了下来。
他们俩决意合租一个寓所。克利斯朵夫的意思是要立刻搬，不管租期还剩着一半而要损失一笔租金。比较谨慎的奥里维，虽然也愿意马上搬家，可劝他等双方的租期满了再说。克利斯朵夫不了解这种计算；他像许多没钱的人一样，损失点儿钱是满不在乎的。他以为奥里维手头比他更窘。有一天看到朋友穷困的情形吃了一惊，他立刻跑出去，过了两小时又回来，把从哀区脱那儿预支到的几枚五法郎的钱得意扬扬地摆在桌上。奥里维红着脸不肯收。克利斯朵夫一气之下，要把钱丢给一个在楼下院子里拉着琴要饭的意大利人，被奥里维拦住了。克利斯朵夫装着生气的样子走了，其实他是恨自己的笨拙，没法使奥里维接受。结果，朋友来了一封信，把他安慰了一番。凡是奥里维口头不敢表示的，都在信上表示了出来，他说出认识克利斯朵夫的快乐，说克利斯朵夫的好意使他多么感动。克利斯朵夫回了一封狂热的信，像十五岁时写给他的朋友奥多的一样，满纸都是热情跟傻话，用法语、德语，甚至也用音乐来作种种双关语。
他们终于把住的地方安顿好了。在蒙巴那斯区，靠近唐番广场，在一幢旧屋子的六层楼上，他们找到一个三间正屋带一个厨房的公寓；房间很小，朝着一个四面都是高墙的挺小的园子。在他们那一层，从对面一堵比较低矮的墙上望过去，可以瞧见一所修道院的大花园，那在巴黎还有不少，都是藏在一边，没人知道的。园子里荒凉的走道上，一个人都没有。比卢森堡公园里更高更密的古树，在阳光底下微微摆动；成群的鸟在歌唱；天刚亮就能听到山乌的笛声，接着是麻雀吵吵闹闹而有节奏的合唱。夏日的傍晚，燕雀的狂噪穿过暮霭，在天空回绕。月夜还有蛤蟆像滚珠一样的叫声，好比浮到池塘面上的气泡。倘使这幢旧屋子不是时时刻刻被沉重的车子震动，仿佛大地在高热度中发抖的话，你决计想不到住在巴黎。
有一间屋比其余的两间更大更好，两个朋友便互相推让，结果大家同意用抽签来决定。首先作这个提议的克利斯朵夫存了心，用了一种他素来觉得不会做的巧妙的手法，居然使自己没抽到那个好房间。
于是他们开始了一个完全幸福的时期。那不是专靠某一件事，而是同时靠所有的事的、他们所有的行动和思想都浸在幸福中间，幸福简直跟他们一分钟都不离开了。
在这个友谊的蜜月中，那些深邃而无声的欢乐，唯有“得一知己”的人才能体会。他们难得说话，也不大敢说话；只要能觉得彼此在一起，能交换一个眼风、一句话，证明他们虽然静默了好久而思想仍旧在一条路上就行了。用不着互相问讯，甚至也用不着互相瞧一眼，他们随时都能看到对方的形象。动了爱情的人都不知不觉地把爱人的灵魂作为自己的模型，一心一意地想不要得罪爱人，想教自己跟对方完全合二为一，所以他凭着一种神秘的、突如其来的直觉，能够窥到爱人的心的微妙的活动。朋友看朋友是透明的；他们彼此交换生命。双方的声音笑貌在那里互相摹仿，心灵也在那里互相摹仿，直要等到那股深邃的力，那个民族的本性，有一天突然抬起头来把他们友谊的联系扯断了的时候才会显出裂痕。
克利斯朵夫放低了声音说话，放轻了脚步走路，唯恐扰乱了隔壁屋子里幽静的奥里维；友谊把他改变了：他有种从来没有的快乐、信赖、年轻的表情。他疼着奥里维。奥里维大可以对朋友作威作福，要不是他觉得不配受这样的爱而为之脸红的话，因为他自以为还不及克利斯朵夫，不知克利斯朵夫也跟他一样地谦卑。双方的这种谦卑是从友爱来的，给他们多添了一种甜蜜。一个人觉得自己在朋友心中占着那么重要的地位，即使自以为不够资格，也是最快乐的。因此他们俩都非常的感动和感激。
奥里维把自己的藏书放在克利斯朵夫的一起，不分彼此。他提到某一册的时候，不说“我的书”而说“我们的书”。只有一小部分东西，他保留着不作为公共财产，那是姊姊的遗物，或是跟她的往事有关的东西。克利斯朵夫被爱情磨炼得机警了，不久便注意到这种情形，可不明白为什么。他从来不敢向奥里维问起他的家属；只知道奥里维所有的亲人都已经故世；除了带点儿高傲的感情使他不愿意探听朋友的私事以外，他还怕触动朋友过去的悲痛。他羞怯得连对奥里维桌上的照片都不敢仔细瞧一眼，虽然心里很有这个愿望。那张相片上有一位正襟危坐的先生、一位太太，还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脚下坐着一条长毛大狗。
在新居住了两三个月，奥里维忽然受了些风寒，躺在**。克利斯朵夫动了慈母一般的感情，又温柔又焦急地看护他；医生听到奥里维肺尖上有点儿发炎，嘱咐克利斯朵夫用碘摩擦病人的背。克利斯朵夫一本正经地做着这工作的时候，瞧见奥里维脖子里挂着一块圣牌。他知道奥里维对一切宗教信仰比他都摆脱得干净，当下表示很奇怪。奥里维脸一红，说道：“那是件纪念物，是我可怜的安多纳德临死的时候戴着的。”
克利斯朵夫打了一个寒噤。安多纳德这个名字使他忽然心中一亮。
“安多纳德？”他问。
“是的，她是我的姊姊。”
克利斯朵夫反复念着：“安多纳德……安多纳德·耶南……她是你的姊姊？……”他一边说，一边望着桌上的照片，“她不是很小就故世的吗？”
奥里维凄然笑了笑：“这是一张小时候的照片。可怜我没有别的……她死的时候已经二十五岁了。”
“啊！”克利斯朵夫很激动地说，“她可是到过德国的？”
奥里维点点头。
克利斯朵夫抓着奥里维的手：“那么我是认识她的啊！”
