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克利斯朵夫把酝酿巴黎艺术的思想背景逐渐看清楚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更强烈的印象，就是女人在这国际化的社会上占着最高的、荒谬的、僭越的地位。单是做男子的伴侣已经不能使她餍足。便是和男子平等也不能使她餍足。她非要男子把她的享乐奉为金科玉律不行。而男子竟帖然就范。一个民族衰老了，自会把意志、信仰、一切生存的意义，甘心情愿地交给分配欢娱的主宰。男子制造作品；女人制造男子（倘使不是像当时的法国女子那样也来制造作品的话）——而与其说她们制造，还不如说她们破坏更准确。固然，不朽的女性对于优秀的男子素来是一种激励的力量(1)；但对于一般普通人和一个衰老的民族，另有一种同样不朽的女性，老是把他们往泥洼里拖。而这另一种女性便是思想的主人翁，共和国的帝王。
由于高恩的介绍，又靠着他演奏家的才具，克利斯朵夫得以出入于某些沙龙。他在那些地方，很好奇地观察着巴黎女子。像多数的外国人一样，他把他对两三种女性的严酷的批判，推而至于全部的法国女子。他所遇到的几种典型，都是些年轻的妇女，并不高大，没有多少青春的娇嫩，身腰很软，头发是染过色的，可爱的头上戴着一顶大帽子；照身体的比例，头是太大了一些，脸上的线条很分明，皮肤带点儿虚肿；鼻子长得相当端正，但往往很俗气，永远谈不到什么个性；眼睛活泼而缺少深刻的生命，只是竭力要装得有神采，睁得越大越好；秀美的嘴巴表示很能控制自己；下巴丰满，脸庞的下半部完全显出这些漂亮人物的唯物主义：一边钩心斗角地谈爱情，一边照旧顾到舆论，顾到夫妇生活。人长得挺美，可不是什么贵种。这些时髦女人，几乎都有一种腐化的布尔乔亚气息，或者凭着她们的谨慎、节俭、冷淡、实际和自私等这些阶级的传统性格，极希望成为腐化的布尔乔亚。生活空虚，只求享乐。而享乐的欲望并非由于官能的需要，而是由于好奇。意志坚强，但意志的本质并不高明。她们穿得非常讲究，小动作都有一定的功架。用手心或手背轻轻巧巧地整着头发，按着木梳，坐的地位老是能够对镜自照而同时窥探别人，不管这镜子是在近处还是在远处，至于晚餐席上、茶会上，对着闪光的羹匙、刀叉、银的咖啡壶，把自己的倩影随便瞅上一眼，她们更觉得其乐无穷。她们吃东西非常严格，只喝清水，凡是可能影响她们认为理想的，像面粉般的白皮肤的菜，一概不吃。
和克利斯朵夫来往的人中，犹太人相当多；他虽然从认识于第斯·曼海姆以后对这个种族已经没有什么幻想，仍不免受他们吸引。在高恩介绍的几个犹太沙龙里，大家很赏识他，因为这个种族一向是很聪明而爱聪明的。在宴会上，克利斯朵夫遇到一班金融家、工程师、报馆巨头、国际掮客、黑奴贩子一流的家伙——共和国的企业家。他们头脑清楚，很有毅力，旁若无人，挂着笑脸，貌似豪放，其实非常深藏。克利斯朵夫觉得这些坐在供满鲜花与人肉的餐桌四周的人物，冷酷的面目之下都隐伏着罪恶的影子，不管是过去的或将来的。几乎所有的男人全是丑的。女人大体上都很漂亮，只要你不从太近的地方看；脸上的线条与皮色缺少细腻。可是她们自有一种光彩，显得物质生活相当充实；美丽的肩膀在众目睽睽之下像鲜花般傲然开放，还有把她们的姿色，甚至她们的丑恶，变做捕捉男人的陷阱的天才。一个艺术家看到了，一定会发现其中有些古罗马人的典型，尼罗或哈特里安皇帝时代的女子。此外也有巴玛岛民式的脸蛋，****的表情，肥胖的下巴埋在颈窝里，颇有肉感的美。还有些女人头发很浓，鬈得厉害，火辣辣而大胆的眼睛，一望而知是精明的、尖利的、无所不为的，比其余的女子更刚强，但也更女性。在这些女人中，寥寥落落地显出几个比较有性灵的。纯粹的线条，其来源似乎比罗马更古远，直要推溯到《圣经》时代的希伯来族：你看了感到一种静默的诗意、荒漠的情趣。但克利斯朵夫走近去听希伯来主妇与罗马皇后谈话时，发觉那些古族的后裔也像其余的女人一样，不过是巴黎化的犹太女子，而且比巴黎女子更巴黎化、更做作、更虚假，若无其事地说些恶毒的话，把一双像圣母般美丽的眼睛去揭露别人的身体与灵魂。
克利斯朵夫在东一堆西一堆的客人中间徘徊，到处格格不入。男人们提到狩猎的时候那么残忍，谈论爱情的口吻那么粗暴，唯有谈到金钱才精当无比，出之以冷静的、嬉笑的态度。大家在吸烟室里听取商情。克利斯朵夫听见一个衣襟上缀有勋饰的小白脸在太太们中间绕来绕去，殷勤献媚，用着喉音说道：“怎么！他竟逍遥法外吗？”
两位太太在客厅的一角谈着一个青年女伶和一个交际花的恋爱。有时沙龙里还举行音乐会。人们请克利斯朵夫弹琴。女诗人们气吁吁的，流着汗，朗诵苏利·普吕东和奥古斯丁·陶兴的诗。一个有名的演员，用风琴伴奏，庄严地朗诵一章“神秘之歌”。音乐与诗句之荒唐教克利斯朵夫作呕。但那些女子竟听得出了神，露着美丽的牙齿笑开了。他们也串演易卜生的戏剧。一个大人物反抗那些社会柱石的苦斗，结果只给他们作为消遣。
然后，他们以为应当谈谈艺术了。那才令人作呕呢。尤其是妇女们，为了调情，为了礼貌，为了无聊，为了愚蠢，要谈易卜生、瓦格纳、托尔斯泰。一朝谈话在这方面开了头，再也没法教它停止。那像传染病一样。银行家，掮客，黑人贩子，都来发表他们对于艺术的高见。克利斯朵夫竭力避免回答，转变话题，也是徒然：人家硬要跟他谈论音乐与诗歌。有如柏辽兹说的：“他们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那种不慌不忙的态度仿佛谈的是醇酒妇人，或是旁的肮脏事儿。”一个神经病科的医生，在易卜生剧中的女主角身上认出他某个女病人的影子，可是更愚蠢。一个工程师，一口咬定《玩偶之家》中最值得同情的人物是丈夫。一个名演员——知名的喜剧家——吞吞吐吐地发表他对于尼采与卡莱尔(2)的高见；他告诉克利斯朵夫，说他不能看到一张范拉士葛(3)——当时最走红的画家——的画而“不是大颗大颗的泪珠直淌下来”。但他又真诚地告诉克利斯朵夫，虽然他把艺术看得极高，但是把人生的艺术——行动——看得更高：要是他能够挑选一个角色来扮演的话，他一定挑俾斯麦。有时，这种场合也有一个所谓的高人雅士。他的谈吐可也不见得如何高妙。克利斯朵夫常常把他们自以为说的内容，和实际所说的核对一下。他们往往一言不发，挂着一副莫测高深的笑容：他们是靠自己的声名过活的，决不拿声名来冒险。当然也有几个话特别多的，照例总是南方人。他们无所不谈，可是毫无价值观念，把一切都等量齐观。某人是莎士比亚，某人是莫里哀，某人是耶稣基督。他们把易卜生和小仲马相比，把托尔斯泰和乔治·桑并论；而这一切，自然是为表明法国已经无所不备。他们往往不通任何外国语文，但这一点对他们并无妨碍。听的人完全不问他们说的是否对的，主要是说些有趣的事，尽量迎合民族的自尊心。什么责任都可以撩在外国人头上，除了当时的偶像，因为不论是格里格，是瓦格纳，是尼采，是高尔基，是邓南遮，总有一个当令的，但绝不会长久，偶像早晚要被扔入垃圾桶的。
