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奇怪的是，这些人物在私人谈话中是怀疑主义者、肉欲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而一朝有所行动的时候立刻会变成偏激狂。最风雅的人，才上了台就一变而为东方式的小魔王；他们染上了指挥一切、干涉一切的瘾：精神上是怀疑派，天生的气质却是极端的专制。拿到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机构——那是当年最伟大的专制君主(7)一手建立的——他们就忍不住要加以滥用了。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共和政体的帝国主义，近年来又接种似的加上一种无神论的旧教主义。
在某一个时期，一般政客只想统治物质——财产——他们差不多不干涉精神方面的事，因为那是不能变成货币的。而那些优秀的人也不理会政治；不是政治高攀不上他们，就是他们高攀不上政治；在法国，政治被认为工商业的一支，生利的，可是不大正当的；所以知识分子瞧不起政客，政客也瞧不起知识分子。——可是近来政客和一班腐败的知识阶级始而接近，终于勾结了。一个簇新的势力登了台，自称为对思想界有绝对的支配权，那便是些自由思想家。他们和另一批统治者勾结起来，而这另一批统治者也认为他们是专制政治的完美的工具。他们主要的目的不在于打倒教会，而在于代替教会，事实上他们已经组成一个自由思想的教会，和旧有的教会一样有经典，有仪式，有洗礼，有初领圣餐，有宗教婚礼，有地方主教会议，有全国主教会议，甚至也有罗马的总主教会议。这些成千累万的可怜虫非成群结队就不能“自由的思想”，岂非可笑之尤！而他们所谓的思想自由，其实是假理智之名禁止别人的思想自由，因为他们的信仰理智有如旧教徒的信仰圣处女，全没想到理智本身并不比圣处女更有意义，而理智真正的根源是在别处。旧教教会有无数的僧侣与会社，潜伏在民族的血管里散布毒素，把一切跟它竞争的生机都加以杀害。现在这反旧教的教会也有它的死党，有虔诚的告密者，每天从法国各地缮成秘密报告送到巴黎总会，由总会详细登记。共和政府暗中鼓励这些自由思想的信徒做间谍工作，使军队、大学、所有的政府机关都充满着恐怖；政府可不觉得他们表面上似乎为它出力，暗地里却在慢慢地篡夺它的地位，而政府也渐渐走上“无神论的神权政治”这条路，不比巴拉圭的那些耶稣会政权更值得羡慕。(8)
克利斯朵夫在罗孙家见过这一派的教会中人。他们都是一个比一个疯狂的拜物教徒。目前，他们因为把基督从神座上摔了下来而大为高兴。打烂了几个木偶，他们便以为已经摧毁了宗教。还有一班人，把圣女贞德和她童贞女的旗帜从旧教手里夺过来，把圣女贞德独占了。新教会中一个教士，和旧教会的信徒作战的将军，发表了一篇反教会的，颂扬古高卢民族领袖范尔生依多利克斯的演说，同时一班自由思想的人给这位平民英雄立了一座像，认为他是法兰西对抗罗马（罗马教会）的第一人。(9)海军部长为了整肃舰队，气气旧教徒，把一条巡洋舰命名为“欧纳斯德·勒南”(10)。另外一批自由思想家则努力于净化艺术的工作。他们把十七世纪的古典文学加以消毒，不许有上帝这个名词亵渎拉封丹的《寓言》。便是在古代音乐里，他们也不许有神的名字存在。克利斯朵夫听见一个老年的急进党员（歌德说过，老年人而做急进党员是疯癫之尤）——因为人家胆敢在一个通俗音乐会里排入贝多芬颂扬宗教的歌而大为愤慨，一定要人家把词句更改过。
还有一班更激进的分子，要求把一切宗教音乐和教授宗教音乐的学校加以取缔。一个在当时那群不懂艺术的人中被认为鉴赏力极高的美术司长，竭力解释说，对于音乐家至少得教以音乐，因为“你派一个兵到军营里去的时候，你总得逐步教他如何用枪、如何放射。年轻的作曲家的情形也是一样，脑子里装满了思想，可是没法安排”。然而这种解释是白费的，他对于自己的勇气也有点儿吃惊，所以每一句都得附带声明：“我是一个老自由思想家”“我是一个老共和党人”，才敢接下去宣称：“我不问班尔葛兰西的作品是歌剧是弥撒祭乐；只问是不是人类艺术的产物。”——但对方用着专断的逻辑回答这个“老自由思想家”，“老共和党人”说：“音乐有两种：一种是在教堂里唱的，另一种是在教堂以外唱的。”前者是理智与国家的仇敌；为了国家的利益，非取缔不可。
