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新到的人物殷勤地行着礼。克利斯朵夫对他们似理非理，可是他很不高兴地看到自己的证人对吕西安的证人非常巴结。于里安认识爱麦虞限，古耶认识摩埃，他们都笑容满面，礼貌周全地走拢来。摩埃冷冷地有礼地接待他们，爱麦虞限照例嘻嘻哈哈地挺随便。站在吕西安身旁的勃洛克伯爵，眼睛一扫就把对方几个人所有的常礼服跟衬衣估计了一下，和他的主人交换了几句印象，嘴巴差不多动都没动，因为他们俩都是镇静而极有规矩的。
吕西安若无其事地等主持决斗的勃洛克伯爵发令。他把这件事认为只是一种简单的仪式。他打枪打得极好，知道敌人的笨拙，可不想利用自己的本领，趁证人们不注意的时候（那也不大可能，当证人的总设法不让决斗发生严重的后果）一枪击中敌人，因为他知道，最傻的莫如教一个敌人伤在自己手里，让大家以为他是个牺牲者；倒不如用另一种方式无声无息地把他毁掉，那才是聪明的办法。可是克利斯朵夫脱去了外衣，敞开着衬衫，露出粗大的脖子和结实的拳头，低着额角，一双眼睛恶狠狠地盯着吕西安，集中全身精力等着，满脸都是杀气；勃洛克伯爵在旁边把他打量了一番，心里想，文明人要能消灭决斗的危险才好呢。
等到双方都发了两颗当然毫无结果的子弹，证人就赶来祝贺两位敌人。大家都已经有了面子，但克利斯朵夫没有满足。他站在那儿，拿着手枪，不相信这算是完了。他很乐意像隔天在射击房中一样，一枪一枪尽打下去，到打中为止。他听到古耶要他向敌人伸手，又看到敌人堆着那永久的笑容向自己走过来，觉得这种喜剧可恨极了，立刻丢下武器，推开古耶，往着吕西安直扑过去。众人费尽气力才把他拦住，不让他用拳头来继续决斗。
吕西安走开了，证人们都围着克利斯朵夫。他却冲出圈子，不理他们的哗笑跟埋怨，径自大踏步往森林中跑去，一边高声地自言自语，一边做着愤恨的手势，也没想起自己的外衣和帽子都留在场地上，只顾往树林的深处走。他听见证人们笑着叫他；后来他们不耐烦了，不理他了。不久，车子远去的声音表示他们已经动身。他自个儿站在静悄悄的林中，怒气平了，扑下身子，在草地上躺下了。
过了一会儿，莫克赶到了小客店。他从清早起就在找克利斯朵夫。客店里的人说他的朋友跑到树林里去了。他就开始搜寻，披荆斩棘，到处呼唤；赶到听见克利斯朵夫的歌声，他又咕哝着走回头来，跟着声音的方向走，终于在一片空地上把克利斯朵夫找到了，原来他四肢朝天，像一头小牛似的在那儿打滚。克利斯朵夫很快活地跟他招呼，叫他“老朋友”。他告诉他说，敌人被他浑身打满了窟窿，像筛子一样；他又强迫莫克跳着玩儿，重重地拍着莫克的身子。天真的莫克虽然手脚不大灵活，也差不多和他玩得一样高兴。——他们手拉着手走到小客店，然后到邻近的站上搭火车回巴黎。
奥里维一点儿都不知道，只奇怪为什么克利斯朵夫对他那么温柔；这些忽冷忽热的变化使他心中纳闷。到第二天，他才从报上知道克利斯朵夫决斗的事。他一想起克利斯朵夫所冒的危险就差点儿吓坏了。他追究决斗的原因，克利斯朵夫又不肯说，等到被逼不过了，才笑着回答：“为了你呀。”
除此以外，奥里维再也套不出一句话。最后还是莫克把故事原原本本讲了出来。奥里维惊骇之下，跟高兰德绝交了，又求克利斯朵夫原谅他的莽撞。克利斯朵夫为了耍弄莫克，很俏皮地把一支法国的老歌谣改了几个字代替回答。莫克也为了两个朋友的快乐而高兴极了。克利斯朵夫的歌谣是：“我的乖乖，这教你提防……
那有闲而多嘴的姑娘，
那吹牛拍马的犹太人，
那无聊的朋友，
那亲狎的敌人，
还有那泄气的酒，
“你切勿上这些家伙的当！”
友谊恢复了。友谊破裂的威胁反而使友谊变得更可贵。过去一些小小的误会都消释了；便是两个朋友的不同的性格也对他们成为一种吸引力。克利斯朵夫把两个民族的灵魂在自己心中很和谐地结合了起来。他觉得自己的内心非常丰富、充实；而这种丰满的境界在他是照例用音乐来表达的。
奥里维听了惊叹不已。以他那种过分的批评精神，他几乎以为他所热爱的音乐已经发展到顶点。他常常有种病态的思想，认为一种文化进步到某个程度以后必然要流于颓废，所以老是怕这个使他爱好生命的美妙的艺术会突然停顿，泉源枯竭。克利斯朵夫觉得这顾虑很可笑，拿出好辩的脾气，说在他以前世界上还一无成就，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奥里维提出法国音乐做反证，认为它已经到了尽善尽美、盛极而衰的地步，更无进步可言。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说道：“法国音乐吗？……它还没诞生呢……你们在世界上有多少美妙的话可以说！你们真不是音乐家，要不然就不会见不到这些。啊！如果我是法国人的话！”
于是他举出一个法国人所能描写的一切：“你们翻来覆去地搬弄一些跟你们不适合的体裁，适合你们民族性的事反而一件不做。你们是个典雅的民族，有的是浮华世界的诗意，有的是举止的美、态度的美、服饰的美，你们很能创造一种人家没法摹仿的艺术——富于诗意的舞蹈，而你们倒反不再制作芭蕾舞乐……——你们是一个诙谐机智的民族，而你们却不再写喜歌剧，或是只让不入流的音乐家去做。啊！如果我是法国人的话，我要把拉伯雷的作品谱成音乐，我要制作滑稽史诗……——你们是一个小说家的民族，你们却并不在音乐上施展小说家的天才——居斯达夫·夏邦蒂哀的作品还谈不上这点。你们并不运用你们的分析心灵、参透个性的天赋。啊！如果我是法国人，我可以用音乐来制作肖像……（比方说，我能够替那静坐在下面花园中紫丁香旁边的姑娘写照）……我要用弦乐四重奏来表现你们司汤达的手腕……——你们是欧洲的第一个民主国，却没有平民戏剧、平民音乐。啊！如果我是法国人，我一定把你们的大革命谱为音乐：把七月十四、八月十日(11)、瓦尔米(12)、联欢大会(13)，以及所有的民众在音乐里表现出来！并非用那种浮夸的瓦格纳式的朗诵，而是用交响乐、合唱、舞蹈。……别说废话！我早听厌了。应当大刀阔斧地，在兼带合唱的大交响曲中写出大块文章的风景，荷马式的、《圣经》式的史诗，描写水、火、土地、光明的天、鼓舞人心的狂热、本能的活跃、民族的运命、节奏的胜利，仿佛一个世界之皇，驾驭着千万生灵，教千军万马出生入死……到处都是音乐，什么都是音乐！如果你们是音乐家，那么为你们所有的公共节目，所有的典礼，所有的工会、学生会、家庭庆祝，都可有个别的音乐……可是第一，倘若你们是音乐家，你们先得制作纯粹音乐、无所为而为的音乐，唯一的目的是使人温暖，使人呼吸，使人生活。你们得创造太阳！……你们的雨下得够了。你们的音乐使我伤风感冒。一切都是昏昏沉沉的，把你们的灯点起来罢……你们抱怨意大利的脏东西把你们的戏院给包围了，把你们的民众给征服了，把你们赶出了自己的家。这是你们自己的过失！民众被你们昏暗的艺术、神经衰弱的和声、烦琐沉闷的对位，搅得厌倦透了。他自然要扑向生命所在的地方，不管那生命粗野不粗野——他们只要求生命！你们为什么要灭绝生命呢？你们的德彪西是一个大艺术家，但对你们是不卫生的。他促成你们的麻痹。你们需要人家用力把你们撼醒。”