眼前的偶像是贝多芬。贝多芬变了时髦人物，谁想得到？至少在上流社会与文人中间是这样，因为法国的艺术趣味是像天平秤一样忽上忽下的，所以音乐家们早已把贝多芬丢开了。法国人要知道自己怎么想，先得知道邻人怎么想，以便采取跟他一样的或是相反的思想。看到贝多芬变得通俗了，音乐家中最高雅的一派便认为贝多芬已经不够高雅；他们永远自命为舆论的先驱而从来不追随舆论，与其和舆论表示同意，宁愿跟它背道而驰。所以他们把贝多芬当做粗声叫喊的老聋子；有些人还说他或许是个可敬的道德家，但是徒负虚名的音乐家。——这类恶俗的笑话绝对不合克利斯朵夫的脾胃。而上流社会的热心捧场也并不使克利斯朵夫更满意。倘若贝多芬在这个时候来到巴黎，一定是个红人，可惜他死了一百年。他的走运倒并不是靠他的音乐，而是靠他的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那是被感伤派的传记宣扬得妇孺皆知的。粗犷的相貌，狮子般的嘴脸，已经成为小说中人的面目。那些太太对他非常怜爱，意思之间表示，如果她们认识了他，他绝不至于那么痛苦；她们敢这样慷慨，因为明知贝多芬决不会拿她们的话当真……这老头儿已经什么都不需要了。——因此，一般演奏家、乐队指挥，戏院经理，都对他表示十二分虔敬；并且以贝多芬的代表资格领受大家对贝多芬的敬意。票价高昂、规模宏大的纪念音乐会，使上流社会能借此表现一下他们的善心，偶然也能使他们发现几阕贝多芬的交响曲。喜剧演员，上流社会，半上流社会，共和政府特派主持艺术事业的政客，组织着委员会，公告社会说他们就要为贝多芬立一个纪念碑：除了几个被人当做通行证用的好好先生以外，发起人名单上有的是那些混蛋——倘使贝多芬活着的话一定会把贝多芬踩在脚下的。
克利斯朵夫看着，听着，咬着牙齿，免得说出难听的话。整个晚上，他全身紧张，四肢抽搐。他既不能说话，也不能不说话。并非为了兴趣或需要，而是为了礼貌，为了非说些什么不可而说话，使他非常难堪。把真正的思想说出来罢，那是不行的。信口胡诌罢，又办不到。他甚至在不开口的时候也不会保持礼貌。倘使他望着旁边的人，就是眼睛直勾勾地瞪着人家，不由自主地研究对方，教人生气。要是他说话，就嫌语气太肯定，又使大家——连他自己在内——听了刺耳。他觉得自己不得其所；而且他既有相当的聪明，能够感觉到自己把这个环境的和谐给破坏了，当然对自己的态度举动和主人们一样气恼。他恨自己，恨他们。
等到半夜里独自一人走到街上的时候，他烦闷到极点，竟没气力走回去了；他差不多想躺在街上，好像他儿时在爵府里弹了琴回家的情形。有时，即使那一个星期的全部存款只剩了五六个法郎，他也会花两法郎雇一辆车。他急急忙忙地扑进车厢，希望赶快溜走；他一路上在车子里呻吟不已。回到寓所，上床睡觉了，他还在呻吟……然后又猛地想起一句滑稽的话而放声大笑，不知不觉做着手势，把那句话重说一遍。第二天，甚至过了好几天，独自散步的时候，他又突然咆哮起来，像野兽一样……干吗他要去看这些人呢？干吗要再上那些地方去看他们呢？干吗勉强自己去学别人的模样、手势、鬼脸，装做关心那些并不关心的事？——他是不是真的不关心呢？——一年以前，他绝对不耐烦跟他们来往的。现在他觉得他们又好气又好笑了。是不是他也多少沾染了巴黎人满不在乎的脾气？于是他很不放心地怀疑自己的性格不及从前强了。但实际是相反：他倒是更强了。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他精神比较自由得多。他不由自主地要睁着眼睛看人类的大喜剧。
并且不管他喜欢不喜欢，只要他希望巴黎社会认识他的艺术，就得继续过这种生活。巴黎人对作品的兴趣，要看他们对作者认识的深浅而定。要是克利斯朵夫想在这些市侩中间找些教课的差事来糊口，他尤其需要教人家认识。
何况一个人还有一颗心，而心是无论如何必须有所依恋的；如果一无依傍，它就活不了。
克利斯朵夫的女学生中有一个叫做高兰德·史丹芬，她的父亲是个很有钱的汽车制造商，入了法国籍的比利时人；母亲是意大利人。她的祖父是英美的混血种，卜居在安特卫普，祖母是荷兰人。这是一个十足地道的巴黎家庭。在克利斯朵夫看来——像别人看来一样——高兰德是个典型的法国少女。
她才十八岁，丝绒般的黑眼睛对年轻的男人特别显得温柔，像西班牙姑娘的瞳子，水汪汪的光彩把眼眶填满了，说话的时候，那个古怪而细长的小鼻子老是在翕动，乱蓬蓬的头发，一张怪可爱的脸，皮肤很平常，搽着粉，粗糙的线条，有点儿虚肿，神气像头瞌睡的小猫。
她个子非常小，衣服很讲究，又迷人，又淘气，举止态度都带几分撒娇、做作、痴；她装着小女孩子的神气，几个钟点地坐在摇椅里晃来晃去；在饭桌上看到什么心爱的菜，便拍着手小声小气地叫着：“噢！多开心啊！……”在客厅里，她燃着纸烟，在男人面前故意做得跟女友们亲热得不得了，钩着她们的脖子，摩着她们的手，咬着她们的耳朵，说些傻话，或是娇滴滴地说些凶狠的话，说得很巧妙，偶然也会若无其事地说些挺放肆的话——而更会逗人家说这种话——一忽儿她又扮起天真的憨态，眼睛挺亮，眼皮厚厚的，又肉感，又狡猾，从眼梢里看人，留神听着人家的闲话，很快地把粗野的部分听在耳里，想法儿吊几个男人上钩。
这些做作，像小狗般在人前卖弄的玩意儿，假装天真的傻话，对克利斯朵夫全不是味儿。他没有闲工夫来注意一个**的小姑娘耍手段，也不屑用好玩的心情瞧那些手段。他得挣他的面包，把他的生命与思想从死亡中救出来。他关心这些客厅里的鹦鹉，只在于她们能够帮助他达到目的。拿了她们的钱，他教她们弹琴，非常认真，紧蹙着眉头，全副精神贯注着工作，免得被这种工作的可厌分心，也免得被像高兰德·史丹芬一类轻佻的女学生的淘气分心。所以他对于高兰德，并不比对高兰德的十二岁的表妹更关切；那是个幽静而胆怯的孩子，住在史丹芬家和高兰德一起学琴的。
高兰德那么机灵，绝不会不发觉她所有的风情对他都是白费，而且她那么圆滑，很容易随机应变地迎合克利斯朵夫的作风。那根本不用她费什么心，而是她天赋的本能。她是女人，好比一道没有定型的水波。她所遇到的各种心灵，对于她仿佛各式各种的水瓶，可以由她为了好奇，或是为了需要，而随意采用它们的形式。她要有什么格局，就得借用别人的。她的个性便是不保持她的个性。她需要时常更换她的水瓶。