要是这些混蛋后面没有一班真有价值而和他们一样——或许更甚——狂热的理智信徒做后盾，那么他们还不过是可笑而不致有多大危险。托尔斯泰曾经提到控制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的“传染病一般的影响”，这种“荒谬的影响，人们只有在摆脱之后才会发现它的疯狂，在受它控制的时期内始终认为千真万确，简直毋庸讨论”。例如对于郁金香的疯魔(11)，相信巫祝，误入歧途的文学风气，等等。——理智的宗教也是这种疯狂之一。而且从愚蠢的到有知识的，从众议院的兽医到大学里最优秀的思想家，全染上了这种疯狂。而大学教授的入迷比愚夫愚妇的入迷更危险，因为这种疯魔在没有知识的人还容易和一种愚妄的乐天气息相混，从而减少疯魔的力量；知识分子的生命力可是被疯狂束缚住了，同时，偏激的悲观主义又使他们明白天性和理智是根本抵触的东西，所以更热烈地支持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正义”、抽象的“真理”，跟恶劣的天性斗争。这种态度骨子里就是加尔文派，扬山尼派(12)，雅各宾党的理想主义，就是那个古老的信念，以为人类的邪恶是不可救药的，只能够也应当出受到理智感应的——就是得到神灵启示的——选民，凭着他们的高傲来消灭那种邪恶。那真是地道的法国人中的一种，代表聪明而不近人情的法国人。他像块石子，像铁一般硬，什么都钻不进去；而他碰到什么就砸破什么。
克利斯朵夫在亚希·罗孙家和这一类疯狂的理论家一谈之下，完全给搅糊涂了。他对于法国的观念也动摇了。他依着流行的见解，以为法国人是个冷静的、容易相处的、宽容的、爱自由的民族。不料他发现了一批狂人，没头没脑地死抓着抽象的观念和逻辑，为了自己的任何一套三段论法，老是预备把别人作牺牲品。他们嘴里一刻不停地说着自由，可是没有人比他们更不懂自由，更受不了自由的。无论哪里，你找不到比他们更冷酷、更残暴的专制脾气，而这种专制纯粹是为了理智方面的疯魔，或者是为了要表示自己永远是对的。
一个党派如此，所有的党派无不如此。只要越出了他们政治的或宗教的钦定程式，越出了他们的国家或省份，越出了他们的团体和他们狭隘的头脑，那就不管是在这方面的还是在那方面的，他们便一律不愿意看见。有一班反对犹太人的、痛恨一切有钱人的人，因为恨犹太人，就把自己所恨的人都叫做犹太人。有些国家主义者恨——逢到他们心地慈悲的时候是瞧不起——一切别的国家，便在本国之内把跟他们意见不合的人统称为外国人、叛徒、卖国贼。有些反对新教的人，相信所有的新教徒都是英国人或德国人，恨不得把他们一齐逐出法国。有些西方人，对于莱茵河以东的，无论什么都要排斥；有些北方人，对于卢瓦尔河以南的，无论什么都表示唾弃；有些南方人，认为卢瓦尔河以北的都是野蛮的；还有以属于日耳曼族为荣的；以属于高卢族为荣的，而一切的疯子中最疯的，还有那些“罗马人”，以他们祖先的败北为荣；还有布勒塔尼人、洛林人……总而言之，各人只承认自己的一套，“自己”简直是个贵族的头衔，绝对不答应别人跟自己不一样。对于这种民族是无法可想的：你跟他们讲什么理，他们都不理会；他们天生是要烧死别人，或是被别人烧死的。
克利斯朵夫心里想，这样一个民族幸亏采用了共和政体，使那些小型的暴君可以你消灭我，我消灭你。可是其中要有一个做了王的话，恐怕谁也没有多少空气可以呼吸了。
他不知道凡是多议论的民族自有一种德行来救他们，就是矛盾。
法国的政客就是这样。他们的专制主义被无政府主义冲淡了，他们永远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是他们在左边靠思想界的偏激狂作依傍，那么在右边一定靠思想界的无政府主义者作依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玩票式的社会主义者，猎取权位的小政客，他们在仗没有打胜以前决不参加作战，可是追随在“自由思想”的队伍后面，每逢它打了一次胜仗，便一齐扑在打败的人的遗骸上面。拥护理智的人并非为了理智而努力……“理智啊，这不是为了你”……乃是为那些国际化的渔利主义者；而他们兴高采烈地践踏本国的传统，摧毁一种信仰，也并非为了要代以另一种信仰，而是要把他们自己填补上去。
在此，克利斯朵夫又碰到了吕西安·雷维-葛。他得悉吕西安是社会党员的时候并不怎么惊奇，只想到社会主义一定是有了成功的希望，吕西安才会加入社会党。他可不知道吕西安神通广大，在敌党中同样受到优待，并且跟反自由色彩甚至反犹太色彩最浓的政客与艺术家结为朋友。
“你怎么能容留这等人物在团体里的？”克利斯朵夫问亚希·罗孙。
罗孙回答说：“噢！他多有才干！而且他为我们工作，他毁坏旧世界。”
“不错，他是在毁坏，”克利斯朵夫说，“他毁坏得那么厉害，我不知道你们将来用什么来建设。你有把握留下的梁木足够建造你们的新屋子吗？蛀虫已经钻进你们的建筑工场了。”
然而社会主义的蛀虫不止吕西安一个。社会党的报纸上充满着这些小文人，这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家伙，装点门面的无政府主义者，把所有的进身之阶都霸占了。他们拦着别人的路，在号称民众喉舌的报纸上，长篇累牍地宣传他们那套颓废的风雅论调，以及“为生存的斗争”。他们有了位置还不够，还得有荣誉。急急忙忙赶造起来的雕像，颂赞石膏天才的演说，其数量之多超过任何一个时代。一班以捧场为业的人，按期举行公宴来祝贺自己党派中的伟人，不是祝贺他们的工作，乃是祝贺他们的受勋：因为这才是他们最感动的。美学家，超人，外侨，社会党的阁员，都一致同意，受到拿破仑创立的勋位是应该庆贺的。(13)