“难道你要教我们走上施特劳斯的路吗？”
“那也不行。他会把你们毁掉的。要有我同胞们的胃口，才喝得下这种强烈的饮料。便是我的同胞也未必受得了……施特劳斯的《莎乐美》固然是杰作……我自己却并不想写这样的东西……我想到我可怜的老祖父和高脱弗烈特舅舅，他们讲起音乐的时候，用的是何等尊敬而温柔的口吻！唉！一个人有了神明般的力量而用在这等地方！……那是一颗烈焰飞腾的流星！一个伊索尔德，犹太的卖**妇(14)。痛苦的兽性的**欲。残杀、强奸、**这一类狂热的欲望，在德国颓废的心灵深处咆哮……而你们却是在温柔乡中自杀……前者是野兽，后者是俘虏。人在哪里呢？……你们的德彪西是趣味高尚的天才；施特劳斯是趣味恶劣的天才。前者无味，后者可厌。一个有如一片银色的池塘消失在芦苇里，发出一种狂热的香味。一个有如溷浊的激流……而在这些水沫底下，又是低级的意大利风格，新派的梅亚贝尔，下流的感情，在那里蒸发臭气……《莎乐美》是一件可怕的杰作！它是《伊索尔德》的女儿……可是《莎乐美》又会产生些什么呢？”
“是的，”奥里维说，“我很想走前半个世纪。这个奔向深渊的趋势，无论用什么方式都得教它停止：要就是悬崖勒马，要就是下坠深谷。那时我们才能够呼吸。谢谢老天，不管有没有音乐，大地照样会开花。这种违反人性的艺术，我们要它做什么？……西方的火已经快烧完了……不久……不久，别的光明将要从东方升起。”
“别再提你的东方了！”克利斯朵夫说，“西方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田地呢。你以为我会退让吗，我？我的前程还有好几百年呢。生命万岁！……欢乐万岁！……和我们的命运斗争罢，斗争万岁！扩大我们心胸的爱情万岁！温暖我们的信心，比爱情更甜蜜的友谊万岁！白天万岁！黑夜万岁！祝贺太阳！祝贺梦想与行动的神，祝贺创造音乐的神！胜利啊！……”
然后他在桌前坐下，把脑子里所想到的统统写下，再也不想到自己刚才的话了。
那时克利斯朵夫所有的力量完全平衡了。他不想讨论这一种音乐体裁或那一种音乐体裁的美学价值，也不殚精竭虑地去追求新奇；凡是可以用音乐来表现的题材，他用不着多费心力就找到了。对于他，什么都行。音乐像潮水一般地奔泻，克利斯朵夫竟来不及认出它表现哪一种感情。他只是快乐，因为能够尽量发泄而快乐，因为觉得天地万物的生命在他心中跳动而快乐。
这种快乐与丰富的生命力感染了他周围的人。
局处花园中的屋子对于他是太小了。隔壁原来有个修道院的大花园；清静的宽大的走道，上百年的古树，可以让他的心灵驰骋一下；但这种太美的景致是不能长久保持的。正对着克利斯朵夫的窗，人家正在盖一所六层楼的屋子，把远景挡住了，把他跟周围的环境隔绝了。他每日从早到晚只听见转动滑车、刮磨砖石、敲钉木板的声音。他在工人中又遇到那个盖屋的朋友，从前在屋顶上认识的。他们远远地点头。克利斯朵夫在街上碰到他，还带他上酒店去一块儿喝酒，使奥里维看了大为诧异。他可觉得这工人滑稽的唠叨和老是那么快活的兴致很好玩。但他照旧诅咒他跟他那群工人在前面筑起一堵高墙，夺去他的光明。奥里维并不怎么抱怨；他能适应这个坐井观天的环境，仿佛把它当做笛卡儿的火炉，被压迫的思想会从里面往天上飞去的。可是克利斯朵夫需要空气。既然被关在这个局促的地方，他就跟周围的心灵融成一片。他尽量把它们吸收，把它们谱成音乐。奥里维说他好像一个动了爱情的人。
“要是这样的话，”克利斯朵夫回答，“那么除了我的爱情以外，我便一无所见，一无所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了。”
“那么你为什么这样高兴呢？”
“因为我健康，因为我胃口好。”
“幸福的克利斯朵夫！”奥里维叹着说，“你真应该把你的胃口分点儿给我们。”
健康是像疾病一样会传染的。第一个受到好处的是奥里维。他最缺少的是力。他躲避社会，因为社会的鄙俗使他厌恶。凭他广博的智慧和少有的艺术天分，他还是太细巧了，不能成为一个大艺术家。大艺术家不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健康的人最重视的是生活；特别是有天才的人，因为他比别人更需要生活。奥里维却逃避生活；他让自己在没有身体、没有皮肉、没有实质的诗情梦境中浮沉。像某些优秀人士一样，他需要在过去的时代中或是从来没存在过的时代中寻求美。生命的甘泉，仿佛今日的就不及过去的那么醉人！疲倦的灵魂不能直接接触生命，只能接受被过去的帘幕掩蔽的，或是出诸前人之口的生命。——克利斯朵夫的友谊慢慢地把奥里维从这些渺渺茫茫的艺术境界中拖了出来。阳光终于透进了他的灵魂深处。
工程师哀斯白闲也感染到克利斯朵夫的乐天主义。可是他的习惯并没改变，那是像痼疾一般牢不可拔的；并且我们也不能希望他一变而为精神抖擞，马上愿意到国外去挣家业。那对他是要求太高了。但他已经不是那么无精打采，对于久已放弃的研究工作、书本和科学，也重新感兴趣。要是有人告诉他，说他对于本行的兴致是克利斯朵夫给他提起来的，他一定会大吃一惊，而克利斯朵夫听了这话当然更要奇怪。
整幢屋子里和克利斯朵夫相交最快的是三层楼上的那对夫妇。在他们门外走过的时候，他好几次留神到里面的钢琴声，只要不当着人，亚诺太太的琴弹得很不错。以后他送了几张自己的音乐会门票给他们，他们非常感激。从此他就不时在晚上到他们家去坐一会儿。可是他再也听不到少妇的弹奏了：她太胆小，不敢当着人弹琴，便是独自在家，因为知道人家可以从楼梯上听到，也老是踏着节音板。但如今倒是克利斯朵夫弹给他们听，和他们长时间地讨论音乐。亚诺夫妇在这些谈话里表示出一股朝气，使克利斯朵夫大为高兴。他不信法国人对音乐竟会爱好到这个地步。
“因为，”奥里维说，“你一向只看见音乐家。”
“我知道，”克利斯朵夫回答，“音乐家是最不爱音乐的人；可是你不能教我相信像你们这一类的人在法国真有多少。”
“成千累万。”
“那么是一种传染病，是最近时兴的新潮流，对不对？”