她的受克利斯朵夫吸引有许多理由。首先是克利斯朵夫的不受她吸引。其次因为他和她所认识的一切青年都不同；形式这样粗糙的瓶，她还没有试用过。何况估量各种水瓶各种人物的价值，她天生地特别内行；所以她明白克利斯朵夫除了缺少风雅以外，人非常厚实，那是巴黎的公子哥儿所没有的。
跟一切有闲的小姐一样，她也弄音乐；她为此花的功夫可以说很多，也可以说很少。这是说，她老是在弄音乐，而实际是差不多一无所知。她可以整天地弹琴，为了无聊，为了装腔，为了求麻醉。有时，她的弹琴像骑自行车一样。有时她可以弹得很好，有格调，有性灵——只要她设身处地地去学一个有性灵的人，她就变得有性灵了。——在认识克利斯朵夫以前，她可以喜欢玛斯奈、格里格、多玛。认识克利斯朵夫以后，她就可以不喜欢他们。如今她居然把巴赫和贝多芬弹得很像样了（这倒不是恭维她的话）；但最奇怪的是她居然喜欢他们。其实她并不是爱什么贝多芬、多玛、巴赫、格里格，而是爱那些音符、声响，在键盘上奔驰的手指、跟别的弦一样搔着她神经的琴弦的颤动，以及使她身心舒畅的快感。
在她贵族化住宅的客厅里，铺着浅色的地毯，正中放着一个画架，供着壮健的史丹芬夫人的肖像，那是个时髦画家的作品，把她表现得多愁多病，好比一朵没有水分的花，奄奄一息的眼睛，身子像螺旋般扭做几段，似乎非如此就不能表现这富家妇珍贵的心灵；大客厅一面全是玻璃门，可以望见盖满白雪的老树，克利斯朵夫发现高兰德坐在钢琴前面，反复不已地弹着些同样的乐句，听着几个柔靡的不协和弦出神。
“啊！”克利斯朵夫一进门叫道，“猫儿又在打鼾了！”
“你又来缺德了！”她笑着回答……
（说着她向他伸出潮腻腻的手。）
“……你听呀。难道这不美吗？”
“美极了。”他口气很冷淡。
“你根本没有听！……你听一听行不行？”
“我早听到了……老是这一套。”
“啊！你不是音乐家。”她有点儿恼了。
“仿佛你搞的这个真是音乐似的！”
“怎么！……这不是音乐是什么，请问你？”
“你自己很明白！我可不能告诉你，说出来是不雅的。”
“那更要你说了。”
“要我说吗？……——那是你活该了！……你知道你坐在钢琴前面做些什么？……你是在调情。”
“这像什么话！”
“一点儿不错。你对钢琴说着：‘亲爱的钢琴，亲爱的钢琴，跟我说些好话呀，抚摩我呀，给我一个亲吻呀！’”
“别说了行不行？”高兰德半笑半恼地说，“你竟一点儿不顾体统。”
“我就是不顾体统。”
“你真是蛮不讲理……再说，倘使这真正是音乐的话，我这种方式不就是真正爱好音乐的方式吗？”
“噢！我求你，别把这种东西和音乐搅在一起。”
“可是这就是音乐啊！一个美妙的和弦等于一个亲吻。”
“我没教你这么说。”
“难道不是吗？……干吗你耸肩膀？干吗你扯鬼脸？”
“因为我讨厌这种话。”
“你越说越妙了！”
“我讨厌人家用****的口吻谈论音乐……噢！这也不是你的错，是你的社会的错。你周围那些无聊的人把艺术看做一种特准的**乐……得啦，别说废话了！把你的奏鸣曲弹给我听罢。”
“不忙，我们再谈一会儿罢。”
“我不是来谈天而是给你上钢琴课的……来罢，开步走！”
“瞧你多有礼貌！”高兰德有点儿气恼了，心里却觉得这样碰一下钉子也痛快。
她非常用心地弹她的曲子；因为灵巧，所以成绩很过得去，有时还相当地好。胸中雪亮的克利斯朵夫暗里笑着这个淘气的女孩子“居然这样伶俐，虽然对弹的曲子一无所感，弹得倒像真有所感”。然而他不免因此对她抱着好感。高兰德竭力找机会跟他说话，觉得谈天比上课有趣得多。克利斯朵夫白白地拒绝，表示他不能回答，因为一说出心里的话就会得罪她；她却总有方法使他说出来；而且他的话越唐突，她越不觉得唐突——那对她是种游戏。精灵乖巧的姑娘知道克利斯朵夫最喜欢真诚，所以她大着胆子跟他一味顶撞，很固执地和他争论。而两人争论完了，一点儿不伤和气。
可是克利斯朵夫对这种沙龙里的友谊绝不会存什么幻想，他们中间也永远谈不到什么亲密，要不是有一天，高兰德一半突如其来、一半出于勾引男人的本能而向克利斯朵夫推心置腹的话。
头天晚上，她父母在家里招待宾客。她有说有笑，像疯子一般大大地卖弄了一番风情；但第二天早上克利斯朵夫去上课的时候，她累死了，形容憔悴，脸色苍白，头涨得厉害。她无精打采得连话都不愿意说，坐在钢琴前面有气无力地弹着，逢到快的段落都脱落了，改了几次也没弹好，便突然停下来说：“我弹不下去了……对不起……等一忽儿好不好？”
他问她是否不舒服。她回答说不。他心里想：“她不大上劲……她有时就是这样的……虽然可笑，但也不能怪她。”
于是他提议改天再来；但她一定要留着他：“只要一忽儿……过一下就会好的……我真胡闹，是不是？”
他觉得她的态度不大正常，可不愿意问，故意把话扯开去：“哦，这是因为你昨天晚上风头太足了啊！你太辛苦了。”
她含讥带讽地笑了笑：“嗯，对你倒是不能这样说。”
他老实不客气笑开了。她又道：“我想，你昨天连一句话都没说。”
“对。”
“可是颇有几个有意思的人呢。”
“是的，那些多嘴的家伙，那些才子！在你们这班没骨头的法国人中间，我简直搞糊涂了；他们什么都懂，什么都会解释，什么都能原谅，可是什么也没感觉到。他们几个钟点地谈着艺术啊，爱情啊，不教人恶心吗？”
“你不喜欢讨论爱情，那么对艺术总该有兴趣呀。”
“这些事用不着讨论，要你去做。”
“要是不能做呢？”高兰德微微噘着嘴。
克利斯朵夫笑着回答：“那么让别人去做。艺术不是每个人都能搞的。”
“爱情也是这样吗？”
“也是这样。”
“我的天！那我们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管家啰。”
“谢谢罢！”高兰德恼了。
她把手放在琴上再来尝试，可照旧弹不起来；她便敲着键盘呻吟道：“没有办法！……我简直一无所用。你说得不错。女人什么事都做不了。”
“能够这样说已经不坏了。”克利斯朵夫老老实实地回答。
她望着他，好似小姑娘挨了骂一样的垂头丧气，接着说：“别这么冷酷啊！”
“我并不毁谤贤淑的妇女，”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地回答，“一个贤淑的女人是尘世的天堂……可是尘世的天堂……”
“对啦，谁也没见过尘世的天堂。”
“我并不悲观到这种程度。我只说，我，我从来没见过；可是一定有的。只要有，我就决心去寻访。但是很不容易。世界上一个贤淑的女子和一个有天才的男人同样难得。”