罗孙看到克利斯朵夫的诧异不由得笑开了。他并不以为这个德国人把他党里的人批评得过于苛刻。他自己和他们单独相处时也毫不客气。他们的胡闹与狡猾，他比谁都明白；但他照旧支持他们，因为要他们支持自己。他私下固然会用着轻蔑的词句谈论民众，一登讲坛却立刻变了一个人。他提高了嗓子，逼尖着声音，带点儿鼻音，每个字都咬得清楚有力，很庄严的，一忽儿用颤音，一忽儿咩咩的像羊叫，做着大开大合，有点儿抖动的手势，像翅膀一样，活脱是个第一流的戏子。
克利斯朵夫想弄个明白，罗孙对他的社会主义究竟相信到什么程度，显而易见，骨子里他是完全不信，他怀疑主义的气息太重了。但他有一部分的思想是相信的；虽然他明知不过是一部分——并且还不是顶重要的一部分——他可把自己的生活与行为都根据了这一点来安排，因为这样对他更方便，这信仰不但跟他的实际利益有关，并且牵涉到他生存的兴趣、生存与行动的意义。他的相信社会主义是把它当做一种国教的。——大多数的人都是过的这种生活。他们的生命不是放在宗教信仰上，就是放在道德信仰上，或是社会信仰上，或是纯粹实际的信仰上——信仰他们的行业、工作、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其实他们都不相信。可是他们不愿意知道自己不相信：为了生活，他们需要有这种表面上的信仰，需要有这种每个人都是教士的公认的宗教。
罗孙还不是顶要不得的一个。党里头拿社会主义或激进主义作工具的人不知有多少！——简直说不上是为了野心，因为他们的野心也是目光太短，只限于立刻捞钱和重行当选。那些人仿佛真相信有个新社会似的。也许他们从前是相信的；但事实上他们只趴在垂死的社会身上，靠它来养活自己。短视的机会主义替享乐的虚无主义当差。未来的社会福利，为了眼前的自私而被牺牲了。因为要博取选民的欢心，人们把军队肢解了，还恨不得把国家都瓜分了。他们所缺少的绝不是聪明，大家很知道应该怎么做，可是因为太费力而不去做。人人都想以事半功倍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上上下下的道德信条都是一样：花最少限度的气力博取最大限度的快乐。这种不道德的道德，便是政治混乱的社会中唯一的纲领。政府的领袖们做出无政府的榜样，政策是乱七八糟的，同时追求着十几只兔子，结果是一只一只地放弃了：外交部在主战，陆军部在高唱和平，还为了肃军而破坏军队，海军部长挑拨兵工厂工人，军事教官宣传非战论，此外是一班业余性质的军官、业余性质的推事、业余性质的革命党员、业余性质的爱国分子。政治风纪是普遍地解体了。人人希望国家给他们职位，养老金，勋位；国家也的确不忘记敷衍它的顾客，把大家眼红的荣誉和差事赠送当权的人的儿子们、侄子们、侄孙们、奴仆们。议员投票表决增加自己的俸给。国库、职位、头衔，国家所有的资源都被挥霍滥用了。——上面既然有了这种榜样，下面就像凄厉的回声一般发生许多怠工的现象：小学教员教人反叛国家，邮局职员焚烧电信，工人把沙土和金刚砂放在机器的齿轮里，造船所工人捣毁造船所，焚烧船舶，工人大规模地破坏自己工作的成绩——不是损害有钱的人，而根本是损害社会的财富。
最后，一班优秀的知识阶级认为一个民族这样的自杀于法于理均无不合，因为人类爱怎样追求幸福就可怎样追求，那是他神圣的权利。一种病态的人道主义把善与恶的区别给取消了，认为罪犯是“不负责任的，并且是神圣的”，应该加以怜悯；它对罪恶完全表示妥协，把社会交给它摆布。
克利斯朵夫心里想：“法国是被自由灌醉了。它发了一阵酒疯之后，不省人事地昏了过去。将来醒过来的时候，恐怕它已经给关在牢里了。”
对于这种笼络群众的政治，克利斯朵夫最气恼的是，那些最可恶的强暴的手段，竟是一班胸无定见的人很冷静地干出来的。他们那种游移不定的性格，和他们所做的或允许人家做的粗暴的行为，实在太不相称了。他们身上似乎有两种矛盾的元素：一方面是惶惑无主的性格，对什么都不信；另一方面是喜欢推敲的理智，什么话都不愿意听而把人生搅得天翻地覆。克利斯朵夫不懂那些心平气和的布尔乔亚，那些旧教徒，那些军官，怎么能受尽了政客的欺侮而不把他们摔出窗外。既然克利斯朵夫什么都不能藏在肚里，罗孙便很容易猜到他的思想。他笑着说：“当然，要是碰到了你跟我，他们的确是要被摔出去的。可是跟他们，绝没有这个危险。那都是些可怜虫，没有勇气下什么决心，唯一的本领只有回骂几句。那些智力衰退的贵族，在俱乐部里混得糊里糊涂了，只会向美国人或犹太人卖俏，并且为了表示时髦，对于人家在小说和戏剧中给他们扮的那种可耻的角色，觉得挺有意思，还要把侮辱他们的人请去做上宾。至于容易生气的布尔乔亚，他们什么书都不读，什么都不懂，不愿意懂，只会平白地把一切批评得一文不值，话说得很尖刻，实际上一点儿效果都没有，他们只有一宗热情，就是躺在钱袋上睡觉，痛恨扰乱他们好梦的人，甚至也痛恨那些做工的人；因为呼呼睡熟的时候有人动作，当然是打搅他们的！……如果你认得了这一班人，你就会觉得我们是值得同情的了……”