“不，这不是一种时髦，”亚诺说，“要是一个人，听了乐器的美妙的和弦，或是听了温柔的歌声，而不知道欣赏，不知道感动，不会从头到脚地震颤，不会心旷神怡，不会超脱自我，那么这个人的心是不正的、丑恶的、堕落的；对于这种人，我们应当像对一个出身下贱的人一样地提防……”
“这话我听见过，”克利斯朵夫说，“那是我的朋友莎士比亚说的。”
“不，”亚诺很温和地回答，“那是在莎士比亚以前的我们的龙沙说的。你现在可看到爱好音乐的风气在法国并不是昨天才时兴的了。”
法国人的爱好音乐固然使克利斯朵夫奇怪，但法国人差不多和德国人爱好同样的音乐使克利斯朵夫更奇怪。在他先前所遇到的巴黎艺术界和时髦朋友中间，最得体的办法是把德国的大师当做外国的名流看待，一方面向他们表示钦佩，另一方面把他们放在相当距离之外；大家最高兴的就是嘲笑格路克的粗笨、瓦格纳的野蛮，并且拿法国人的细腻跟他们作比较。事实上，克利斯朵夫甚至怀疑一个法国人能否了解那些照法国的演奏方式所演出的德国音乐。有一次他听了一个格路克音乐会回来大为气恼：那些乖巧的巴黎人简直把这个性情暴躁的老人搽脂抹粉了。他们替他化装，扎些丝带，用棉花来点缀他的节奏，把他的音乐染上印象派色彩和颓废**猥的气息……可怜的格路克！他那么善于表白的心灵，纯洁的道德，**裸的痛苦，都到哪儿去了？难道法国人感觉不到吗？——可是，此刻克利斯朵夫看到他的新朋友们对于德国的古典作家、旧歌谣和日耳曼民族性中间最有特性的部分，表示那么深刻、那么温柔的爱，就不由得要问：他们不是素来认为这些德国人是外国人，而一个法国人只能爱法国艺术家的吗？
“不是的！”他们回答，“这是我们的批评家借了我们的名义说的。因为他们老跟着潮流走，就说我们也跟着潮流走。可是我们的不理会批评家，正如批评家的不理会我们一样。这班可笑的家伙居然想来教我们，教我们这批属于古老的法兰西族的法国人，说这个是法国的、那个不是法国的！……他们教我们说，我们的法兰西是只以拉穆——或拉辛——为代表的！仿佛贝多芬、莫扎特、格路克都没到我们家里来过，没跟我们一起坐在我们所爱的人的床头，分担我们的忧苦，鼓动我们的希望……仿佛他们不是我们一家人！如果我们敢老实说出我们的思想，那么巴黎批评家所颂扬的某个法国艺术家，对我们倒真是外国人呢。”
“其实，”奥里维说，“倘使艺术真有什么疆界的话，倒不在于种族，而在于阶级。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一种艺术叫做法国艺术，另外一种叫做德国艺术；但的确有一种有钱人的艺术跟一种没有钱的人的艺术。格路克是个了不起的布尔乔亚，他是属于我们这个阶级的。某个法国艺术家，这儿我不愿意指出他的姓名，却并不是，虽然他是布尔乔亚出身，但他以我们为羞，否认我们；而我们也否认他。”
奥里维说得很对。克利斯朵夫愈认识法国人，愈觉得法国的老实人和德国的老实人没有多大分别。亚诺夫妇使他想起他亲爱的老许茨：爱好艺术的心那么纯洁，没有我见，没有利害观念。为了纪念许茨，他也就喜欢他们了。
他觉得世界上的老实人不应当因种族不同而在精神上分疆划界，同时又觉得在同一种族之内，老实人也不应当为了思想不同而分什么畛域。他抱着这样的心情，无意之间使两个似乎最不能彼此了解的人——高尔乃伊神父与华德莱先生，相识了。
克利斯朵夫时常向两个人借书看，而且用着那种奥里维不以为然的随便的态度，把他们的书交换地转借给他们。高尔乃伊神父并不因此生气，他对别人的心灵有种直觉；他看出潜藏在年轻的邻居心中的宗教气息。一部从华德莱先生那边借来而为三个人以各个不同的理由爱读的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使他们精神上先就接近了。有一天他们俩偶尔在克利斯朵夫家里碰上了。克利斯朵夫先是怕两位客人彼此会说出不大客气的话。可是相反，他们一见之下竟非常殷勤，谈些没有危险的题目，交换旅行的感想和人生经验。他们发觉彼此都是仁厚长者，抱着《福音书》精神和想入非非的希望，虽然各人都是牢骚满腹，非常灰心。他们互相表示同情，但多少带点儿嘲弄的意味。这是一种心领神会的契合。他们从来不提到他们信仰的内容，平时很少相见，也不求相见；但遇到的时候都觉得很愉快。
以思想的洒脱而论，高尔乃伊神父并不亚于华德莱。这是克利斯朵夫意想不到的。他对于这种自由的虔诚的思想，慢慢地看出了它的伟大；他觉得这个教士所有的思想、行为、宇宙观，都渗透了坚强而恬静的神秘气息，没有一点儿骚乱的成分，只使他生活在基督身上，就跟——照他的信仰来说——基督生活在上帝身上一样。
他对什么都不否认，对无论哪一种表现生命的力都不否认。在他看来，一切的著作，古代的跟现代的、宗教的跟非宗教的，从摩西到裴德罗(15)，都是确实的、通神的、上帝的语言。《圣经》不过是其中最丰富的一部，有如教会是一群结合在神的身上的最优秀的弟兄；但《圣经》与教会并不把人的精神束缚在一条呆板固定的真理之内。基督教义是活的基督。世界的历史只是神的观念不断扩张的历史。犹太庙堂的颠覆，异教社会的崩溃，十字军的失败，鲍尼法斯八世(16)的受辱，伽利略的把陆地放在无垠的太空中间，王权的消灭，教会协定的废止：这一切在某一个时期都曾经把人心弄得彷徨无主。有的人拼命抓着倒下去的东西不肯放手；有的人随便抓了一块木板漂流出去。高尔乃伊神父只问自己：“人在哪里呢？使他们生存的东西在哪里呢？”因为他相信：“生命所在的地方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他为了这个缘故对克利斯朵夫很有好感。
在克利斯朵夫方面，他也觉得一颗伟大的虔诚的心有如美妙的音乐，在他心中唤起遥远而深沉的回声。凡是天性刚毅的人必有自强不息的能力，也就是生存的本能，挣扎图存的本能，好比把一条倾侧的船划了一桨，恢复它的平衡，使它冲刺出去；因为有这种自强不息的力量，克利斯朵夫两年来被巴黎的肉欲主义所引起的厌恶与怀疑，反而使上帝在他心中复活了。并非他相信上帝。他始终否认上帝，但心中充满着上帝的精神。高尔乃伊神父微笑着和他说，他好似他的寄名神(17)一样，生活在上帝身上而自己不知道。
“那么怎么我看不见上帝的呢？”克利斯朵夫问。
“你好似成千累万的人一样，天天看见他而没想到是他；上帝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显示给所有的人：对于有些人就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好像对圣·比哀尔在加里莱那样；对于另一些人，例如对你的朋友华德莱先生，就像对圣·多玛那样用人类的创伤与忧患来显示；对于你，上帝是在你的理想的尊严中显示……你早晚会把他认出来的。”