“我知道。”奥里维回答。
他钩着克利斯朵夫的脖子。
“可怜的姑娘！可怜的姑娘！”克利斯朵夫再三说着。
他们俩一齐哭了。
克利斯朵夫忽然想到了奥里维的病，便尽量安慰他，要他把手臂放进被窝，替他把被褥盖住肩头，像母亲一般替他抹着眼泪，坐在床头对他望着。
“对啦，对啦，”克利斯朵夫说，“怪不得我早认得你了，第一天晚上就认出你了。”
（不知他是对眼前这个朋友说，还是对那个已经死了的朋友说。）
“可是你，”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既然早知道了，干吗不对我说呢？”
安多纳德冥冥中借着奥里维的眼睛回答：“我不能说。应当由你说的。”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在静悄悄的夜里，奥里维一动不动地躺在**，向握着他的手的克利斯朵夫轻轻讲着安多纳德的一生；可是那不该说的一段，连她自己也闭口不言的秘密，并没有说，但也许克利斯朵夫已经知道了。
从此，他们俩都被安多纳德的精神包裹了。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她就跟他们在一块儿。他们甚至用不着想到她，两人都是以她的思想为思想的。她的爱是他们的两颗心相会的地方。
奥里维时常唤起她的形象，都是些零星的回忆，短短的轶事，让她那种羞怯而可爱的举动、年轻而端庄的笑容、深思而妩媚的情致，像一道微光似的透露出来。克利斯朵夫默默无言地听着，整个给这个看不见的朋友的光彩罩住了。因为天生地比别人容易吸收生机，他有时能在奥里维的说话中间听到深邃的回声，为奥里维自己所听不见的；而且那年轻的死者的生命，他也比奥里维更能够吸收。
在奥里维身边，他不知不觉代替了她的职位；笨拙的德国人居然会像安多纳德一样地殷勤、细心，做许多体贴周到的安排，教人看了感动。有时他竟弄不清是为了爱奥里维而爱安多纳德呢，还是为了爱安多纳德而爱奥里维。柔情牵动之下，他不声不响地到安多纳德墓上去供些花草。奥里维一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在墓上发现了鲜花才觉察，可还不容易肯定是克利斯朵夫去过的。他怯生生地提到这问题，克利斯朵夫却粗声大气地把话岔开了。他不愿意奥里维知道；但有一天两人在公墓上碰到了。
另一方面，奥里维私下写信给克利斯朵夫的母亲，把克利斯朵夫的近况告诉她，说他对克利斯朵夫怎样地敬爱与钦佩。鲁意莎很笨拙、很谦卑地回了信，表示感激涕零；她老是提到自己的儿子，口气像提到一个小孩子一样。
像情人似的经过了一个不大出声的时期以后——经过了一个“心旷神怡的恬静，莫名其妙的欢乐”的时期以后——两人的舌头松动了。他们几小时地摸索着，要在朋友的心中有点儿新发现。
他们俩性情那么不同，但本质都那么纯粹。他们因为如是其不同又如是其相同，所以相爱。
奥里维是娇弱，单薄，不能跟人生的艰苦搏斗的。一遇到阻碍，他便退缩，并非为了害怕，而是一小部分为了胆怯，一大部分为了不肯用强暴与粗鄙的手段去克服困难。他是靠替人补习功课、写些文艺的书来维持生活的，报酬照例是少得可怜。他也偶尔写些杂志文章，可从来不能自由发表意见，必须讨论他不大感兴趣的问题——他感兴趣的题材，人家不要他写——他是诗人，人家却教他写评论；他懂得音乐，人家却要他谈画。他知道，关于这些问题，他只能说些老生常谈，而这正是大众欢迎的；他不得不对平凡的人说些他们能懂的话。后来他厌恶到极点，不愿意再写了，只替一些小杂志写作。那些刊物虽没有稿费，但言论自由，所以是被许多青年真心爱护的。唯有在这等地方，他才能发表他值得留存的东西。
他为人温和有礼，表面上很有耐性，实际上却是非常敏感。一句略微过火的话就会使他气得热血奔腾；看到什么不公平的事，他会惊骇失措；他除了自己痛苦以外，还替别人痛苦。几百年前的某些丑恶的史实使他痛心疾首，仿佛当时遭人**的便是他自己。一想到遭受那些不幸的人的苦难，他就脸色发白，浑身打战，苦恼到极点，可是他同情的人物已经跟他隔着几世纪了。要是他亲眼看到这一类的暴行，更是气得直打哆嗦，有时甚至会害病，睡不着觉。他外表的强作镇静，是因为知道自己一生气就会过火，可能说出别人不能原谅的话。那时人家恨他比恨素来性情暴烈的克利斯朵夫更厉害，因为奥里维冲动之下，似乎比克利斯朵夫更容易透露他隐秘的思想。而这是不错的。他的批判人，既没有克利斯朵夫那样盲目地夸张，也没有他那样一厢情愿地幻想，而是把事情看得非常清楚。这便是一般人最不能原谅的地方。他因此默不出声，知道争辩没用，就避免争辩。这种压制使他很痛苦。但他更痛苦的是自己的胆怯：为了胆怯，他有时竟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思想，或者不敢坚持到底，或者还得向人道歉，好似那次为了讨论克利斯朵夫而跟吕西安·雷维-葛争吵的情形。他对人对己都打不定主意，常常为此苦闷。在比较更使性的少年时代，他不是极端兴奋，便是极端消沉，而转换的方式也非常突兀。他最快乐的时候，已经觉得悲哀在旁边等着他了。果然，他根本没看到悲哀是怎么来的，冷不防就给它抓住了。