然而克利斯朵夫对这些人那些人同样地不胜厌恶；他不承认因为被虐待的人卑鄙，所以虐待人家的人的卑鄙就可以得到原谅。他在史丹芬家时常遇到那种有钱的、无精打采的，正如罗孙所形容的布尔乔亚：
……愁容惨淡的灵魂
没有毁谤，也没有赞扬……
罗孙和他的朋友们不但十拿九稳地知道自己能支配这些人，并且十拿九稳地觉得自己尽有权利对他们为所欲为，这理由克利斯朵夫是太明白了。罗孙他们并不缺少统治的工具。成千累万没有意志的公务员，闭着眼睛由着他们指挥。谄媚逢迎的风气；徒有其名的共和国；社会党的报纸看到别国的君主来聘问就大为得意；奴才的精神，一见头衔、金线、勋章，就五体投地：要笼络他们，只消丢一根骨头给他们咬咬，或是给他们几个勋章挂挂就得了。要是有个王肯答应把法国人全部封为贵族，法国所有的公民都会变成保王党的。
政客们的机会很好。一七八九年以来的三个政体：第一个被消灭了；第二个被废黜了，或被认为可疑；第三个志得意满地睡熟了。(14)至于此刻方在兴起的第四个政府(15)，带着又嫉妒又威胁的神气，也不难加以利用。衰微的共和政府对付它，就跟衰微的罗马帝国对付它无力驱逐的野蛮部落一样，用着招抚改编的方法，而不久他们也变了现政府最好的看家狗。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布尔乔亚阁员，很狡猾地把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勾引过来，加以并吞，把无产阶级党派弄成群龙无首，没有领袖的局面，自己则吸取平民的新血液，再把布尔乔亚的意识灌输给平民算做回敬。
在布尔乔亚并吞平民的许多方式中，最妙的一种是那些平民大学。那是“无所不通”的知识杂货铺。据课程纲要所载，平民大学所教的“包括各部门的知识，物理方面的，生物方面的，社会学方面的：天文学，宇宙学，人类学，人种学，生理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地理学，语言学，美学，论理学……”花样之多，便是毕克·特·拉·弥朗台尔(16)那样的头脑也装不下。
当然，平民大学初办的时候的确有一种真诚的理想，有个伟大的愿望，想把真、美、善普及大众；现在某些平民大学也还存着这个理想。工人们做了一天工之后，跑来挤在闷塞的讲堂里，表示他们求知的渴望胜过了疲劳，这是何等动人的景象。但人们又怎样地利用他们！除了少数聪明而有人性的真正的使徒，用意极好而不善于应付的善良的心以外，多多少少全是一班愚妄的、饶舌的、玩手段的家伙，没有读者的作家，没有听众的演说家、教授、牧师、钢琴家、批评家，拿自己的出品把民众淹没了。各人都在推销自己的货物。最能叫座的自然是那些卖膏药的、那些玄学大师，搬出许许多多老生常谈，末了再归结到一个社会的天堂。
极端贵族的唯美主义，例如颓废派的版画、诗歌、音乐，也在平民大学里找到了出路。大家希望平民对思想界发生一些返老还童的作用，促成民族的新生。可是人们一开头先把布尔乔亚所有雕琢纤巧的玩意儿，像疫苗似的种在平民的血里！而平民也不胜贪馋地吸收进去，并非为了喜欢，而是因为那些都是布尔乔亚的东西。克利斯朵夫有一次跟着罗孙太太到一所平民大学去，在迦勃里哀·福莱的美妙的歌和贝多芬晚期的一阕四重奏之间，听她对着平民弹奏德彪西。他自己对贝多芬晚年的作品还是听过了许多年，趣味与思想起了许多变化方始了解的；这时他不禁怀着怜悯的心问一个邻座的人：“你懂得这个吗？”
那位邻人立刻把脖子一挺，像一只发怒的公鸡似的，回答说：“当然！干吗我就不能像你一样地了解？”
为了证明他的了解，他更用着挑战的神气望着克利斯朵夫，哼着一段赋格曲。
克利斯朵夫吃了一惊，赶紧溜了，心里想，这些畜生竟把民族的生机都毒害了；哪里还有什么平民？
“你才是平民！”一个工人对一个想创办平民戏院的热心人说，“我吗，我可是跟你一样的布尔乔亚！”
一个幽美的黄昏，软绵绵的天空罩在黑洞洞的都城上面，像一条强烈的色彩已经黯淡的东方地毯。克利斯朵夫沿着河滨大道从圣母院往安伐里特宫走去。夜色苍茫中，大寺上面的两座钟楼仿佛摩西在战争中高举的手臂。小圣堂顶上的金箭，带着神圣的荆棘，高耸在万家屋舍之上。(17)对岸，卢浮宫的窗子在夕照中闪出最后的微光，还显得有点儿生气。安伐里特广场的尽头，在威严的壕沟与围墙后面，在气概非凡的空地上，阴沉的金色穹隆高悬在那里，仿佛一阕交响曲，纪念那些年代久远的胜利。高岗上的凯旋门，像英雄进行曲似的，替帝国军团的行列开路。