“我永远不会让步，我精神上是自由的。”克利斯朵夫说。
“和上帝同在的时候，你更自由。”教士安安静静地回答。
可是克利斯朵夫不答应人家把他硬派为基督徒。他天真地、热烈地抗辩，仿佛人家把他的思想题上这个或那个名字真有什么关系似的。高尔乃伊神父静静地听着他，带着一种教士所惯有的、人家不容易觉察的讥讽的意味，也抱着极大的慈悲心。他极有耐性，那是从他信仰的习惯来的。教会给他受的考验把他的耐性锻炼过了；虽然非常悲伤，经过很大的苦闷，他的耐性还没受到伤害。被上司压迫，一举一动都受到主教的监视，也被那些自由思想者在旁窥伺——他们想利用他来做跟他的信心相反的事——同教的教友与教外的敌人同样地不了解他，排斥他，这种种情形对他当然非常惨酷。他不能抗拒，因为应当服从。他也不能真心地服从，因为上司明明是错的。不说固然苦恼，说了而被人曲解也是苦恼。此外，还有你应当负责的别的心灵，你看着他们痛苦，等着你指导他们，援助他们……高尔乃伊神父为了他们、为了自己而痛苦，可是他忍下去了。他知道在那么长久的教会历史中，这些磨难的日子根本不算一回事。——但是沉默隐忍的结果使他把自己慢慢地消磨完了，他变得胆小，怕说话，连一点儿极小的活动都担任不了，最后竟入于麻痹状态。他觉得这情形很难过，可并不想振作。这次遇到克利斯朵夫，对他是个很大的帮助。这个邻居的朝气，热诚，对他天真恳挚的关心，有时不免唐突的问话，使他精神上得到很多好处。这是克利斯朵夫强迫他重新加入活人的队伍。
电机工人奥贝在克利斯朵夫那儿遇到高尔乃伊。他一看见教士，不由得浑身一震，不大能把厌恶的心理藏起去。便是在初见面的刺激过去以后，他跟这个没法下一定义的人在一起还是觉得很不自在。但他能和有教养的人谈话是挺高兴的，所以把反对教会的心情硬压下去了。他对于华德莱先生和高尔乃伊神父之间那种亲热的口吻非常诧异；同样使他惊奇的是，看到世界上竟会有一个民主派的教士和一个贵族派的革命党，那可把他所有的思想都搅糊涂了。他想来想去也没法把他们归类，因为他是需要把人归了类才能了解的。而要找到一个部门，能把这个读着阿那托·法朗士和勒南的著作，安安静静地，又公平又中肯地谈论这两位作家的教士放进去，的确不容易。关于科学的问题，高尔乃伊神父的原则是让那些懂得科学而非支配科学的人指导。他尊重权威；但他认为权威和科学不属于一个系统。肉，灵，爱，这是三个不同的系统，是神明的梯子的三个阶级。——当然奥贝体会不到这种精神境界。高尔乃伊神父声气柔和地告诉克利斯朵夫，说奥贝使他想起从前看见过的那种法国乡下人——有个年轻的英国女子向他们问路。她说的是英语，他们不懂。他们跟她说法语，她也不懂。于是他们不胜同情地望着她，摇摇头，一边说一边重新做他们的工作：“真可惜！这姑娘人倒长得挺好看！……”
最初一个时期，奥贝对着教士和华德莱先生的学问和高雅的举止感到胆小，不敢出声，尽量把他们的谈话吞在肚里。慢慢地他也插嘴了；因为他很天真地需要听到自己说话。他发表些渺渺茫茫的空想。那两位很有礼貌地听着，暗中不免有点儿好笑。奥贝高兴之下，控制不了自己；他利用着，不久更滥用高尔乃伊神父的无穷尽的耐性。他对他朗诵自己呕尽心血的作品。教士无可奈何地听着，倒也不怎么厌烦，因为他所听的并不是对方说的话，而是对方这个人。事后克利斯朵夫说他这样地受罪真是可怜，他却回答：“欧！我不是也听别人的一套吗？”
奥贝对华德莱先生和高尔乃伊神父很感激；三个人不管彼此了解与否，居然很相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觉得能这样地接近非常奇怪。那是出乎他们意料的。——原来是克利斯朵夫把他们结合了。
克利斯朵夫也拉拢了三个孩子做他的同党，那是哀斯白闲家的两个女孩子和华德莱先生的义女。他已经跟她们做了朋友，看她们那么孤独非常同情。他对她们中间每个人讲着她不认识的小朋友，久而久之引起了她们相见的愿望。她们互相在窗子里做手势，在楼梯上偷偷地交换一言半语。她们渴想交朋友的表示，再加上克利斯朵夫的帮助，居然使双方的家长答应她们在卢森堡公园相会。克利斯朵夫因为计划成功很高兴，在她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去看她们，发觉她们又窘又笨拙，不知道怎么对付这桩快乐事儿。他却是一下子就把她们的窘态给赶跑了，想出玩意儿来，提议大家奔跑、追逐；他自己也混在里头，仿佛只有十岁。公园里散步的人看着这大孩子一边嚷一边跑，被三个小姑娘追着，在树木中间绕来绕去。她们的父母却始终抱着猜疑的心思，不大乐意让卢森堡公园的集会多来几次，因为在那种情形之下不容易监督孩子。——克利斯朵夫便设法教住在底层的夏勃朗少校请她们就在屋子下面的花园里玩。
一个碰巧的机会已经使克利斯朵夫和军官有了往来。——（碰巧的机会自会找到能够利用它的人。）——克利斯朵夫的书桌摆在近窗的地位。有一天，几页乐谱被风吹到下面的花园里去了。克利斯朵夫下楼去捡，照例秃着头，敞开着衣服。他以为只要跟仆人交涉一下就行了，不料开门的是军官的女儿。他略微愣了一愣，说明来意。她笑了笑，把他带进门去，一同到园子里。他捡齐了纸张，由她送出来的时候，恰好军官从外边回来，好不惊奇地望着这古怪的客人。女儿笑着把他们介绍了。
“啊！原来就是楼上的音乐家？好极了！咱们是同行。”
他说着，握着他的手。两人用一种友善的说笑的口气，谈着他们互相供应的音乐会，就是说克利斯朵夫的琴声和少校的笛声。克利斯朵夫想走了；可是军官留着他，越扯越远地谈着音乐问题。突然之间他停下来，说：“来看我的加农。”