那时他不但烦恼，还要埋怨自己的烦恼，怀疑自己的言语、行为、诚实，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攻击自己。他的心在胸中乱跳，可怜巴巴地挣扎着，快要窒息了。——自从安多纳德死后，也许是受了她的死亡之赐，受了在某些亲爱的亡人身上发出来的那种令人苏慰的光明之赐，好像黎明的微光把病人的眼睛与心灵都照得清明了一样，奥里维虽不能完全摆脱这些骚乱，至少能够隐忍而加以控制了。很少人想象得到这类内心的斗争，他把这个使自己感到屈辱的秘密藏在心里：一方面是软弱而**的身体，另一方面是无挂无碍而清明宁静的智慧，虽不能完全控制那个骚乱，却也不致受它的害——“在扰攘不息的心头始终保持着一片和平”。
这种智慧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惊异。那是他在奥里维的眼睛里看出来的。奥里维有的是直觉，有的是胸襟阔大的敏锐的好奇心，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对什么都不恨，抱着广大的同情观照世界：这种清新的目光是最可贵的天赋，使他能够用一颗永远天真的心去体验宇宙间生生不息的现象。在这个内心的天地中，他觉得自己无挂无碍，广大无边，能够主宰一切了；他这才忘了自己的缺陷和肉体的痛苦。这个弱不禁风，随时可以奄然物化的身体，倘使你远远地用一种幽默而怜悯的态度去看它，的确另有一番风味。在这等情形中，一个人决不执着于自己的生命，可是更热烈地执着于一般的生命。奥里维把不愿意在行动方面消耗的精力全部灌注到爱情和智慧中去。他没有充分的活力单独生存。他是根藤萝，需要有个倚傍。把整个身心施舍给人家的时候，才是他生命最丰满的时候。那是女性的灵魂，永远需要爱别人，需要被别人爱。他生来是跟克利斯朵夫配在一起的。历史上有一班高贵的可爱的朋友，为大艺术家作护卫，同时也靠着大艺术家坚强的心灵而繁荣滋长的，例如贝尔脱拉费沃之于达·芬奇，加伐里哀之于弥盖朗琪罗，翁白尔同乡之于年轻的拉斐尔，哀尔·梵·琪尔特之忠于那个老而潦倒的伦勃朗。他们并没那些宗师的伟大；可是宗师所有高贵与纯洁的成分在那些朋友身上似乎更臻化境。他们是天才的最理想的伴侣。
他们的友谊对两人都有好处。有了朋友，生命才显出它全部的价值；一个人活着是为了朋友；保持自己生命的完整，不受时间侵蚀，也是为了朋友。
他们互相充实。奥里维头脑清明，身体虚弱。克利斯朵夫元气充沛，精神骚乱。一个是瞎子，另一个是瘫子。合在一块儿，他们可是非常完满了。受了克利斯朵夫的熏陶，奥里维对阳光重新感到了兴趣；因为克利斯朵夫生气勃勃，身心康健，便是在痛苦、受难、憎恨的时候依旧能保持乐天的倾向；而这些他都灌输了一部分给奥里维。可是克利斯朵夫得之于奥里维的还远过于此。一般天才的通例，尽管有所给予，但他在爱情中所取的总远过于所给的，因为他是天才，而所谓天才一半就因为他能把周围的伟大都吸收过来而使自己更伟大。俗语说财富跟着富人跑。同样，力也是跟着强者走的。克利斯朵夫吸收了奥里维的思想来滋养自己，感染到他超然物外、洒脱自如的精神，和那种远大的目光——静静地体验一切而控制一切的目光。但朋友的这些德行一朝移植到他这块更肥沃的土地上时，它们的发荣滋长变得格外有力了。
他们在对方的心灵中发掘出这些境界，对之赞叹不已。每个人贡献出无穷的富源，那是至此为止各人从来没意识到的全民族的精神财宝；奥里维所贡献的是法国人广博的修养，和参透心理的本领；克利斯朵夫所贡献的是德国人那种内在的音乐与体会自然的直觉。
克利斯朵夫不能了解奥里维怎么会是法国人。这位朋友跟他所见到的法国人多么不同！没有遇见他之前，克利斯朵夫几乎把吕西安·雷维-葛看做现代法兰西精神的典型，不知他实际上只是一幅漫画。看到了奥里维，他才发觉巴黎还有比吕西安·雷维-葛思想更自由而仍不失其纯洁狷介的人。克利斯朵夫拼命跟奥里维辩，说他和他的姊姊不完全是法国人。
“可怜的朋友，”奥里维回答，“关于法国，你知道些什么呢？”
克利斯朵夫拿他从前为了要认识法国而耗费的精力作为辩论的根据；他把在史丹芬与罗孙家中碰到的法国人一个一个地背出来，都是些犹太人、比利时人、卢森堡人、美国人、俄国人，甚至也有几个真正的法国人。
“我早料到了，”奥里维回答，“你连一个法国人都没见到。你只看到一个堕落的社会，一些享乐的禽兽，根本不是法国人，仅仅是批浪子、政客、废物，他们所有的**只在法国的表面上飘过，跟法国连接触都没接触到。你只看见成千成万的黄蜂，被美丽的秋天与丰盛的果园吸引来的。你没注意到忙碌的蜂房、工作的都城、研究的热情。”
“对不起，”克利斯朵夫说，“我也见过你们优秀的知识阶级。”