克利斯朵夫忽然觉得这些很像一个已经死了的巨人在平原上伸展着巨大的四肢。他心惊肉跳，停了下来，怅然望着这些奇大无比的化石，想起那个已经绝迹的、地球上曾经听见过它脚声的传奇式的种族——安伐里特的穹隆好比它的冠冕，卢浮的宫殿好比它的腰带，大寺顶上无数的手臂似乎想抓握青天，拿破仑凯旋门的两只威武的脚踏着世界，而如今只有一些侏儒在它的脚跟底下熙熙攘攘。
克利斯朵夫虽然自己不求名，却也在高恩和古耶带他去的巴黎交际场中有了点儿小名气。他的奇特的相貌——老是跟他两位朋友之中的一个在新戏初演的晚上和音乐会中出现——极有个性的那种丑陋，人品与服装的可笑，举止的粗鲁，笨拙，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怪论，琢磨得不够的可是方面很广、很结实的聪明，再加高恩把他和警察冲突而亡命法国的经过到处宣传，说得像小说一样，使他在这个国际旅馆的大客厅中，在这一堆巴黎名流中，成为那班无事忙的人注目的对象。只要他沉默寡言，冷眼旁观，听着人家，在没有弄清楚以前不表示意见，只要他的作品和他真正的思想不给人知道，他是可以得到人家相当的好感的。他没法待在德国是法国人挺高兴的事。特别是克利斯朵夫对于德国音乐的过激的批评，使法国音乐家大为感动，仿佛那是对他们法国音乐家表示敬意。——（其实他的批判是几年以前的，多半的意见现在已经改变了：那是他从前在一份德国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被高恩把其中的怪论加意渲染而逢人便说的。）——大家觉得克利斯朵夫很有意思，并不妨碍别人，又不抢谁的位置。只要他愿意，他就马上可以成为文艺小圈子里的大人物。他只要不写作品，或是尽量少写，尤其不要让人听到他的作品，而只吸收一些古耶和古耶一流的人的思想。他们都信守着一句有名的箴言，当然是略微修正了一下：
我的杯子并不大；……可是我……在别人的杯子里喝。
一个坚强的性格，它的光芒特别能吸引青年，因为青年是只斤斤于感觉而不喜欢行动的。克利斯朵夫周围就不少这等人：普通都是些有闲的青年，没有意志，没有目的，没有生存的意义，怕工作，怕孤独，永远埋在安乐椅里，出了咖啡馆，就得上戏院，想尽方法不要回家，免得面对面看到自己。他们跑来，坐定了，几个钟点地瞎扯，尽说些无聊的话，结果把自己搅得胃胀，恶心，又像饱闷，又像饥饿，对那些谈话觉得讨厌极了，同时又需要继续下去。他们包围着克利斯朵夫，有如歌德身边的哈巴狗，也有如“等待机会的幼虫”，想抓住一颗灵魂，使自己不至于跟生命完全脱节。
换了一个爱虚荣的糊涂蛋，受到这些寄生虫式的小喽啰捧场也许会很喜欢。可是克利斯朵夫不愿意做人家的偶像。并且这些崇拜他的人自作聪明，把他的行为看做含有古怪的用意，什么勒南派、尼采派、神秘派、两性派等，使克利斯朵夫听了大为气愤。他把他们一齐撵走了。他的性格不是做被动的角色的。他一切都以行动为目标：为了了解而观察，为了行动而了解。他摆脱了成见，什么都想知道，在音乐方面研究别的国家别的时代的一切思想的形式和表情的方法。只要他认为是真实的，他都拿下来。他所研究的法国艺术家都是心思灵巧的发明新形式的人，殚精竭虑，继续不断地做着发明工作，却把自己的发明丢在半路上。克利斯朵夫的作风可大不相同，他的努力并不在于创造新的音乐语言，而在于把音乐语言说得更有力量。他不求新奇，只求自己坚强。这种富于热情的刚毅的精神，和法国人细腻而讲中庸之道的天才恰好相反。他瞧不起为风格而求风格。法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在他眼里不过是高等的巧匠。在巴黎最完美的诗人中间，有一个曾经立过一张“当代法国诗坛的工作表，详列各人的货物，出品或薪饷”；上面写的有“水晶烛台，东方绸帛，金质纪念章，古铜纪念章，有钱的寡妇用的花边，上色的塑像，印花的珐琅……”，同时指出哪一件是哪一个同业的出品。他替自己的写照是“蹲在广大的文艺工场的一隅，缀补着古代的地毯，或擦着久无用处的古枪”。——把艺术家看做只求技术完满的良工巧匠的观念，不能说不美，但不能使克利斯朵夫满足。他一方面承认他职业的尊严，但对于这种尊严所掩饰的贫弱的生活非常瞧不起。他不能想象一个人能为写作而写作。他不能徒托空言而要言之有物。
我说的是事实，你说的是空话……
克利斯朵夫有个时期只管把新天地中的一切尽量吸收，然后精神突然活跃起来，觉得需要创作了。他和巴黎的格格不入，对他的个性有种刺激的作用，使他的力量加增了好几倍。在胸中泛滥的热情非表现出来不可，各式各种的热情都同样迫切地要求发泄。他得锻炼一些作品，把充塞心头的爱与恨一齐灌注在内；还有意志，还有舍弃，一切在他内心相击相撞而具有同等生存权利的妖魔，都得给它们一条出路。他写好一件作品把某一股热情消解（有时他竟没有耐性完成作品），又立刻被另外一股相反的热情卷了去。但这矛盾不过是表面的，虽然他时时刻刻在变化，精神是始终如一。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走向同一个目标的不同的路。