克利斯朵夫跟着他，心里想，要他克利斯朵夫来对法国炮队发表意见有什么用。但军官得意扬扬拿给他看的是音乐上的加农(18)，是他费尽心血写成的乐曲，可以从末尾看起，等于一种回文体；或者两人同时看，一个在正面看，另一个在反面看。这位少校是多艺学校出身，一向有音乐嗜好；但他所爱于音乐的特别是那些难题；他觉得音乐——有一部分的确如此——是一种奇妙的思想的游戏；他竭力想出并且解决音乐结构上的谜，都是愈来愈古怪、愈来愈无用的玩意儿。他服务军中的时代，当然无暇培养这个癖；但自从退休之后，他全部的热情都放在这方面了；他为此所花的精力，不下于当年在非洲大沙漠中为追逐黑人或躲避他们的陷阱所花的精力。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谜很好玩，便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军官欢喜极了；他们互相比赛巧妙：你来一个我来一个地搞出了一大堆音乐谜。两人直玩得尽兴之后，克利斯朵夫才上楼。可是第二天清早，邻居已经送来一个新的难题，那是他费了半夜的工夫想出来的；克利斯朵夫拿来解答了。两人这样地继续比赛，直到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厌倦至极而认输了方始罢休，这一下，军官可乐死了。他认为这个胜利等于把德国打败了。他请克利斯朵夫去吃饭。克利斯朵夫老实不客气地说他的音乐作品恶劣之至，而一听他在风琴上呜呜地奏着海顿的行板，又高声嚷着说受不了。克利斯朵夫这种率直的态度居然博得了夏勃朗的欢心。从此他们常常在一块儿谈天，但不再提到音乐了。克利斯朵夫对于这方面的废话完全不感兴趣，宁可把话题转到军队方面。那正是军官求之不得的。音乐对这个可怜的人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消遣；他心里其实非常苦闷。
于是他娓娓不倦地叙述出征非洲的经过。伟大的事迹，可以和比查尔跟高丹士的故事媲美。(19)克利斯朵夫不胜惊愕地听着这篇奇妙而野蛮的史诗，不但在他是闻所未闻，便是在法国也差不多没人知道：二十年中间，少数的法国征略者在黑色的大陆上，被黑人的军队包围着，连最简单的行动工具都没有，他们消耗了多少英勇的精神、巧妙而大胆的行动、超人的毅力，跟胆怯的舆论和政府奋斗，违反了法国的志愿替法国征服了一片比它本身更广大的疆土。这件行动里头有一阵强烈的欢乐气息和血腥味道，让克利斯朵夫看到了一批现代冒险家的面貌。他们生在今日的法国不但是出人意料，并且也是今日的法国羞于承认的：政府为了自己的面子关系，特意把一重帷幕盖在他们身上。少校提高着嗓子讲到这些往事，兴高采烈地叙述大规模地围剿，以人为目标的行猎：在那个没有侥幸可图的国土里，他时而追逐土人，时而被土人追逐。他还在悲壮的故事中穿插一些有关地质的描写。克利斯朵夫听着他，望着他，眼看这样的壮士放弃了活动，成日搞着些可笑的玩意儿，觉得非常同情，心里想他怎么能过这种日子。他提出这一点问他。少校先是不大愿意向一个外国人解释心里的怨恨。但法国人大半是多嘴的，尤其在责备别人的时候：“像他们现在这样的军队，教我去干什么？当水兵的搞着文学。当步兵的搞着社会学。他们无所不干，只除了打仗。他们连准备也不准备，只准备不打仗；他们把战争变成哲学问题……战争的哲学，嘿！……谈天说地，废话连篇，那可不是我的事。还不如回家写我的加农！”
他还有最大的苦闷不好意思说出来：特务使军官们互相猜忌，愚昧而凶恶的政客发些专横的命令，军队不得不干些卑鄙的警察工作，清理教堂，弹压罢工，被当权的政党——那些急进派的反对教会的小布尔乔亚——用来争权夺利，向全国的人民泄愤。这老非洲人也讨厌现在那个殖民地部队，大部分都是招的一批最要不得的分子，因为要满足别人的自私——他们不愿意分担保卫“大法兰西”，保护海外的法兰西的荣誉和危险(20)……
克利斯朵夫当然用不着参与这些法国人的争执，那跟他毫不相干；但他对这个老军官很表同情。不论自己对战争是怎么看法，他总认为一个军队应当造成兵士，就像苹果树应当结苹果一样，也认为把政客、美学家、社会学家移植到军中去的确是荒唐的。可是他始终不明白这个刚强的人怎么会这样地退让。一个人不去制服他的敌人，便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而一切比较有价值的法国人都是往后退的。——克利斯朵夫在军官的女儿身上也发现这种退让的精神，而且更令人感动。
她名字叫赛丽纳。细腻的头发梳得很讲究，把她的高爽的圆额角和尖尖的耳朵露在外面；脸很清瘦，下巴长得妩媚大方；美丽的黑眼睛神气很聪明，没有一点儿猜忌心，非常柔和，是那种近视的眼睛；鼻子稍微大了一些；上嘴唇角有颗小痣；沉静的笑容使她有点儿虚肿的下嘴唇怪可爱地往前突着。她天性仁厚，人也活泼，风雅，但一点儿好奇心都没有。她很少看书，新出的作品是完全不知道的，从来不上戏院，不出去旅行（那是当年旅行太多的父亲讨厌的），不参加上流社会的慈善事业（那是父亲批评得一文不值的），绝对不想研究什么（父亲嘲笑那些博学的女子）——难得离开那个围在高墙里头的像口大井般的园子。她并不怎么烦闷，尽量地找些事消磨日子，快快活活地忍受她的命运。在她身上和她周围的气氛中间（女人到处都会无意识地创造自己的气氛），颇有夏邓画上的气息。那是一种和暖的静寂的境界，是面貌与态度之间的安详，迷迷糊糊地关切着例行工作；也是家常生活中的诗意，对于每天按时按刻的思想与举动，始终那么深切地爱好；还有布尔乔亚的那种平凡的恬静，奉公守法，诚实不欺，安静地工作，安静地娱乐，可是照旧富有诗意。大方，健全，清白，纯洁，像面包，像香草；一派的正直与善良。人物的和平，旧屋的和平，笑盈盈的心灵的和平……
克利斯朵夫对人的亲切与信赖也博得了她的信赖，做了她的好朋友；他们的谈话毫无拘束；她常常奇怪自己怎么会答复他某些问题；她对他说了许多对谁也没说过的事。
“那是因为你并不怕我的缘故，”克利斯朵夫跟她解释，“咱们没有谈恋爱的危险，咱们做朋友太好了，不会走上这条路的。”
“你多好！”她笑着回答。
那种带着恋爱意味的友谊，最配一班暧昧的、喜欢玩弄感情的人的胃口，但对于性格健全的她，好像对于克利斯朵夫一样是可厌的。他们只是亲切的伴侣。
有一天他问她，有些下午她坐在园子里的凳上，膝上放着活计，几小时地待着不动的时候做些什么。她红着脸分辩，说并没有几小时，不过偶尔有几分钟，“继续讲她的故事”罢了。
“什么故事？”
“自己编的故事。”
“你自己编的？噢！讲些给我听罢！”
她说他太好奇了。她只告诉他，她并不把自己做故事的主角。
那他可奇怪了：“既然编故事，那么替自己编些美丽的故事，想象一种更幸福的生活，不是挺自然的吗？”
“要是我这样做了，我会绝望的。”
她因为泄露了一些秘密的心事，脸红了；接着她又说：“我在园子里吹到一阵风就很快活。园子仿佛有了生气。而且倘使那阵风强劲、峭厉，从远地方吹来的话，它给你带来多少消息！”