“什么？两三打文人吗？那才妙呢！在这个时代，科学与行动变得这样重要，文学只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最浮表的思想。何况以文学而论，你也只看到些戏剧，所谓高级的娱乐，替国际饭店的有钱的主顾定制的国际烹调。巴黎那些戏院吗？一个真正工作的人根本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巴斯德一生也没看过十次戏！像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你太重视我们的小说，太重视大街上的戏院，太重视我们那班政客的兴风作浪了……要是你愿意，我可以让你看到一般从来不看小说的女人，从来不上戏院的巴黎姑娘，从来不关心政治的男子，而这些全是知识分子呢。你既没看到我们的学者，也没看到我们的诗人。你既没看到我们没世无闻的孤高的艺术家，也没看到我们革命志士的热烈的火焰。最伟大的信徒，你一个没见过；最伟大的自由思想者，你也一个没见过。至于平民阶级更不必谈了！除了那个看护过你的可怜的女人，你对法国的平民又知道些什么？你哪儿看得到呢？住在二三层楼以上的巴黎人，你认识几个？(1)你要是不认识那班人，你就不认识法兰西。在可怜的公寓中，在巴黎的顶楼下，在静悄悄的内地，有的是善良，真诚的人，庸庸碌碌地过着一辈子，老抓着一些严肃的思想，每天都做着自我牺牲。——法国无论哪个时代都有这小小的一群人，数量是不足道的，精神是伟大的，差不多没人知道，没有一点儿表面的行动，然而的确是法兰西的力量，默默无声而持久的力量。至于自命为优秀的阶级却在那里不断地腐烂，不断地新陈代谢……你一朝看到一个法国人不是为了追求幸福，不是为了以任何代价追求幸福而活着，而是为了完成或是效忠于他的信仰而活着，你便觉得奇怪。可是有成千累万的人，像我这样，比我更有价值，更虔诚，更谦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为了一个没有回音的上帝服务，为了一个理想而服务。你不认识那些卑微的人，省吃俭用，按部就班，勤劳不倦，安安静静的，心中却藏着一朵没有燃烧起来的火焰，这是为了保卫乡土，跟自私的贵族抗争而牺牲的民众，是蓝眼睛的老伏朋(2)一流的人。你既不认识平民，也不认识优秀阶级。像我们忠实的朋友一样、像支持我们的伴侣一样的书，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你根本不知道，我们以多少的忠诚与信心培植着一批年轻的刊物。你可想到有些正人君子是我们的太阳，它的光华使无赖小人畏惧吗？他们不敢正面相搏，只有对它低头，以便用手段去暗算它。无赖小人是奴隶，而所谓奴隶倒是主人。你只认识奴才，没认识主人……你看着我们的斗争，以为是胡闹，因为你不了解它的意义。你只看见太阳的反光和影子，可没看见内在的太阳，没看见我们几百年的灵魂。你有没有想法儿去认识它？有没有窥见我们英勇的行为，巴黎公社时代的十字军？有没有把握到法兰西精神的悲壮的气息？有没有对巴斯加心中的深渊探着身子看过一眼？对于一个一千年来始终在活动在创造的民族，把它哥特式的艺术、十七世纪的文化、大革命的巨潮、传遍全世界的民族——一个经过几十次磨炼而从来没死灭，而复活了几十次的民族，怎么能横加诬蔑呢？你们都是一样的。你所有的同胞，到这儿来都只看见腐蚀我们的寄生虫——文坛、政界、金融界的冒险者和他们的供应商，他们的顾客，他们的娼妓：你们把这批吞噬法兰西的坏蛋作为批判法兰西的根据。你们之中一个都没想到被压制的真正的法国，藏在内地的那个生命的储藏库，那些埋头工作的民众，根本不理会眼前的主人怎么喧闹……你们对这些情形一无所知也是挺自然的，我不怪怨你们：你们怎么会知道呢？连法国人自己都不大认识法国。我们之中最优秀的都给封锁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人家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的痛苦：我们锲而不舍地抓着我们的民族精神，把从它那儿得到的光明当做神圣的宝物一般储存在心中，竭尽心力保护它不让狂风吹熄；我们孤零零的，觉得周围尽是那些异族散布出来的乌烟瘴气，像一群苍蝇似的压在我们的思想上，留下可恶的蛆虫侵蚀我们的理智，污辱我们的心灵；而应当负责保卫我们的人反而欺骗我们；我们的向导，我们的非愚即怯的批评家，只知道谄媚敌人，求敌人原谅他们生为我们的族类；民众也遗弃我们，既不表示关切，甚至也不认识我们……我们有什么方法使民众认识呢？简直没法跟他们接近。啊！这才是最受不了的！我们明知道法国有成千累万的人思想都和我们的一样，明知道我们是代表他们说话，而竟没法教他们听见！敌人把什么都霸占了：报纸，杂志，戏院……报纸躲避思想，要不然就只接受那些为享乐作工具、为党派作武器的思想。党派社团把所有的路封锁了，只许自甘堕落的人通过。贫穷和过度的劳作把我们的精力消磨尽了。忙着搞钱的政客只关心那批能够收买的无产阶级。而冷酷自私的布尔乔亚又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死。我们的民众不知道我们：凡是和我们一样斗争的人，也像我们一样被静默包围着，不知道有我们，而我们也不知道有他们……可怕的巴黎！固然巴黎也做了些好事，把法兰西思想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一处。