他的灵魂好比一座山，他取着所有的山道爬上去；有的是浓荫掩蔽、迂回曲折的；有的是烈日当空、陡峭险峻的；结果都走向那高踞山巅的神明。爱，憎，意志，舍弃，人类一切的力兴奋到了极点之后，就和“永恒”接近了，交融了。所谓“永恒”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不论是教徒，是无神论者，是无处不见生命的人，是处处否定生命的人，是怀疑一切，怀疑生亦怀疑死的人——或者同时具有这些矛盾像克利斯朵夫一般的人。所有的矛盾都在永恒的“力”中间融合了。克利斯朵夫所认为重要的，是在自己心中和别人心中唤醒这个力，是抱薪投火，燃起“永恒”的烈焰。在这妖艳的巴黎的黑夜中，一朵巨大的火花已经在他心头吐放。他自以为超出了一切的信仰，不知他整个就是一个信仰的火把。
然而这是最容易受法国人嘲笑的资料。一个风雅的社会最难宽恕的莫过于信仰；因为它自己已经丧失信仰。大半的人对青年的梦想暗中抱着敌视或讪笑的心思，其实大部分是懊丧的表现，因为他们也有过这种雄心而没能实现。凡是否认自己的灵魂，凡是心中孕育过一件作品而没有能完成的人，总是想：“既然我不能实现我的理想，为什么他们就能够呢？不行，我不愿意他们成功。”
像埃达·迦勃勒(18)一流的，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他们暗中抱着何等的恶意，想消灭新兴的自由的力量；用的是何等巧妙的手段，或是不理不睬，或是冷嘲热讽，或是使人疲劳，或是使人灰心，或是在适当的时间来一套勾引**的玩意儿……
这种角色是不分国界的。克利斯朵夫因为在德国碰到过，所以早已认识了。对付这一类的人，他是准备有素的。防御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先下手为强；只要他们来亲近他，他就宣战，把这些危险的朋友逼成仇敌。这种坦白的手段，为保卫他的人格固然很见效，但对于他艺术家的前程绝不能有什么帮助。克利斯朵夫又拿出他在德国时候的那套老办法。他简直不由自主地要这么做。只有一点跟从前不同：他的心情已经变得满不在乎，非常轻松。
只要有人肯听他说话，他就肆无忌惮地发表他对法国艺术界的激烈的批评，因之得罪了许多人。他根本不想留个退步，像一班有心人那样去笼络一批徒党做自己的依傍。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别的艺术家的钦佩，只消他也钦佩他们。有些竟可以先来钦佩他，唯一的条件是大家有来有往。他们把恭维这回事看做放债一样，到了必要的时候可以向他们的债务人、受过他们恭维的人，要求偿还。那是很安全的投资。——但放给克利斯朵夫的款子可变了倒账。他非但分文不还，还没皮没脸地把恭维过他作品的人的作品认为平庸谫陋。这样，他们嘴里不说，心里却怀着怨恨，决意一有机会便如法炮制，回敬他一下。
在克利斯朵夫做的许多冒失事中间，有一桩是跟吕西安·雷维-葛作战。他到处遇到他，而对于这个性情柔和的、有礼的，表面上完全与人无损，反显得比他更善良，至少比他更有分寸的家伙，克利斯朵夫没法藏起他过于夸张的反感。他逗吕西安讨论，不管题目如何平淡，克利斯朵夫老是会把谈锋突然之间变得尖锐起来，使旁听的人大吃一惊。似乎克利斯朵夫想出种种借口要跟吕西安拼个你死我活；但他始终伤不到他的敌人。吕西安机灵至极，即使在必败无疑的时候，也会扮一个占上风的角色；他对付得那么客气，格外显出克利斯朵夫的有失体统。克利斯朵夫的法语说得很坏，夹着俗话，甚至还有相当粗野的字眼，像所有的外国人一样早就学会而用得不恰当的，自然攻不破吕西安的战术了。他只是愤怒非凡地跟这个冷嘲热讽的软绵绵的性格对抗。大家都派他理屈，因为他们并看不出克利斯朵夫所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情形，就是说吕西安那种和善的面目是虚伪的，因为遇到了一股压不倒的力量而想无声无息地使它窒息。吕西安并不急，跟克利斯朵夫一样等着机会：不过他是等机会破坏，克利斯朵夫是等机会建设。他毫不费力地使高恩和古耶对克利斯朵夫疏远了，好似前次使克利斯朵夫慢慢地跟史丹芬家疏远一样。他使他完全孤立。
其实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在努力往孤立的路上走。他教谁都对他不满意，因为他不属于任何党派，并且还进一步反对所有的人。他不喜欢犹太人，但更不喜欢反犹太的人。这班懦怯的多数民族反对强有力的少数民族，并非因为这少数民族恶劣，而是因为它强有力；这种妒忌与仇恨的卑鄙的本能使克利斯朵夫深恶痛绝。结果是犹太人把他当做反犹太的；而反犹太的把他当做犹太人。艺术家则又认为他是个敌人。克利斯朵夫在艺术方面不知不觉把自己的德国脾气表现得特别过火。和某种只求感官的效果而绝不动心的巴黎乐派相反，他所加意铺张的是强烈的意志，是一种阳刚的、健全的悲观气息。表现欢乐的时候又不讲究格调的雅俗，只显出平民的狂乱与冲动，使提倡平民艺术的贵族老板大起反感。他所用的形式是粗糙的，同时也是繁重的。他甚至矫枉过正，有意在表面上忽视风格，不求外形的独创，而那是法国音乐家特别敏感的。所以他拿作品送给某些音乐家看的时候，他们也不细读，就认为它是德国最后一批的瓦格纳派而表示瞧不起，因为他们是一向讨厌瓦格纳派的。克利斯朵夫却毫不介意，只是暗中好笑，仿着法国文艺复兴期某个很有风趣的音乐家的诗句，反复念道：