“除了他们以外，其余的男男女女都无足轻重了吗？”
“相反！社会上只看重这一批。”
“可是你呢？”
“对于我，这些人是有等于无。”
“噢，你多冷酷！”高兰德说。
“不错，我有点儿冷酷。但只要能对别人有些好处，也应当有几个冷酷的人！……倘若世界上不是东一处西一处有几颗石子的话，更要一团糟了。”
“你说得对，你很得意你是强者，”高兰德悲哀地说，“可是对那些不能成为强者的人，尤其是女的，你别太严厉啊……你不知道我们的懦弱把我们磨得多苦。你看到我们嘻嘻哈哈，调情打趣，弄些可笑的玩意儿，便以为我们脑子里空空如也，瞧不起我们。哪知道一般十五岁到十八岁中间的小女人，尽管在社会上交际，出风头，可是跳完了舞，说完了废话、怪论，发完了牢骚（人家看见她们笑也跟着笑），当她们对一班混蛋透露了一些心腹，在每个人眼里想找些光明而找不到之后，夜里回家，关在静悄悄的卧室里，给孤独的苦闷煎熬得扑在地下，啊！要是你能看到她们这个模样！……”
“有这样的事吗？”克利斯朵夫惊愕地说，“怎么！你们竟这样的痛苦吗？”
高兰德一声不出，可是眼泪涌上来了。她强作笑容，把手伸给克利斯朵夫。他感动地握着：“可怜的孩子！既然你们痛苦，为什么不想法儿摆脱这种生活呢？”
“你要我们怎么办？简直无法可想。你们男人，你们可以摆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我们，我们永远被世俗的义务跟浮华享乐束缚着跳不出去。”
“谁限制你们，不许你们跟我们一样地摆脱一切，干一件你们心爱而又能保障你们独立的事业——像保障我们的一样？”
“像保障你们的一样？可怜的克拉夫脱先生！你们所谓独立的保障也不见得怎么可靠！……可是那至少是你们喜欢的事业。我们可又配做些什么呢？没有一件事情使我们感兴趣。——是的，我知道，我们现在什么都参加，假装关心着一大堆跟我们不相干的事；我们多么需要能关心一点儿什么！我跟旁人一样参加团体，担任慈善会的工作，到巴黎大学去上课，听柏格森和于尔·勒曼脱的讲演，听古代音乐会、古典作品朗诵会，还做着笔记，笔记……我自己也不知道记些什么！……我骗自己，以为这些是我所热爱的，或者至少是有用的。啊！我明明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我对什么都不在乎，对什么都腻烦！……我这样把每个人的思想老实告诉了你，你可不能瞧不起我。我并不比别的女人更蠢。可是哲学、历史、科学究竟跟我有什么相干？至于艺术——你瞧——我乱弹一阵，东涂西抹，涂些莫名其妙的水彩画，难道这些就能使一个人的生活不空虚了吗？我们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嫁人。可是嫁给那些我跟你看得一样明白的家伙，你想，是有趣的吗？唉，我把他们看透了。我没有你们德国多情女子的那种运气，会自己造些幻象……噢，太可怕了！看看周围的人，看看已经结婚的女子，看看她们所嫁的男人，想到自己也得跟她们一样，让身心变质，跟她们一样地庸俗！……我敢说，没有艰苦卓绝的精神决计受不了这种生活、这种义务。而那种精神就不是每个女子都能有的……光阴如流矢，日月如穿梭，一眨眼青春就完了；可是我们心中究竟藏着些美的、好的东西，只是永远不加利用，让它们一天天地死灭，结果还得拿去送给我们瞧不起，而将来也要瞧不起我们的蠢货！……并且没有一个人了解你！人家说我们是一个谜。那些男人觉得我们乏味、古怪，倒也罢了。女人应该是懂得我们的啊！她们是过来人，只要回想一下自己的情形就得了……事实可不是这样。她们决不给你一点儿帮助。便是做我们母亲的也不了解我们，也不真心想认识我们。她们只打算把我们嫁人。除此以外，死也罢，活也罢，都归你自己去安排！社会把我们完全丢在一边。”
“别灰心，”克利斯朵夫说，“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得由自己去体会的。如果你有勇气，一切都会顺利。想法儿到你的社会以外去找找罢。法国总该有些正派的男人。”
“有的。我也认识。可是他们多么可厌！……并且，我还得告诉你：我的社会虽然使我讨厌，可是我觉得，此刻我已经跳不出这个社会了。我已经习惯了。我需要相当的享受，相当高级的奢侈和交际，那不能单靠金钱得到，可也少不了金钱。这种生活当然谈不到什么光辉，我知道。可是我很有自知之明，我是弱者……请你别因为我告诉了你许多没勇气的话而跟我疏远。请你用慈悲的心肠听我说罢。跟你谈谈，我多么快慰！我觉得你是强者，是个健全的人，我完全信任你。给我一点儿友谊，你愿意吗？”
“当然愿意，”克利斯朵夫说，“可是我能帮你什么呢？”
“只要你听我说说，给我一些忠告，给我一些勇气。我常常烦闷得不得了！那时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对自己说：‘奋斗有什么用？烦恼有什么用？这个或那个，有什么相干？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那真是一种可怕的境界。我不愿意掉进去。你帮助我罢！帮助我罢！……”
她垂头丧气，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岁；她用着善良的、顺从的、哀求的眼睛，望着克利斯朵夫。他答应了她的要求。于是她又兴奋起来，笑了，快活了。
晚上，她照常有说有笑地卖弄风情。
从这天起，他们之间亲密的谈话变成有规律的了。他们单独在一起，她把心里的愿望告诉他；他很费了点儿心血去了解她，提供意见；她听着他的劝告，必要时还得听他埋怨，那副严肃与小心的神气活像一个怪听话的女孩子：那对她是种消遣，甚至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依傍；她用感激而**的眼神表示谢意。——但她的生活一点儿没有改变，只是多添了一桩娱乐罢了。