可是它做的坏事至少不亚于它做的好事；而且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便是善也会变成恶的。只要一个冒充的优秀阶级占据了巴黎，借了舆论大吹特吹，法国的声音就给压下去了。何况法国人自己还分辨不清；他们噤若寒蝉，怯生生地把自己的思想藏起来……从前我为此非常痛苦。现在，克利斯朵夫，我可是安心了。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致的花岗石绝不会因之剥落的。在洪水带来的污泥之下，我可以教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已经有些岩石的峰尖透到水面上来了。”
克利斯朵夫发现了理想主义那股气势伟大的力；当时法国的诗人、音乐家、学者，都受着这股力鼓动。当令的人尽管喧呼扰攘，宣传他们鄙俗的享乐主义，把法国思想界的呼声压倒；可是法国的思想界为了自己的身份，不屑跟市井无赖的叫嚣去对抗，只为着自己，为着它的上帝，继续唱它的热烈而含蓄的歌。它甚至为了躲避外界的喧扰，直退隐到它高塔上最深藏的地方。
“诗人”这个美丽的名词，久已被报纸与学会滥用，称呼那班追求名利的多嘴的家伙。但真正的诗人瞧不起鄙俗的辞藻与拘泥的写实主义，认为那只能浮光掠影地触及事物的表面而碰不到核心；他们守在灵魂的中心，耽溺着一种神秘的意境，那是形象与思想所向往的，它们像一道倾泻在湖内的急流，染上那内心生活的色彩。但这种为了另造一个世界而特别深藏的理想主义，大众是无法接受的。克利斯朵夫最初也不能领会。在叫嚣喧呼的节场以后，这情形未免太突兀了。好比在刺目的阳光底下经过了一番骚扰，忽然来了一片静悄悄的黑暗。他耳朵里乱响，什么都无从分辨。他先因为热爱生命，看了这对比非常不快。外边是热情的巨潮在震撼法国，震撼人类。而在艺术中间，初看竟没有一点儿骚乱的痕迹。克利斯朵夫问奥里维：
“你们为德莱弗斯事件(3)闹得天翻地覆；但经历过这漩涡的诗人在哪儿？有宗教情绪的人，此刻心中正作着几百年来最壮烈的斗争，教会的威权与良心的自由正在冲突。哪儿有个诗人反映这种悲痛的？劳工阶级预备作战；有些民族灭亡了，有些民族再生了，亚美尼亚人遭受屠杀，亚洲在千年长梦中醒来，把欧洲的掌钥人——莫斯科巨人推倒了；土耳其像亚当般睁眼见了天日；空间被人类征服了；古老的土地在我们脚下裂开，把整个民族吞下了……所有二十年来的奇迹，尽够写二十部史诗的材料，你们诗人的作品中，可有这些大火的痕迹？现实的诗歌，难道就只有他们没看见吗？”
“你耐性一点儿，朋友，”奥里维回答，“别说话，你先听着……”
世界的车轴声慢慢地隐没了；行动的巨轮在街上震撼的声音去远了。静寂的神妙的歌声清晰可辨了：
蜜蜂的声音，菩提树的香味……
风用它黄金般的嘴唇吹着大地……
柔和的雨声挟着蔷薇的幽香。
我们听见诗人的刀斧在柱头上雕出“最朴素的事物的庄严的姿态”；“用他的黄金笛，用他的紫檀箫”表现严肃与欢乐的生活；又为“一切阴影都是光明”的心灵，唱出它们宗教的喜悦与信仰的甘美……还有那抚慰你，向你微笑的酣畅的痛苦，“在它严峻的脸上，射出一道他世界的光芒……”以及那“睁着温柔的大眼的，清明恬静的死亡”。
这交响曲是许多纯粹的声音合起来的。其中没有一个可以跟高乃依与雨果的音响洪大的小号相比；但它们的合奏更深刻，层次更复杂。那是现代欧罗巴最丰富的音乐。
克利斯朵夫不作声了，奥里维对他说：“现在你明白没有？”
这时也轮到克利斯朵夫向奥里维做手势，要他住嘴了。他虽然喜欢更阳性的音乐，但听着心灵像森林像泉水般的喁语，也欣然领受了。大众尽管为了争一日之短长而互相厮杀，诗人依旧在讴歌天地的长春，和“美的景物所给人的甜美的慈爱”。人类在那里“惊呼悲号，在一块贫瘠黑暗的田里打转”的时候，千千万万的生灵互相争取一些血淋淋的自由的时候，泉水和森林却齐声唱着：“自由！自由！圣哉！圣哉！”
诗人并没自私自利地做着恬静的好梦。他们胸中不少悲壮的呼声，也不少骄傲的呼声、爱的呼声、沉痛的呼声。
这是如醉若狂的飓风，“挟着它暴厉的威力或是深邃的甘美”；是骚乱的力，是兴奋若狂的史诗，唱出群众的狂热，唱着人与人间，喘息不已的劳动者间的战斗：
如金如墨的脸庞在黑影与浓雾中显现，
肌肉紧张或收缩的背，
站在巨大的火焰与巨大的铁砧前面……
（锻炼着未来的城市。）
强烈而惨淡的光，照着“冷静的理智”，同时也映出一些孤独的心灵的悲壮的苦闷，他们以痛快淋漓的心情磨着自己。
这些理想主义者的许多特征，在德国人看来倒更近于德国式。但他们都爱好“法国式的隽永的谈吐”，诗中充满着希腊神话的气息。法国的风景与日常生活，在他们眼中都变了阿提卡海的景物。古代的灵魂似乎至今在二十世纪的法国人身上活着，他们还想脱下现代的衣衫，显出他们美丽的**。
所有这一类的诗歌都有种成熟了几百年的文明的香味，那是在欧洲任何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你只要闻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忘掉。它把世界各国的艺术家都吸引到法国来，变成法国诗人，并且是十足地道的法国诗人；而崇拜法国古典艺术的信徒，也没比盎格鲁·撒克逊人、佛兰德人和希腊人更热烈的了。