……
得了罢，你不必慌，如果有人说：
这克利斯朵夫没有某宗某派的对位，
没有同样的和声。
须知我有些别人没有的东西。
可是等到他想把作品在音乐会中演奏的时候，就发现大门紧闭了。人们为了演奏——或不演奏——法国青年音乐家的作品已经够忙了，哪还有位置来安插一个无名的德国人？
克利斯朵夫绝对不去钻营。他关起门来继续工作。巴黎人听不听他的作品，他觉得无关紧要。他是为了自己的乐趣而写作，并非为求名而写作。真正的艺术家决不顾虑作品的前途。他像文艺复兴期的那些画家，高高兴兴地在屋子外面的墙上作画，虽然明知道十年之后就会**然无存。所以克利斯朵夫是安安静静地工作着，等着时机好转；不料人家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帮助。
那时克利斯朵夫正跃跃欲试地想写戏剧音乐。他不敢让内心的抒情成分自由奔放，而需要把它限制在一些确切的题材中间。一个年轻的天才，还不能控制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的人，能够定下界限，把那个随时会溜掉的灵魂关在里头当然是好的。这是控制思潮必不可少的水闸。——不幸克利斯朵夫没有一个诗人帮忙，他只能从历史或传说中间去找题材来亲自调度。
几个月以来在他脑中飘浮的都是些《圣经》里的形象。母亲给他作为逃亡伴侣的《圣经》，是他的幻梦之源。虽然他并不用宗教精神去读，但这部希伯来民族的史诗自有一股精神的力，更恰当地说是有股生命力，好比一道清泉，可以在薄暮时分把他被巴黎烟熏尘污的灵魂洗涤一番。他虽不关心书中神圣的意义，但因为他呼吸到犷野的大自然气息和原始人格的气息，这部书对他还是神圣的。诚惶诚恐的大地，中心颤动的山岳，喜气洋溢的天空，猛狮般的人类，齐声唱着颂歌，把克利斯朵夫听得出神了。
在《圣经》中他最向往的人物之一是少年时代的大卫。但他心目中的大卫并非露着幽默的微笑的佛罗伦萨少年，或神情紧张的悲壮的勇士，像范洛几沃与弥盖朗琪罗表现在他们的杰作上的，他并不认识这些雕塑。他把大卫想象做一个富有诗意的牧人，童贞的心中蕴藏着英雄的气息，可以说是种族更清秀、身心更调和的、南方的西格弗里德。——因为克利斯朵夫虽然竭力抵抗拉丁精神，其实已经被拉丁精神渗透了。这不但是艺术影响艺术、思想影响艺术，而是我们周围的一切——人与物，姿势与动作，线条与光——的影响。巴黎的精神气氛是很有力量的，最倔强的性格也会受它感化，而德国人更抵抗不了：他徒然拿民族的傲气来骄人，实际上是全欧洲最容易丧失本性的民族。克利斯朵夫已经不知不觉感染到拉丁艺术的中庸之道，明朗的心境，甚至也相当地懂得了造型美。他所作的《大卫》就有这些影响。
他想描写大卫和扫罗王的相遇，用交响诗的形式表现两个人物。(19)
在一片荒凉的高原上，周围是开花的灌木林，年轻的牧童躺在地下对着太阳出神。清明的光辉，大地的威力，万物的嗡嗡声，野草的颤动，羊群的铃声，使这个还没知道负有神圣使命的孩子引起许多幻想。他在和谐恬静的气氛中懒洋洋地唱着歌，吹着笛子。歌声所表现的欢乐是那么安静，那么清明，令人听了哀乐俱忘，只觉得是应该这样的，不可能不这样的……可是突然之间，荒原上给巨大的阴影笼罩了，空气沉默了；生命的气息似乎退隐到地下去了。唯有安闲的笛声依旧在那里吹着。精神错乱的扫罗王在旁边走过。他失魂落魄，受着虚无的侵蚀，像一朵被狂风怒卷的，自己煎熬自己的火焰。他觉得周围是一片空虚，自己心里也是一片空虚：他对着它哀求，咒骂，挑战。等到他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下的时候，始终没有间断的牧童的歌声又那么笑盈盈地响起来了。扫罗按捺着**不已的心绪，悄悄地走近躺在地下的孩子，悄悄地望着他，坐在他身边，把滚热的手放在牧童头上。大卫若无其事地掉过身子，望着扫罗王，把头枕在扫罗膝上，继续唱他的歌。黄昏来了，大卫唱着睡熟了；扫罗哭着。繁星满天的夜里又响起那个颂赞自然界复活的圣歌，和心灵痊愈以后的感谢曲。
克利斯朵夫写作这一幕音乐，只顾表现自己的欢乐，既没想到怎么演奏，更没想到可以搬上舞台。他原意是想等到乐队肯接受他的作品的时候在音乐会中演奏。