她一天的生活是一组连续不断的变化。早上起身极晚，总在十二点光景，因为她夜里失眠，要到天亮才睡熟。她成天地不做事，只渺渺茫茫的，反复不已地想着一句诗，一个念头，一个念头的片段，谈话的回忆，一句音乐，一个她喜欢的脸庞。从傍晚四五点钟起，她才算完全清醒。在此以前，她总是眼皮厚厚的，面孔虚肿，噘着嘴，不胜困倦的神气。要是来了一个像她一样饶舌、一样爱听巴黎谣言的知己的女朋友，她便马上活跃起来。她们絮絮不休地讨论着恋爱问题。对于她们，恋爱心理学是和装束，秘史，诽谤这几件事同样谈不完的题目。她们也有一群有闲的青年，需要每天在裙边消磨两三个钟点，这些男人差不多自己也可以穿上裙子，因为他们的谈吐思想简直跟少女的一模一样。克利斯朵夫的出现也有一定的时间：那是忏悔师的时间。高兰德当场会变得严肃、深思。真像英国的史学家包特莱所说的那种法国少女，在忏悔室里“把她镇静的预备好的题意尽量发挥，眉目清楚，有条有理，凡是要说的话都安排得层次分明”。——忏悔过后，她再拼命地寻欢作乐。白天快完了，她可越来越年轻了。晚上她到戏院去；在场子里看到几张永远不变的脸便是她永远不变的乐趣——因为上戏院去的愉快，并不在于戏剧，而是在于认识的演员，在于已经指摘过多少次而再来指摘一次的他们的老毛病。大家跟那些到包厢里来访问的熟人讲别的包厢里的人坏话，或是议论女戏子，说扮傻姑娘的角色“声带像变了味的芥子酱”，或者说那个高大的女演员衣服穿得“像灯罩一样”。——再不然是大家去赴晚会；到那儿去的乐趣是炫耀自己，要是自己长得俏的话（但要看日子而定；在巴黎，一个人的漂亮是最捉摸不定的）；还有是把对于人物、装束、体格的缺陷等的批评修正一番。真正的谈话是完全没有的。——回家总是很晚。大家都不容易睡觉（这是一天之中最清醒的时间），绕着桌子徘徊，拿一本书翻翻，想起一句话或一个姿势就自个儿笑笑。无聊透了。苦闷极了。又是睡不着觉。而半夜里，忽然之间来了个绝望的**。
克利斯朵夫只看到高兰德几个钟点，对于她的变化也只见到有限的几种，然而他已经莫名其妙了。他思忖她究竟什么时候是真诚的，是永远真诚的呢还是从来不真诚的。这一点连高兰德自己也说不上来。她和大多数欲望无所寄托而无从发挥的少女一样，完全在黑暗里。她不知道自己是哪种人，因为不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因为她没尝试以前，根本无法知道自己要些什么。于是她依着她的方式去尝试，希望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冒最小限度的危险，同时摹仿周围的人物，假借他们的精神。而且她也不急于要选定一种。她对一切都敷衍，预备随时加以利用。
但像克利斯朵夫这样的一个朋友是不容易对付的。他允许人家不喜欢他，允许人家喜欢他所不敬重甚至瞧不起的人，却不答应人家把他跟那些人一般看待。各有各的口味，是的；但至少得有一种口味。
克利斯朵夫尤其不耐烦的是高兰德仿佛挺高兴地搜罗了一批他最看不上眼的轻薄少年，都是些令人作呕的时髦人物，大半是有钱的，总之是有闲的，再不然是在什么部里挂个空名的人——都是一丘之貉。他们全是作家——自以为是作家。在第三共和治下，写作变了一种神经病，尤其是一种满足虚荣的懒惰——在所有的工作中，文人的工作最难检讨，所以最容易哄骗人。他们对于自己伟大的劳作只说几句很谨慎但是很庄严的话。似乎他们深知使命重大，颇有不胜艰巨之慨。最初，克利斯朵夫因为不知道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姓名而觉得很窘。他怯生生地打听了一下，特别想知道大家尊为剧坛重镇的那一位写过些什么。结果，他很诧异地发现，那伟大的剧作家只写了一幕戏，还是一部小说的节略，而那部小说又是用一组短篇创作连缀起来的，而且还不能说是短篇，仅仅是他近十年来在同派的杂志上发表的一些随笔。至于别的作家，成绩也不见得更可观，只有几幕戏、几个短篇、几首诗。有几位是靠了一篇杂志文章成名的。又有几位是为了“他们想要写的”一部书成名的。他们公然表示瞧不起长篇大著。他们所重视的仿佛只在于一句之中的字的配合。可是“思想”二字倒又是他们的口头禅，不过它的意义好似与普通的不一样，他们的所谓思想是用在风格的细节方面的。他们之中也有些大思想家、大幽默家，在行文的时候把深刻微妙的字眼一律写成斜体字，使读者绝对不致误会。
他们都有自我崇拜，这是他们唯一的宗教。他们想教旁人跟着他们崇拜，不幸旁人已经都有了崇拜的目标。他们谈话，走路，吸烟，读报，举首，（左目又夹）眼，行礼的方式，似乎永远有群众看着他们。装模作样地做戏原是青年人的天性，尤其在那些毫无价值而一无所事的人。他们花那么多的精神特别是为了女人，因为他们不但对女人垂涎欲滴，并且还要教女人对他们垂涎欲滴。可是遇到随便什么人，他们就得像孔雀开屏一样，哪怕对一个过路人，对他们的卖弄只莫名其妙地瞪上一眼的，他们还是要卖弄。克利斯朵夫时常遇到这种小孔雀，都是些画家、演奏家、青年演员，装着某个名人的模样：或是梵·狄克，或是伦勃朗，或是范拉士葛，或是贝多芬；或是扮一个角色——大画家，大音乐家，巧妙的工匠，深刻的思想家，快活的伙伴，多瑙河畔的乡下人，野蛮人……他们一边走，一边眼梢里东张西望，瞧瞧可有人注意。克利斯朵夫看着他们走来，等到走近了，便特意掉过头去望着别处。可是他们的失望绝不会长久：走了几步，他们又对着后面的行人搔首弄姿了。——高兰德沙龙里的人物可高明得多。他们的做作是在思想方面：拿两三个人做模型，而模型本身也不是什么奇人。再不然，他们在举动态度之间表现某种概念：什么力啊，欢乐啊，怜悯啊，互助主义啊，社会主义啊，无政府主义啊，信仰啊，自由啊等；在他们心目中，这些抽象的名词仅仅是粉墨登场的时候用的面具。他们有本领把最高贵的思想变成舞文弄墨的玩意儿，把人类最壮烈的热情减缩到跟时行的领带的作用一样。
他们的天地是爱情，爱情是他们专有的。凡是享乐所牵涉的良心问题，他们无不熟悉；他们各显神通，想出种种新问题来解决。那永远是游手好闲的人的勾当：没有爱情，他们便“玩弄爱情”，特别喜欢解释爱情。他们的正文非常贫弱，注解却非常丰富。最不雅驯的思想都加以社会学的美名，一切都扯上社会学的旗帜。一个人满足恶癖的时候，不管多么愉快，倘使不能同时相信自己是为未来的时代工作，总嫌美中不足。那是纯粹巴黎风的社会主义，色情的社会主义。