克利斯朵夫受着奥里维的指引，让法国诗神的精炼的美把他渗透了，虽然以他的趣味而论，这个贵族式的，被他认为太偏于灵智的女神，不及一个朴素的、健全的、结实的，并不喜欢那么推敲，但懂得热爱的民间女子可爱。
全部的法国艺术都有同样美妙的香味，好似秋天被太阳晒暖的树林中发出杨梅熟透的味道。音乐仿佛就是隐在草里的小小的杨梅。最初，克利斯朵夫因为在本国看惯了茂密的杂树，所以在这些微小的植物旁边走过而没有看见。现在清幽的香味使他回过头来了；靠着奥里维的帮助，他发现在那些僭称为音乐的荆棘与枯叶中间，另有一小群音乐家制作着精炼而质朴的艺术。在种满菜蔬的田里，在工厂的煤烟中间，在圣·特尼平原的中心，一群无愁无虑的野兽在一个圣洁的小树林中舞蹈。克利斯朵夫不胜惊奇地听着他们的笛声，又恬静又俏皮，跟他一向所听到的渺不相似：
我只要一支小小的芦苇，
就能使蔓长的野草呻吟，
整片的草原悲鸣，
温柔的杨柳呜咽，
还有那小溪也会低吟：
我只要一支小小的芦苇，
就能使森林合唱齐鸣……
那些钢琴小曲，那些歌，那些法国的室内音乐，素来是为德国艺术家不屑一顾的，克利斯朵夫自己也没注意到其中富有诗意的技巧；但在慵懒的风度与享乐气息之下，他开始看到一种为了求脱胎换骨而来的**与苦闷——那是莱茵彼岸的人无从领会的。法国音乐家用着这种心情在他们荒芜的艺术园地中寻找能够孕育未来的种子。德国音乐家守着乃祖乃父的营地，认为在他们往日的胜利之后，世界的进化已经登峰造极；可是世界依旧在前进；而法国人就是首先出发的先锋队。他们发掘艺术的远大的前程，访求那已经熄灭的和方在升起的太阳，追寻那已经消逝的希腊，和酣睡了几百年，重新睁着大眼，抱着无穷的梦想的远东。西方音乐素来受着章法结构与古典规则的限制，至此才由法国艺术家来开放古代的调式；他们在凡尔赛池塘中灌入世界上所有的水：通俗的旋律与节奏，异国的与古代的音阶，新的或翻新的音程。在此以前，法国的印象派画家已经替眼睛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们是发现光明的哥伦布；现在法国音乐家竭力要征服音响的世界了；他们在听觉的神秘幽深的区域中走得更远，在内心的海洋里发现了崭新的陆地。可是他们很可能有了收获而不做出什么结果来。他们一向是替人开路的。
克利斯朵夫很佩服这个刚刚复活而已经走在前锋的音乐。这个文雅细巧的家伙多勇敢！克利斯朵夫以前指摘他的荒谬，现在可变得宽容了。要永远不会犯错误，只有一事不做。为了追求活泼泼的真理而犯的过失，比那陈腐的真理有希望多了。
不问结果如何，那种努力毕竟是了不起的。奥里维使克利斯朵夫看到了三十五年来完成的事业：人们花了多少精力把法国音乐从一八七〇以前的麻痹状态中救出来；那时法国没有自成一派的交响乐，没有深刻的修养，没有传统，没有大师，没有群众；一切都由柏辽兹一个人担当，而他还是郁郁不得志而死。如今克利斯朵夫对一班尽瘁于复兴大业的匠人感到敬意了；他不想再讥讽他们狭窄的美学或缺乏天才了。他们所创造的不只是作品，而是整个的音乐民族。在锻炼法国新音乐的一切伟大的宗匠里头，赛查·法朗克对他特别显得可爱。他没看到自己惨淡经营的事业成功就死了；像德国的老许茨一样，他在法兰西艺术最黯淡的时期始终保持着他的信心和他的民族天才。在繁华的巴黎，这个纯洁的大师，音乐界的圣者，艰苦勤劳地过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丧失清明的心地与耐性；他的坚忍的笑容使他的作品蒙上一层慈爱的光彩。
克利斯朵夫因为没参透法兰西深刻的生命，所以看到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中间居然有一个虔诚的大艺术家，就认为是桩奇迹了。
可是奥里维微微耸着肩，问他在欧洲哪个国家能找到一位感受浓厚的《圣经》气息的画家，可以跟那清教徒式的法朗梭阿·米莱相比的；哪儿有一个学者比清明的巴斯德更加渗透热烈与谦卑的信仰的，一朝他的精神像他自己所说的，“在悲怆惨痛的境界中”被“无穷”这个观念抓住之后，他便匍匐在地下，“哀求理智把他释放，因为他差不多和巴斯德一样要为了信仰而发狂了”。旧教教义既不妨碍米莱那种英勇的写实主义，也不妨碍巴斯德那种热烈的理智踏着稳健的步子，“走遍了原始的自然界，在无穷小的漆黑的天地中(4)，在生命发源的最隐蔽的地方摸索”。他们出身于内地，在内地的民众身上汲取他们的信仰，也就是一向潜伏在法国土地中的信仰；愚弄平民的政客尽管信口诬蔑也没用。奥里维对这个信仰认识很清楚，那是他生来就有的。
他又指点克利斯朵夫看到二十五年来旧教的革新运动。法国的基督教思想热烈地要跟理智、自由、生命融合起来；那些勇敢的教士，就像他们之中有一个说的，“受了一番人的洗礼”，主张旧教应该了解一切，跟所有正直的思想结合，因为“一切正直的思想，即使犯了错误，还是纯洁的、神圣的”。无数的青年教徒，一片诚心地祝望建立一个基督教共和国，自由，纯洁，博爱，容纳一切善意的人；虽然横遭诬蔑，被斥为异端邪说，受尽左派右派——尤其是右派——的暗箭，这个小小的维新队伍依旧非常镇静，坚毅不屈地踏上艰难的前途，知道非洒尽血泪绝不能在世界上有什么持久的成就。