克利斯朵夫在她矜持的态度之下，咂摸到一种凄凉哀怨的心绪，为她平时用快活的性情以及她明知是无聊的活动遮盖着的。为什么她不把自己解放出来呢？像她这样的人不是极配过一种活动的、有益的生活吗？——她推说父亲疼她，舍不得她离开。克利斯朵夫说她父亲精神饱满，不需要她支持，这种性格的男人很可以自个儿过活，没有权利把她牺牲。她可替父亲辩护，为了孝心而扯谎，说并非他强留她在家里，而是她不忍心离开他。——这句话有一部分也是实在的。对于她，对于她的父亲，对于一切她周围的人，仿佛现状得永远继续下去，绝不能有所变更。她有一个哥哥，已经结了婚，认为她代替他侍奉父亲是极自然的。他自己也只关心孩子。他疼爱他们的程度是绝对不让他们自主。为他，尤其是为他的妻子，这种爱变成一种自愿的枷锁，束缚自己的生命，限制自己的活动：似乎有了孩子以后，个人的生活就完了，应当永远放弃自己的发展。那个活泼、聪明、年轻的男子，已经在计算退休之前还得做多少年工作。——这一班好人甘心情愿让家人父子的感情把自己的志气消磨净尽；而重视家庭的空气在法国是那么浓厚，简直教人喘不过气来，尤其因为家庭已经减缩到最小限度：除了父母以外，只有一两个孩子。所谓感情只是一种畏缩的、一把死抓的爱，好似一个吝啬鬼紧紧抓着手里的黄金一样。
一件使克利斯朵夫对赛丽纳更感兴趣的偶然的事，让他看到了法国人这种感情的狭窄、对于生活的畏缩，连自己分内的东西都不敢拿下来。
哀斯白闲有一个年纪小他十岁的兄弟，也是工程师。像不少中产阶级的人一样，他一方面很希望研究艺术，另一方面又怕影响他布尔乔亚的前途。其实这也算不了难题，现在多数的艺术家都把这问题解决了，并没冒什么危险。可是一个人总得有志愿，而这一点儿毅力就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第一，他们先不敢肯定自己的志愿；而小康的生活慢慢地稳定之后，他们也就毫无反抗、毫无声息地听其自然了。当然我们不责备他们，倘使本来可以成为安分守己的布尔乔亚，那自然不必做一个不入流的艺术家。不幸他们的幻灭往往在胸中留下一点儿愤懑的情绪：“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在我身上死了！”(21)平时一个人用所谓“达观”勉强把这种情绪遮盖着，但生活的确是给破坏了，直要到时间的磨蚀和新的烦恼把旧恨抹掉为止。这便是安特莱·哀斯白闲的情形。他很想从事文学；但他的哥哥思想很固执，要他像自己一样投身于科学界。安特莱人很聪明，对于科学——或者文学——都还有中等的天分；他没有把握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可是的确有把握能成为一个布尔乔亚；于是他让步了，先是暂时地（大家该明白所谓“暂时”是什么意思）顺从了哥哥的意志，进了中央工程学校；考进去的名次不高，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从此他就干着工程师这一行，很认真，但毫无兴趣。当然，经过了这一番，他的一些艺术天分都丧失完了；所以他提到这事老带着自嘲自讽的口吻。
“而且，”他说——克利斯朵夫一听就听出奥里维的悲观气息——“人生也不值得你为了错失一个前程而烦恼。多一个或少一个不高明的诗人有什么相干？”
弟兄俩很相爱；他们性格相同，可是很不投机。过去两人都是德莱弗斯党。但安特莱受了工团运动的吸引，是个反军国主义者；而哀里却是爱国主义者。
有时安特莱来看克利斯朵夫而不去探望他的哥哥，使克利斯朵夫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跟安特莱谈不到有什么好感。安特莱一开口只会怨天尤人，那是够讨厌的了；同时他也不听克利斯朵夫说的话。因此克利斯朵夫老实表示他的访问是多余的；对方却并不介意，似乎根本没有发觉。终于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注意到客人靠在窗子上，一心一意地留神着楼下的花园而不大理会他的说话，才明白了这个谜。他当场揭穿了；安特莱也老实承认他是认识夏勃朗小姐的，他来看克利斯朵夫也的确是为了她。话一多，他又说出他们两人已经有长久的友谊，也许还不只是友谊。哀斯白闲一家跟少校他们是多年的旧交，一度非常亲密，后来为了政见而疏远了，从此不再往来。克利斯朵夫认为这是荒谬的。难道他们不能各有各的思想而继续相敬相爱吗？安特莱分辩说，他当然是胸襟宽大的，可是对于两三个问题他不能容忍别人的意见跟他的相反，例如德莱弗斯事件。说到这儿，他就不讲理了。那是当时的风气。克利斯朵夫知道这种风气，也就不跟他争；但他追问这件事是不是没有完了的一天，或者他的恨意是不是要天长地久地保持下去，牵连到我们的曾孙玄孙。安特莱听着笑了；他不回答克利斯朵夫的问话，却转过话题来赞美赛丽纳·夏勃朗，指责那父亲的自私，说他不该把女儿为自己牺牲。
“要是你爱她而她也爱你的话，你为什么不娶她呢？”克利斯朵夫问。
于是安特莱抱怨赛丽纳是个教会派。克利斯朵夫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那是奉行宗教仪式，奴事上帝和上帝的僧侣。
“那对你有什么相干？”
“我不愿意我的妻子属于我以外的人。”
“怎么！你甚至对妻子的思想都忌妒吗？那么你比那个少校更自私了。”
“你这是唱高调。你自己会娶一个不喜欢音乐的太太吗，你？”
“我已经有过这经验了！”
“两人思想不同，怎么能一起过日子？”
“丢开你的思想罢！我可怜的朋友，一个人恋爱的时候，什么思想都不在乎的。要我所爱的女人像我一样地爱音乐，对我有什么作用？为我，她本身就是音乐！一个人像你一样有机会爱上一个姑娘而她也爱你的时候，那么让她相信她的，你相信你的。不是挺好吗？归根结底，你们俩的思想都同样地有价值。世界上只有一条真理，就是相爱。”
“你这是说的诗人的话。你没看到人生。为了思想不同而痛苦的夫妇，我看得太多了。”
“那表示他们相爱不深。一个人先得知道自己究竟要些什么。”
“意志并不是万能的。我便是要跟夏勃朗小姐结婚也不能。”
“让我听听你的理由行不行？”
安特莱便说出他的顾虑：自己地位还没有稳固，没有财产，身体不好。他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权利结婚。那是多么重大的责任！……会不会造成你所爱的人的不幸？会不会使你自己痛苦？——何况将来还有儿女问题……最好还是等一等再说，或者是根本放弃。