在此专谈恋爱问题的小团体中，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是男女在婚姻方面与爱情的权利方面的平等。从前有一班老实的青年，笃厚的，有些可笑的，崇奉新教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或瑞士人——主张男女道德平等：要求男子在结婚的时候和女子一样的童贞。巴黎的宗教道德学家可主张另外一种平等、**的平等，说女子结婚的时候应该和男子一样的沾满污点，这是情人权利的平等。巴黎人在幻想上和实际上把**这件事做得太滥了，已经觉得平淡无味，于是文坛上有人发明一种处女卖**的新玩意儿——有规律的、普遍的、端方的、得体的、家族化的，尤其是社会化的卖**。——最近出版的一部很有才气的书，便是对这个问题的权威。作者在四百页的洋洋巨著中，用一种轻佻的学究口吻，依照经验派的推理方法，研究“处理娱乐的最好的方式”。那真是自由恋爱的最完美的讲义，老是提到典雅、体统、高尚、美、真、廉耻、道德，可以说是求为下贱的少女们的宝典。——当时这部著作简直是《福音书》，为高兰德和她周围的人添了不少乐趣，同时成为她引经据典的材料。那些怪论里头也有正确的、观察中肯的，甚至合乎人情的部分；但信徒们的脾气总喜欢把好处丢在一边而只记着最坏的。在这个诱人的花坛中，他们所采的老是最有毒性的花，例如“肉欲的嗜好一定能刺激你工作的嗜好”；“一个处女肉欲没有得到满足就做了母亲是最残忍的事”；“占有一个童贞的男子，对女人是养成一个贤惠的母性最自然的准备”；“母亲对于女儿的责任，是应该用着和保护儿子的自由同样细腻熨帖的精神，培养她们的自由”；“必有一日，少女们和情夫幽会归来的态度，会像现在上了课或是参加了女朋友的茶会一样地自然。”
高兰德笑着说这些教训都是极合理的。
克利斯朵夫却痛恨这些论调。他把它们的重要性和害处都夸张了。其实法国人太聪明了，决不会把纸上空谈付诸实行的。他们虚张声势想学做狄德罗(4)，骨子里却是和他一样，在日常生活中跟布尔乔亚一样规矩，也和别人一样胆小。而且正因为他们在实际行动上那么胆小，才在思想上把行动推到极端。那是种毫无危险的游戏。
然而克利斯朵夫不是一个附庸风雅的法国人。
高兰德周围的年轻人中，有一个她似乎最喜欢，而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不消说是最可厌的。
他是那种暴发户的儿子，搞些贵族派的文学，自命为第三共和治下的贵族。他叫做吕西安·雷维-葛，两只眼睛离得很远，眼神很尖锐，鼻子是往里钩的，金黄的须修成尖尖的，像画家梵·狄克的模样，头发已经未老先衰地秃落，但跟他的尊容很相配，说话很甜，举止潇洒，又细又软的手给人家握在手里仿佛会化掉的。他永远装得彬彬有礼、周到细腻，便是对心里厌恶而恨不得推下海去的人也是如此。
克利斯朵夫在第一次跟着高恩去参加的文人宴会上已经见过他，虽然没交谈，但一听他的声音已经讨厌，当时不懂为什么，到后来才明白。人与人之间有霹雳那样突如其来的爱，也有霹雳那样突如其来的恨，或者说（为了不要使那些害怕一切热情的柔和的心灵害怕起见，我们且不用这个他们听了刺耳的“恨”字），是健康的人的本能，因为感觉到遇见了敌人而自卫的本能。
在克利斯朵夫面前，他代表那种讥讽与分化溶解的思想，他文文雅雅地，不动声色地，分解正在死去的上一个社会里的一切尊严伟大的东西，分解家庭、婚姻、宗教、国家；在艺术方面是分解一切雄壮的、纯洁的、健全的、大众化的成分；此外还摇动大家对思想、情操、伟人的信念，对一般人类的信念。这种思想实际只是以分析为乐，以冷酷的解剖来满足一种兽性的需要，侵蚀思想的需要，那是蛀虫一般的本能。同时又有一种女孩子的，特别是女作家的瘾，因为到了他的手里，一切都是文学或变成文学。他的艳遇，他的和朋友们的恶癖，对他都是文学材料。他写了些小说和剧本，很巧妙地叙述他父母的私生活与秘史，还有朋友们的、他自己的；其中有一桩是他跟一个最知己的朋友的太太的秘史：人物的面目写得极高明，那朋友、那女的，和别的群众，都被描写得很准确。他决不能得到一个女人的青睐或听了她的心腹话而不在书中披露。——照理，这种孟浪的举动应当使他和“女同志们”不欢。事实可并不如此：她们抗议一下，遮遮面子；骨子里可并不发窘，还因为给人拿去**裸地展览而挺高兴呢；只要脸上留着一个面具，她们就不觉得羞耻了。在他那方面，这种说短道长的话并不表示他存心报复，也许连播扬丑史的用意都没有。他不比一般人更坏：以儿子来说不见得是更坏的儿子，以情夫来说不见得是更坏的情夫。在有些篇幅里，他无耻地揭露他父亲、母亲和他自己的情妇的隐私；同时又有好些段落，他用着富有诗意的温情谈到他们。实际上他是极有家族观念的，但像他那等人不需要尊重所爱的人；反之，他们倒更喜欢自己能够轻视的人；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对象才跟自己更接近，更近人情。他们对于英勇的精神比谁都不了解，对“高洁”二字尤其无从领会。他们几乎要把这些德行认作谎言，或者是婆婆妈妈的表现。然而他们又深信自己比谁都更了解艺术上的英雄，并且拿出倚老卖老的亲狎的态度批判他们。
他和一班有钱的、游手好闲的、布尔乔亚的堕落的少女最投机。他是她们的一个伴侣，等于一个腐化的女仆，比她们更放肆、更机灵，有许多事能够教她们艳羡。她们对他毫无顾忌，尽可把这个为所欲为的、**的、不男不女的人仔细研究。
克利斯朵夫不明白一个像高兰德那样的少女，似乎性情高洁，不愿意受生活磨蚀的人，怎么会乐此不疲地跟这种人厮混……克利斯朵夫不懂心理学。吕西安·雷维-葛可深通此道。克利斯朵夫是高兰德的心腹；高兰德却是吕西安·雷维-葛的心腹。这一点就表示他比克利斯朵夫高明。一个女人最得意的是能相信自己在对付一个比她更弱的男子。那时不但她的弱点，便是她的优点——她的母性的本能，也得到了满足。吕西安·雷维-葛看准了这一点：因为使妇人动心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就是去拨弄这根神秘的弦。再加高兰德觉得自己相当懦弱，有些不甚体面但又不愿革除的本能，所以一听这位朋友的自白（那是他很有心计的安排好的），她就相信别人原来跟她一样地没出息，对于人类的根性不应当过事诛求，因之她觉得很快慰了。这种快慰有两方面：第一，她不必再把自己认为挺有趣的几种倾向加以抑制；第二，她发觉这样的处置很得当，一个人最聪明的办法是别跟自己别扭，应当对于没法克制的倾向采取宽容的态度。实行这种明哲的办法才不会使人感到一点儿痛苦。
在社会上，表面极端精练的文明和隐藏在骨子里的兽性之间，永远有个对比，使那些能够冷眼观察人生的人觉得有股强烈的味道。一切的交际场中，熙熙攘攘的绝不能说是化石与幽灵，它像地层一般，有两层的谈话交错着：一层是大家听到的，是理智与理智的谈话；另外一层是极少人能够感到的，是本能与本能、兽性与兽性的谈话。大家在精神上交换着一些俗套滥调，肉体却在那里说：“欲望，怨恨，或者是好奇，烦闷，厌恶。”野兽尽管经过了数千年文明的驯化，尽管变得像关在笼里的狮子一般痴呆，心里可念念不忘地老想着它茹毛饮血的生活。