法国其他的宗教，也受着同样活泼的理想主义与热烈的自由主义的激**。新教和犹太教那些庞大而麻木的躯体，也受着新生命的刺激而颤抖了。大家争先恐后地努力，想创造一个自由人的宗教，对热情与理智的威力都不加压制。
这种宗教的狂热并非为宗教所独有；它是革命运动的灵魂。在这儿，它更多了一点儿悲壮的意味。克利斯朵夫一向只看到卑鄙的社会主义——被政客们用来笼络群众，拿些幼稚的、鄙俗的幸福之梦，去**那些饥饿的顾客的；而所谓幸福，据政客们说，是他们一朝有了政权就能利用科学来赐给大众的普遍的享乐。此刻克利斯朵夫看到，跟这个令人作呕的乐观主义相对的，还有一班领导工会的优秀分子所提倡的神秘而激烈的运动。他们所宣传的是“战争，从战争中为垂死的世界重新求得一种意义、一个目标、一宗理想”。这些伟大的革命家，痛恨那“布尔乔亚式的，商人化的，温和的，英国式的”社会主义，而另外提出一个壮烈的宇宙观，“它的规律是对抗”，它生存的条件是不断的牺牲。要是你能想象到被那些领袖驱向旧世界挑战的队伍，抱着以康德和尼采的理论同时见诸剧烈行动的神秘主义的话，那么这些高傲的革命志士就显得可惊了——他们的如醉如狂的悲观气息、轰轰烈烈的英雄生活、对战争与牺牲的信仰，以战斗精神与宗教热诚而论，和条顿会(5)或日本武士道的理想完全相符。
可是这纯粹是法国的产物，那些人物是几百年来从未改变特征的法兰西民族。这类特征，克利斯朵夫借着奥里维的眼睛在执政时期的执政官与独裁者身上看到，在某些思想家、行动者，和大革命以前的改革家身上看到。加尔文派，扬山尼派，雅各宾党，工团主义者，都用着那种悲观的理想主义和自然斗争，不存幻想，也不灰心，像铁腕一般支撑着民族，往往也鞭挞民族。
克利斯朵夫一朝呼吸到这些神秘的斗争的气息，就开始懂得偏执狂的伟大，懂得为什么法国人对它这样地忠诚不贰，为什么别的更善于调和的民族不能了解。像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他最初只觉得法兰西共和国标榜在一切建筑物上的口号(6)，和法国人的专制思想对照之下非常可笑，便尽量地加以讥讽。现在他可第一次看见了他们所热爱的、富于战斗性的“自由”的意义，看到了理智的刀光剑影。那并不像他先前所想的，对法国人只是一句好听的话、一个空洞的观念。在一个需要理智高于一切的民族，为理智的斗争自然也高于一切的斗争。固然这种斗争被一班自命为实际的民族认为荒谬，但是有什么关系？用深刻的眼光来看，那些为了征服世界，为了帝国或为了金钱的斗争，何尝不是同样地虚空？不论是哪种斗争，百万年后还不是同样地化为乌有？但要是人生的价值就靠着斗争的剧烈性，靠着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而迸发全部的生命力，便是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那么，除了法国那些为了拥护理智或反对理智的永久的战斗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战斗更能为生命争光的？而凡是尝过这种辛辣的滋味的人，对世所盛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毫无生气的宽容，只觉得太平淡，太没有丈夫气。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有补偿的，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可以发泄他们的精力。可是他们的民族的力量并不在于宽容，宽容只有在许多党派中间成为英勇的行为的时候，才成其为伟大。但在现代的欧洲，宽容往往只是麻木不仁、缺少信仰、缺少生命的表现。英国人借着伏尔泰的一句名言，说“英国靠了信仰纷歧而得到的宽容”，法国经过了大革命还没有能得到。——那是因为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比自称为有信仰的英国反而更有信仰。
像维吉尔带着但丁游地狱一样，奥里维带着克利斯朵夫看过了理想主义的钢铁志士，看过了为理智的战斗以后，直爬到山巅，那儿才有清明恬静的、真正超脱的，一小群法国的优秀人物。