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膀：“你的爱原来是这种方式的！如果她真有爱情，她一定很高兴为爱人鞠躬尽瘁。至于儿女，你们法国人真是可笑。你们要有把握使他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不吃一点儿苦的时候，才肯把他们放到世界上来……见鬼！那跟你们有什么相干？你们只要给他们生命，使他们爱生命，有保卫生命的勇气就得了。其余的……他们活也罢，死也罢……那是各人的命运。难道放弃人生倒比碰碰人生的运气更好吗？”
克利斯朵夫这种健全的信心把安特莱感动了，可是不能使他下决心。他说：“是的，也许……”
但他至此为止。像其余的人一样，他仿佛害上了不能有志愿、不能有行动的软瘫病。
克利斯朵夫竭力想扫**这种麻痹状态，那是他在大多数的法国朋友身上见到的；而奇怪的是他们尽管无精打采，却照旧不辞劳苦地，甚至于很兴奋地，忙着自己的工作。他在各个不同的中产社会里遇到的几乎全是牢骚满腹的人，厌恶秉政的当局跟他们腐败的思想，对于他们民族精神的受到污辱都觉得愤懑。而这并非个人的怨望，并非某些人或某个阶级被剥夺了政权与活动而发的牢骚，例如精力无处发泄的免职的公务员，或是躲在田庄上，像受伤的狮子般坐以待毙的贵族阶级的苦闷。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反抗，潜在的，深刻的，普遍的：在军队里、司法界里、大学里、办公室里，在政府的一切重要机构中间，到处都有这种情绪。可是他们毫无动作。他们先就灰心了，老说着：“无法可想，无法可想。”
于是他们战战兢兢地把自己的思想、谈话，回避着一切不愉快的事，努力在日常生活中找避难所。
要是他们仅仅脱离政治活动倒也罢了。但就在日常行动的范围里，那些老实人也都不愿意有所行动。他们含羞忍辱，跟他们瞧不起的坏蛋来往，避免和这批人斗争，认为是没用的。譬如说，克利斯朵夫所认识的那些艺术家、音乐家，为什么一声不出地让舆论界的小丑教训他们呢？其中有的是愚蠢无比的家伙，闹过多少大众皆知的、不学无术的笑话，而仍被认为大众皆知的权威。他们的文章跟书连写都不是自己写的；他们雇着书记；而那些可怜的饿鬼，为了衣食妻孥连出卖灵魂都愿意，倘使他们有灵魂的话。这种情形在巴黎是公开的秘密。可是坏蛋继续高高在上地统治着，傲慢不逊地对待艺术家。克利斯朵夫读到他们某些评论，简直气得直嚷：“噢！这班脓包！”
“你骂谁呀？”奥里维问，“老是骂节场上的那些鬼东西吗？”
“不，我是骂老实人。坏蛋们扯谎，抢劫，盗窃，凶杀，那是他们的本行。可是其余的人，一方面鄙薄坏蛋，另一方面让坏蛋作恶的人，我更瞧不起。如果舆论界的同事，如果正直而有学问的批评家，如果被那些小丑戏弄的人，不是因为胆怯，因为怕连累自己，或是因为存着可耻的心和敌人默契，免得受到攻击，如果不是为了这些理由而不声不响地纵容那些丑类，如果不让他们假借自己的名义与友谊做护身符，那么这种无耻的势力自然站不住的。无论什么事都是同样的毛病。我碰到过几十个正派的人，提到某个人的时候都说：‘他是个混账东西。’可是没有一个不称呼他‘亲爱的同行’，不跟他握手。他们都说：‘这种人太多了！’——是的，奴颜婢膝的人太多了。懦弱的好人太多了。”
“唉！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你们自己去当警察呀！等什么？等老天来替你们处理吗？你瞧，这一回雪已经下了三天，把你们的街道拥塞了，把你们的巴黎弄成了一个泥洼。你们又干些什么？你们骂市政当局把你们丢在泥湫里。可是你们有没有试过想爬出来呢？真叫做天晓得！你们抱着胳膊发愣，连自扫门前雪的勇气都没有。没有一个人是尽责的，政府不尽政府的责任，私人不尽私人的责任，只互相推诿一阵了事。几百年君主制度的教育，养成了你们什么都不亲自动手的习惯，你们在等待奇迹出现之前，只会扯着脖子望着天。可是只有你们肯下决心行动，才是唯一可能的奇迹。你瞧，奥里维，你们的聪明跟品德尽够拿来转让给别人；可是你们缺少热血。第一应当由你来发动。你们的病既不在头脑，也不在心，而是在于你们的生机。它溜走了。”
“那有什么办法？得等它回来啊。”
“先要有志愿希望它回来！听见没有，要有志愿！为这一点，第一得吸收新鲜的空气。一个人既然不愿意走出家门，至少应当把他的屋子收拾干净。你们却是让节场上的乌烟瘴气把瘟疫带到家里来。你们的艺术跟思想三分之二被玷污了，你们却垂头丧气，连愤怒的情绪都鼓动不起来，差不多已经不以为奇了。这些荒唐的老实人中间，有几个吓坏了，甚至相信是自己错了，那班走江湖的倒是对的。你们《伊索》杂志的同人自命为不受任何事物的蒙蔽；我可在那儿碰到些可怜的青年，对于心里明明不喜欢的艺术，嘴上承认是喜欢的。他们因为像绵羊一般地懦弱，所以即使没有乐趣，也让自己麻醉了，结果他们在自骗自的情形之下烦闷得要死！”
克利斯朵夫像一阵风摇着酣睡的森林似的，又闯进那班游移不决的人堆里去。他并不想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他们，只给他们一些毅力，要他们敢于有自己的思想。他说：“你们太谦卑了。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神经衰弱性的怀疑。宽容是可以的，而且是应当的。但决不能怀疑你所信为善与真的东西。凡是你相信的，你都应当保护。不问我们的力量怎么样，切不可退让。在这个世界上，最渺小的人和最强大的人同样有一种责任。而且——那是他不知道的——他也有他的威势。别以为单枪匹马地反抗是白费的！敢肯定自己的信念就是一种力量。你们近年来已经看到好几个例子，政府和舆论都不得不顾虑到一个正人君子的意见来处理一件事情，而这正人君子的唯一的武器只有他那种精神的力量，百折不回的，公开向世人昭示的……
“如果你们问我，辛辛苦苦费这许多力量有什么用，奋斗有什么用……那么我告诉你们：因为法兰西已经奄奄一息了，因为欧罗巴也奄奄一息了，因为我们的文明——人类以几千年的痛苦缔造起来的文明要崩溃了，要是我们不奋斗的话。国家遭了危险，欧罗巴这个大国遭了危险，尤其是你们的，你们的法兰西小国，被你们的麻木不仁给扼杀了。它就死在你们每一股死去的精力中，死在你们每一缕隐忍的思想中，死在你们每一个人贫弱的意志中，死在你们每一滴枯涸的血中……起来罢！应当生活！是的，要是你们非死不可，也得站起来死。”