然而克利斯朵夫的头脑还没冷静到这个程度，那是要年龄大了，热情消失以后才能办到的。他把替高兰德当顾问的角色看得很认真。她求他援助；他却眼看她嘻嘻哈哈地去冒险。所以克利斯朵夫再也不遮掩他对吕西安·雷维-葛的反感了。吕西安·雷维-葛对他先还保持一种有礼的、含讥带讽的态度。他也感觉到克利斯朵夫是敌人，但认为是不足惧的：他只是不动声色地把他变成可笑。其实，只要克利斯朵夫能对他表示钦佩，他就可以表示友好；但他就得不到这种钦佩，他自己也知道，因为克利斯朵夫没有作假的本领。于是，吕西安·雷维-葛从完全抽象的思想的对立，不知不觉地转变为实际的、不露形迹的暗斗，而暗斗的目的物便是高兰德。
她对两位朋友完全一视同仁。她既赏识克利斯朵夫的道德和才具，也赏识吕西安·雷维-葛的极有风趣的不道德和聪明；而且心里还觉得吕西安使她更愉快。克利斯朵夫老是不客气地教训她；她用着可怜巴巴的神气听着他，使他软化。她天性还算好的，但因为懦弱，甚至也因为好心而不够坦白。她一半是在做戏，假装和克利斯朵夫一样思想。她很知道像他这种朋友的价值，但她不肯为了友谊作任何牺牲；不但为了友谊，而且为了无论什么人什么事，她都不愿意有所牺牲；她只挑最方便、最愉快的路走。所以她把和吕西安始终来往不断的事瞒着克利斯朵夫。她像上流社会的女子一样凭了从小就学会的本领，若无其事地扯谎；凭了这扯谎的本领，她们才能保持所有的男朋友，使他们个个满意。她替自己辩护说是为了免得克利斯朵夫伤心而不得不如此；其实是因为她明知克利斯朵夫有理而不敢使他知道，也因为她照旧想做她喜欢的事而不要跟克利斯朵夫闹翻。有时克利斯朵夫疑心她捣鬼，便粗声大气地闹起来。她可继续装做痛悔的、诚恳的、伤心的神气，对他做着媚眼——女人最后的法宝。——她想到可能丧失克利斯朵夫的友谊，的确非常难过，所以竭力装出娇媚的和正经的态度，居然把他软化了一些时候。但那是早晚要爆发的。在克利斯朵夫的气恼里头，不知不觉已经有些嫉妒的成分。高兰德甘言蜜语的笼络也已经有了一点儿，很少的一点儿，爱的成分。然而他们决裂的时候，来势倒反因之更猛烈。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把高兰德的谎话当场揭穿了，老老实实提出条件来：要她在他跟吕西安之间挑选一个。她先是设法回避这问题，结果却声言她自有权利保留一切她心爱的朋友。不错，她说得对；克利斯朵夫也觉得自己可笑；但他知道他的苟求并非为了自私，而是为了真心爱护高兰德，非把她救出来不可——即使因之而违拗她的意志也是应该的。所以他很笨拙地坚持着。看到她不回答了，他就说：“高兰德，你是不是要我们从此绝交？”
“不是的，”她回答，“那我要非常痛苦的。”
“可是你为我们的友谊连一点儿极小的牺牲都不肯作。”
“牺牲！多荒唐的字眼！”她说，“干吗老是要为了一件东西而牺牲另一件东西？这是基督教的胡闹思想。你骨子里是个老教士，你自己不觉得就是了。”
“很可能，”他说，“在我，总得挑定一个。善跟恶之间，绝对没有中间地位。”
“是的，我知道；就为这一点我才喜欢你。我告诉你，我的确很喜欢你；可是……”
“可是你也很喜欢另外一个。”
她笑了，对他做着最媚人的眼色，用着最柔和的声音说：“仍旧跟我做朋友罢！”
他差不多又要让步的时候，吕西安进来了，高兰德用同样甜蜜的媚眼、同样柔和的声音接待他。克利斯朵夫不声不响地看着高兰德做戏。然后他走了，打定主意和她决裂了。他心里有些难过。老是有所依恋，老是上人家的当，真是太蠢了！
回到寓所，他心不在焉地整理书籍，随便打开《圣经》，看到下面的一段：
……我主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项，卖弄眼目，俏步徐行，把脚上的银圈震动得丁当做响，所以主必使锡安的女子头长秃疮，又使她们赤露下体……(5)
读到这里，他想起高兰德的装腔作势，笑了出来，便心情轻快地睡了。接着他又自以为跟巴黎腐败的风气已经同流合污到相当程度，才会读着《圣经》觉得好笑。但他在**反复背着这伟大的恶作剧的审判者的判决，想象这种事要是临到高兰德头上的情景，不禁像孩子般哈哈大笑了一会儿，睡熟了。他已经不再想到他新的郁闷。多一桩也罢，少一桩也罢……他已经习惯了。
他照常到高兰德家上课，只避免跟她作亲密的谈话。她徒然表示难过、生气，玩种种花样；他始终固执着；两人都不高兴了；终于她自动想出理由来减少课程；他也找出借口来回避史丹芬家里的晚会。
他已经尝够巴黎社会的味道，再也受不了那种空虚、闲**、萎靡、神经衰弱，以及无理由、无目标、徒然磨蚀自己的、苛酷的批评。他不懂，一个民族怎么能在这种为艺术而艺术、为享乐而享乐的，死气沉沉的空气中过活。可是这民族的确活在那里，从前有过伟大的日子，此刻在世界上还相当威风；从远处看，它还能引起人家的幻象。它从哪儿找到它生存的意义的呢？除了寻欢作乐，它又一无信仰……
克利斯朵夫正想着这些念头的时候，在路上突然撞见一群叫叫嚷嚷的青年男女拉着一辆车，里面坐着一个老教士向两旁祝福。走了一程，他又看到一些兵拿着刀斧捶打一所教堂的大门，门内是一批挂有国家勋章的先生挥舞着桌椅迎接他们。这时他才觉得法国究竟还有所信仰，虽然他不知道是什么信仰。人家告诉他说，政府与教会共同生活了一百年之后，现在要分离了，可是因为宗教不甘心脱离，政府便凭着它的权力与武力把宗教撵出门外。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办法未免有伤和气；但是巴黎艺术家的那种混乱的玩票作风使他腻烦透了，所以遇到几个人为了什么公案——即使是极无聊的——而打得头破血流也觉得痛快。