他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超脱的人物，像停在宁静的天空的鸟一样地潇洒……在那个高度上，空气那么纯洁，那么稀薄，克利斯朵夫简直不容易呼吸。这儿你可以看到一班艺术家自命为神游于绝对自由的梦境中——看到一班极端的主观主义者，像福楼拜一样瞧不起“相信万物是实有的伧夫”；看到一班思想家，以他们动**的复杂的思想，摹仿着动**不已的万物的波涛，“昼夜不息地流转着”，哪儿都不愿意停留，哪儿都不会遇到稳固的陆地或岩石，像蒙丹所说的“不描写生命而只描绘过程，一天复一天，一秒复一秒的过程”；还有一班学者明知四大皆空，明知人类是在这个虚无中造出他的思想、他的上帝、他的艺术、他的科学的，可是他们继续创造世界和它的规则，创造那个昙花一现的梦境。他们并不向学问求安息，求幸福，甚至也不求真理，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真理的把握，他们只是为学问而爱学问，因为它是美的，唯有它才是美的、真的。在思想的峰巅，我们看到这些学者，热烈的怀疑主义者，不理会什么痛苦、什么幻灭，甚至连现实也不以为意，只顾闭着眼睛，听着许多心灵无声无息的合奏，听着数字与形式的微妙而壮丽的和声。这些大数学家，思想自由的哲学家——世界上最严格最切实的头脑——已经到了神秘的、入定的境界的极端；他们使周围都变成一片空虚，探着身子瞧着深渊，对于自己的目眩神迷感到一点儿醉意；他们欢欣鼓舞的，把思想的光彩在无边的黑夜中放射出来。
克利斯朵夫挨在他们身边也想瞧一下，只觉得天旋地转。他素来自命为自由，因为他除了自由的良知以外已经摆脱了所有的规则；但在这些连思想的一切绝对的规则、一切无可违拗的强制、一切生存的理由都摆脱干净的法国人旁边，他骇然发觉自己的自由原来是微不足道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活着呢？
“为了求自由呀，能够自由是最大的快乐。”奥里维回答。
可是这种自由使克利斯朵夫手足无措，甚至于企慕德国的极权主义和严格的纪律了；他说：“你们的快乐是自欺欺人，是抽鸦片的人做的梦。你们醉心于自由，忘记了生命。个人的绝对自由是疯狂，一个国家的绝对自由是混乱……自由！自由！这个世界上谁是自由的？你们的共和国里谁是自由的？——还不是那班无耻之徒？你们最优秀的人可是被窒息的。你们只能做梦。不久恐怕连梦也做不成了。”
“那也没关系！”奥里维回答，“可怜的朋友，自由的乐趣，你是不能知道的。那的确值得用危险、痛苦，甚至生命去交换。自由，感到自己周围所有的心灵都是自由的，连无耻之徒在内，那真是一种没法形容的乐趣，仿佛你的灵魂在无垠的太空游泳。这样以后，灵魂再不能在别处生活了。你尽管给我像帝国军营内那样的安全、秩序、完满的纪律，我都认为不相干。我会闷死的。我需要的是空气，是自由，越多越好！”
“世界是需要规律的，”克利斯朵夫说，“早晚必有个主子来到。”
可是奥里维带着讥讽的神气，用着比哀尔·特·雷多阿的话回答：
用尽尘世的方法去禁锢法国的言论自由，
其无效就等于想把太阳埋在地下或关在洞里。
克利斯朵夫对于极端自由的空气慢慢地觉得习惯了。在法国思想的高峰上，一班通体光明的心灵在幻想；克利斯朵夫从山顶上向脚下的山坡瞧去，只看见一群英勇的人为着一种活泼泼的信仰——不管是哪种信仰——在那里奋斗，永远想攀登高峰：他们向着愚昧、疾病、贫穷，发动神圣的战争，一片热诚地致力于发明，征服光明与天空，那是科学对自然的大规模的战斗；在山坡上比较低一些的地方，一群静默的、意志坚强的男男女女，善良而谦卑的心灵，千辛万苦才爬到半山腰，因为不能再往上，只能抱残守缺，过着平凡的生活，暗中还是非常热烈地抱着牺牲精神；山脚底下，在险峻的羊肠小径中，多少偏执狂的人，多少盲目的本能，为了一些抽象的思想拼命扯做一团，不知道在环绕他们的石壁之上还别有天地；再往下去是一带卑湿的池沼和在污泥中打滚的牲畜了。可是沿着山坡，东一处西一处地开着些艺术的鲜花，音乐发出杨梅似的清香，诗人唱着如流水如鸣禽般的歌曲。
克利斯朵夫问奥里维：“你们的民众在哪儿呢？我只看见精华跟糟粕。”
奥里维回答说：“民众吗？他们种着自己的园地，完全不理会我们。每一群所谓优秀分子都想加以拉拢，他们可一概不理。从前他们至少还有点儿分心，听听政客们的花言巧语，现在却充耳不闻了。放弃选举权的人不知有几百万。那些政党尽管打得头破血流，民众可满不在乎，只要打架不打到他们的田里去——万一出了这种事，他们可恼了，不管什么党派，他们都迎头痛击。他们自己并不有所行动，只在工作与休息受到妨碍的时候起而反抗。对帝皇，对共和政府，对教士，对帮口，对社会主义者，民众所要求的只是不要让他们受到公共的危险，例如战争、混乱、疫疠等等，同时让他们安安静静地种他们的园地。他们心里想：难道这些畜生不让我们安静吗？然而这些畜生竟是愚蠢不堪，把老实人缠个不休，非惹得他拿起镰刀来把他们逐出门外不止，这便是我们的当局有一天会碰到的。从前，民众会给一些大事业煽动起来，将来也许还会有这种情形，虽然他们少年时代的疯狂久已过去；可是无论如何，他们的狂热绝不持久；他们很快要回到几百年的老伙计——土地——那儿去的。使法国人留恋法国的是土地，而非法国的人民。多少不同的民族几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并肩工作，是土地把他们结合了的，土地才是他们热爱的对象。不管一生的祸福如何，他们老在那儿耕种；他们觉得土地上的一切连一小方泥土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