最困难的还不在于要他们行动，而在于要他们共同行动。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绝对劝不醒的。他们互相抱怨。最优秀的人是最固执的。克利斯朵夫在自己那幢屋子里就看到这种例子。法列克斯·韦尔，工程师哀斯白闲，少校夏勃朗，三个人彼此都不声不响地抱着敌意。可是在不同的政党或不同的民族旗帜之下，他们所愿望的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韦尔先生和少校有许多地方可以意见相投。那个埋头书本，终年在思想中过生活的韦尔先生，原来对军事问题兴趣非常浓厚，这种古怪的情形在一班思想家是常有的。书生本色的老人崇拜着拿破仑，把凡是能令人回想到帝政时代那首史诗的纪念物和书籍，都搜罗在家里。韦尔像同时代的多少人一样，被那颗煊赫的太阳的遥远的光芒照得眼花了。他一一追溯当年的战役，把它们重新排演一番，研究行军的步骤；他是学士院与大学里的那一派室内战略家，不是解释奥斯特利茨一仗，便是纠正滑铁卢一役的错误。对于这种拿破仑迷，他第一个会诙谑百出地取笑；可是他仍不免为这些美妙的故事入迷，好比玩着游戏的小孩子。有些轶事甚至会使他流眼泪：他一发觉自己这样地动感情，便笑弯了腰，把自己叫做蠢老儿。其实，他的迷拿破仑并非为了爱国，乃是为了爱好奇妙的故事，爱好空中楼阁的活动。他的确是个爱国分子，比许多纯血种的法国人更爱法国。法国的反犹太主义者常常猜疑定居法国的犹太人，打击他们对法国的感情，这种行为简直愚蠢透了。一个家庭过了两三代以后，必然爱它居住的乡土；而犹太人除此以外还有特殊的理由，爱好这个在西方代表思想最前进、最自由的民族。因为他们近百年来就在帮助这个民族往那个方向走，而所谓自由。一部分也是他们的成绩。所以看到什么封建势力威胁自由的时候，他们就会起来保卫它。破坏归化法国的民族与法国之间的感情——有一群该死的疯子就希望这样——等于帮助自己的敌人。
夏勃朗少校便是这一类头脑不清的爱国主义者，受着报纸的恐吓，以为所有定居在法国的外国民族都是潜伏的敌人；而他们虽然天生地好客，也硬教自己猜疑、憎恨，否认自己的民族有兼收并蓄、同化外来民族的泱泱大国的气度。所以夏勃朗认为对于二层楼上的房客是不应当理睬的，尽管心里很愿意认识他。另一方面，韦尔先生也很高兴和军官谈谈；但他知道对方的那一套国家主义也就有点儿瞧不起他。
克利斯朵夫比少校更少理由对韦尔先生感兴趣。但他看着不公平的态度受不了。所以夏勃朗一攻击韦尔，他就跟他争辩。
有一天，少校照例叽叽咕咕地诅咒现状，克利斯朵夫和他说：“这得怪你们自己。你们全是往后退的。只要法国有什么事情不行，你们便逞着自己的脾气，吵吵嚷嚷地辞职了，仿佛你们把自己认输当做是有面子的。这样高兴打败仗的人，从来没见过。你是军人，请你告诉我，难道这能算一种作战的方式吗？”
“不是作战的问题，”少校回答，“我们不能拿法国做牺牲品而互相厮杀。但在这一类的斗争里头，就得说话、辩论、投票，跟多少无赖的人混在一起，那我是办不到的。”
“你真是灰心透了！在非洲你不是见得多了吗？”
“非洲的玩意儿哪有这些事情丑恶？在那边我们可以砍掉他们的脑袋！并且要战斗，先得有兵。在非洲我有我的狙击手。这儿我是孤掌难鸣。”
“可是好人并不少啊。”
“在哪儿？”
“到处都是。”
“那么他们在干什么？”
“跟你一样，他们一事不做，说是无法可想。”
“至少举出一个人来。”
“岂止一个，我随便就可以举出三个，而且都跟你住着一幢屋子。”
克利斯朵夫说出韦尔先生，少校听了直嚷；说出哀斯白闲夫妇，他简直跳起来了：“那个犹太人吗？那些德莱弗斯党吗？”
“德莱弗斯党？那有什么关系？”
“就是他们把法国断送了的。”
“他们跟你一样地爱法国。”
“要是真的，那么他们都是疯子，害人的疯子。”
“一个人不能对敌人公平一点儿吗？”
“跟那班明枪交战的、光明磊落的敌人，我当然能够。你瞧，现在我就在跟你这个德国人谈话。我看得起德国人，虽然心里很希望有朝一日能把我们吃的亏加利奉还他们。可是你说的那些内奸，情形就不同了：他们用的是暗箭，是不健全的观念，含有毒素的人道主义……”
“对啦，你的思想好比中世纪的武士第一次遇到炮弹一样。那有什么办法呢？战争在进化啊。”
“好吧。那么别扯谎，咱们就说这个是战争。”
“要是有个共同的敌人来威胁欧洲，难道你不跟德国人联盟吗？”
“那我们在中国已经实行过了。”(22)
“你向四下里瞧瞧罢！你的国家，所有我们的国家，在民族的英勇的理想主义上，不是都受到威胁吗？它们不是都给抓在政治冒险家跟思想冒险家的手里吗？对付这个共同的敌人，你们不是应该和你们的有魄力的敌人携手吗？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看不见事情的真相？你所谓的敌人，无非是些拥护一种跟你的理想不同的理想的人！一种理想就是一种力！这是你不能否认的；在最近一次的斗争中，是你们对手方面的理想把你们打败了。与其为了反对那个理想而浪费你们的精力，干吗不把那个理想跟你们的放在一起，去对付一切理想的公敌，对付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对付侵蚀欧洲文明的蠹虫？”
“先得知道为了谁？为了促成我们敌人的胜利吗？”
“你们在非洲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你们打仗是为了一个王还是为了共和国？我看你们之中好多人都没想到什么共和国吧？”
“他们不管这些。”
“好吧！可是法兰西已经沾了光。你们的征战是为了它，也是为了你们。现在你们也得这样干！扩大战斗的阵营。别为了政治上或宗教上的细故而互相倾轧。那是些无聊的事。你们的民族是教会的代表也罢，是理性的代表也罢，都无关紧要。第一得教你们的民族活着！凡是能激发生机的都是好的。敌人只有一个，便是贪图享乐的自私自利，是它把生命的泉源吸干了，搅浑了。你们得把力量、光明、丰满的爱、牺牲的欢乐，尽量激发起来。永远不能教别人代庖。你们得自己来干，干，你们得联合起来！……”
他说着在钢琴上奏起《合唱交响乐》(23)中那段《降B调进行曲》的开头的几节。
“你知道，”他停下来说，“如果我是你们的音乐家，或是夏邦蒂哀或者勃吕诺(24)，我要替你们把《公民执戈前驱》《国际歌》《亨利四世万岁》《神佑法兰西》等等，一齐放在一阕合唱交响曲里（你听，就像这种派头），我要替你们做一盘大杂烩塞在你们嘴里！那当然是怪味道（也不见得比他们做得更怪）；可是我敢担保，你们吃下去肚子里会热腾腾地冒出火气来；你们非有所行动不可！”
他说着哈哈大笑。
少校也跟着他笑了：“你是个好汉，克拉夫脱先生。可惜你不是我们这一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