他不久又发现这种人在法国为数不少。政见不同的报纸互相厮杀得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一般，天天发表鼓吹内战的文字。固然这不过是叫喊一阵，难得有人真会动手。但也并非没有天真的人把别人所写的原则付诸实行。于是就有奇奇怪怪的景象可以看到：什么某几个州府自称为脱离法国啦，几个联队闹兵变啦，州长公署被焚啦，征收员收税要大队的宪兵保护啦，乡下人烧了开水保卫教堂啦，自由思想者以自由的名义去攻击教堂啦，普度众生的救主们爬在树上煽动葡萄酒省份去攻击酒精省份啦。东一处，西一处，几百万人摩拳擦掌，嚷得满面通红，结果真的动武了。共和政府先是巴结民众，然后又拔出刀来对付他们。民众却是把自己的孩子——军官与士兵——砍破脑袋。这样，各人都对别人证明自己理由充足，拳头结实。你在远处看，从报纸上看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几个世纪以前去了。克利斯朵夫发现这法兰西——事事怀疑的法兰西——竟然是一个偏激若狂的民族。但他不知道究竟在哪方面偏激。为了拥护宗教呢还是反对宗教？为了拥护理性呢还是反对理性？为了拥护国家呢还是反对国家？——简直各方面都是。他们是为了喜欢偏激而显得偏激的。
一天晚上，他偶然和一个有时在史丹芬家碰到的社会党议员交谈。虽然不是初次谈话，他可绝对想不到这位先生的身份，因为他们一向只谈音乐。这一回他才不胜诧异地发觉这位交际家竟是一个激烈政党的领袖。
亚希·罗孙是个美男子，留着金黄的胡子，说话带着喉音，皮色很嫩，态度很诚恳，外表相当风雅，骨子里可是粗俗的，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村野的举止：譬如当众修指甲，跟人说话的时候像平民一样喜欢扯着别人的衣角，摇着别人的胳膊；他能吃能喝，爱笑爱玩，胃口和兴致完全表示他是民间出身，只想掌握权势；人很灵活，能随着环境与对手随时改变态度，说话虽多，可是经过思索的；他懂得听人家的话，把听来的当场吸收；既有同情心，资质又聪明，对什么都感兴趣——由于天性，由于社会的熏陶，也由于虚荣心；在某种限度以内他为人规矩诚实，就是说为他的利益用不着不诚实，或是不诚实有危险的时候，他是诚实的。
他有个相当好看的妻子，高大，匀称，非常壮健，身腰很美，艳丽的装束似乎太窄了些，把她肥胖的身体表露得过于明显；脸庞四周围着乌黑的鬈发；又黑又浓的大眼睛；下巴微微往上抄起；胖胖的脸蛋很动人，可惜被（左目又夹）个不停的近视眼和阔大的嘴巴破坏了。她走路的姿态不大自然，颠颠耸耸，像某几种鸟；说话很做作，但非常殷勤，亲热。她出身是个有钱的经商人家；思想自由，是那种所谓贤淑的女子：凡是上流社会的数不清的责任，她都像奉教一般地信守，另外还履行她自己找来的艺术的与社会的义务：家里有个沙龙，在平民大学(6)里宣扬艺术，参加慈善团体或研究儿童心理的机构，可并不怎么热心，也没有浓厚的兴趣，只是由于天生的慈悲心，由于充时髦，由于知识妇女的那种天真的学究气，仿佛永远背着一项功课，非记得烂熟就有失尊严似的。她需要干点儿事，却不需要对所干的事发生兴趣。这种紧张忙碌的活动，有如那些妇女手里老拿着毛线活儿，一刻不停地搬动着针，似乎救世大业就在这一件毫无用处的工作上。并且她也像编织毛线的女人一样，有那种良家妇女的小小的虚荣心，喜欢拿自己的榜样去教训别的女子。
那位当议员的丈夫心里瞧她不起，可是对她很亲热。他是为了自己的享乐与安宁而挑上她的；在这一点上说，他的确挑得很好。她长得很美，他为之挺得意，这就够了，他再没别的要求；她对他也没别的要求。他爱她，同时也欺骗她。她只要他爱着她就算了，也许对于他的私情还觉得相当快慰。因为她生性安静，****，完全是后宫中的妇女性格。
他们有两个美丽的孩子，一个五岁，另一个四岁，她以贤妻良母的身份照顾他们，那种专心致志所表示的亲切与冷静，恰好跟她注意丈夫的政治与活动、注意最新的时装与艺术表现一样。在这个环境里，她把前进的理论、颓废的艺术、社交界的忙乱，和布尔乔亚的感情，一股脑儿放在一起，成为最古怪的炒什锦。
他们请克利斯朵夫上他们家去。罗孙太太是个优秀的音乐家，弹得一手好钢琴：手指轻巧而扎实，小小的头对准着键盘，两只手在上面跳来跳去，活像母鸡啄食的神气。她很有天分，比一般法国女子也更有音乐修养，但对于音乐的深刻的意义是像笨蛋一样完全不关心的。那只是她听着的，或是背得一点儿不错的一组音符、一些节奏、一些微妙的调子罢了；她决不探求其中的心灵，因为她本身就不需要这个。这位可爱的、聪明的、朴实的，很愿意帮助人的太太，对克利斯朵夫像对别人一样很殷勤。可是克利斯朵夫并不感激，对她也没多大好感，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也许他还不知不觉地责备她，不该明知丈夫胡闹而甘心情愿地和那些情妇平分秋色。在所有的缺点中，俯首帖耳地听任摆布是克利斯朵夫最不能原谅的。
他和亚希·罗孙比较亲密。罗孙之爱音乐，正如爱别的艺术一样，方式虽然鄙俗，但很真诚。他爱好一阕交响曲的时候，仿佛恨不得和它睡在一起。他只有一些很浅薄的修养，但运用得很高明；在这一点上，他的妻子对他不无帮助。他对克利斯朵夫发生兴趣，是因为看到克利斯朵夫和他一样是个刚强的平民。并且他很想仔细观察一下这种怪物——观察人这件事，他永远不会厌倦的——打听一下他对于巴黎的印象。克利斯朵夫直率严厉的批评，使他觉得好玩。他看事情也取着相当的怀疑态度，所以能承认对方的批评是准确的。他不因为克利斯朵夫是德国人而有所顾虑，反而以超越成见自豪。总而言之，他是极富于人情的——这是他主要的优点——凡是合乎人情的，他都表示好感。然而这也不能使他不抱另外一种深切的信念，以为法国人——古老的民族，古老的文明——总是优于德国人，所以他不能不嘲笑这个德国人。
在亚希·罗孙家里，克利斯朵夫又看到些别的政客，过去的或未来的阁员。要是这些名人肯屈尊，他倒很高兴和他们个别地谈谈。和流行的见解相反，他觉得跟这批人来往比他熟悉的文艺界更有意思。他们头脑比较活泼，对于人类的热情和公众的利益更关切。他们能言善辩，大半是南方人，非常爱风雅；个别而论，他们差不多和文人一样风雅。当然，他们欠缺艺术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关于外国艺术的；但他们自命为多少懂一些，而且往往是真的爱好。有些内阁颇像那些办小杂志的文会。阁员中有的写剧本，有的拉提琴，同时是瓦格纳迷，有的涂几笔画。他们都搜集印象派的画，看颓废派的书，有心惊世骇俗，对于跟他们的思想不两立的，同时是极端贵族派的艺术非常欣赏。这些社会党或急进社会党的阁员，代表饥寒阶级的使徒，居然对高级的享受自称为内行，使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不顺眼。当然这是他们的权利，但他觉得这种作风不大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