一天晚上，他和亚希·罗孙提起，又依着罗孙的要求，在钢琴上弹了一遍，让他有个概念。克利斯朵夫很诧异地发觉，罗孙对这件作品竟非常热心，说应该拿到一家戏院去上演，并且自告奋勇要促成这件事。过了几天，罗孙居然很认真地干起来，使克利斯朵夫更觉得奇怪；而一知道高恩、古耶甚至吕西安·雷维-葛都表示很热心，他不但是诧异，简直给搅糊涂了。他只能承认他们为了爱艺术而把私人的嫌隙丢开了，这当然是他意想不到的。在所有的人中，最不急于表现这件作品的倒是他自己。那原来不是为舞台写的，拿去交给戏院未免荒唐。但罗孙那么恳切，高恩那么苦劝，古耶又说得那么肯定，克利斯朵夫居然动心了。他没有勇气拒绝。他太想听听自己作的曲子了！
对罗孙，什么事都轻而易举。经理和演员都争先恐后地巴结他。碰巧有家报馆为一个慈善团体募捐想办个游艺大会。他们决定在游艺会里表演《大卫》。一个很好的管弦乐队给组织起来了。至于唱歌的，罗孙说已经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人物来表现大卫。
大家便开始练习。乐队虽然脱不了法国习气，纪律差一些，可是第一次试奏的成绩还算满意。唱扫罗王的角色嗓子有点儿疲弱，却还过得去，技术是有根底的。表演大卫的是个高大肥胖、体格壮健的美妇人；但她声音恶俗、肉麻，带着唱通俗歌剧的颤音，和咖啡馆音乐会的作风。克利斯朵夫皱着眉头。她才唱了几节，他已经断定她不能胜任了。乐队第一次休息的时候，他去找负责音乐会事务的经理，那是和高恩一同在场旁听的。他看见克利斯朵夫向他走过来，便得意扬扬地问：“那么你是满意的了？”
“是的，”克利斯朵夫说，“大概不至于有什么问题。只有一件事不行，就是那个女歌唱家，非换一个不可。请你客客气气地通知她；你们是搞惯这一套的……你总不难替我另外找一个罢？”
那位经理不由得愣住了，望着克利斯朵夫，似乎疑心他是开玩笑。
“噢！你这话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克利斯朵夫问。
经理跟高恩眨了眼睛，神气很狡猾：“她多有天分！”
“一点儿天分都没有。”克利斯朵夫说。
“怎么没有！……这样好的嗓子！”
“谈不到嗓子。”
“人又多漂亮！”
“那跟我不相干。”
“可是也不妨事啊。”高恩笑着说。
“我需要一个大卫，一个懂得唱的大卫；不需要美丽的海伦。”克利斯朵夫说。
经理好不为难地搔搔鼻子：“那很麻烦，很麻烦……可是她的确是个出色的艺术家——我敢向你担保。也许她今天不大得劲儿。你再试一下看看。”
“好罢，”克利斯朵夫回答，“可是这不过是白费时间罢了。”
他重新开始练习。情形可是更糟。他几乎不能敷衍到曲子终了：他烦躁不堪，指点女歌手的口气先是还冷冷的不至于失礼，慢慢地竟直截了当，不留余地了；她花了很大的劲儿想使他满意，对他装着媚眼乞怜，只是没用。看到事情快要闹僵，经理就很小心地出来把练习会中止了。为了冲淡一下克利斯朵夫给人的坏印象，他赶紧去和女歌手周旋，大献殷勤；克利斯朵夫看了很不耐烦，神气专横地向他示意叫他过来，说道：“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了。我不要这个人。我知道人家心里会不舒服；可是当初不是我挑的。你们去想办法罢。”
经理神气很窘，弯了弯腰，满不在乎地回答：“我没有办法。请你跟罗孙先生去说罢。”
“那跟罗孙先生有什么相干？我不愿意为这些事去麻烦他。”
“他不会觉得麻烦的。”高恩带着俏皮的口气说。
接着他指了指刚在门外进来的罗孙。
克利斯朵夫迎上前去。罗孙一团高兴地嚷着：“怎么？已经完啦？我还想来听听呢。那么，亲爱的大师，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一切都很好，”克利斯朵夫回答，“我不知道向你怎么道谢才好……”
“哪里！哪里！”
“只有一件事不行。”
“你说罢，说罢。咱们来想办法。我非要使你满意不可。”
“就是那个女歌唱家。咱们自己人，不妨说句老实话，她简直糟透了。”
满面笑容的罗孙一下子变得冷若冰霜。他沉着脸说：“朋友，你这个话真怪了。”
“她太不行了，太不行了，”克利斯朵夫接着说，“没有嗓子，唱歌没有品，没有技巧，一点儿才气都没有。幸亏你刚才没听到！……”
罗孙的态度越来越冷了，他截住了克利斯朵夫的话，声音很难听地说：“我对特·圣德-伊格兰小姐知道得很清楚。她是个极有天分的歌唱家，我非常佩服的。巴黎所有风雅的人都是跟我一样的见解。”
说罢，他转过背去，搀着女演员的手臂出去了。正当克利斯朵夫站在那儿发呆的时候，在旁看得挺高兴的高恩，过来拉着他的胳膊，一边下楼一边笑着和他说：“难道你不知道她是他的情妇吗？”
这一下，克利斯朵夫可明白了。他们想表演这个作品原来是为了她，不是为了克利斯朵夫，怪不得罗孙这样热心、这样肯花钱，他的喽啰们又这样上劲。他听高恩讲着那个圣德-伊格兰的故事：歌舞团出身，在小戏院里红了一些时候，就像所有她那一流的人一样，忽然雄心勃勃，想爬到跟她的身份更相当的舞台上去唱戏。她指望罗孙介绍她进歌剧院或喜歌剧院；罗孙也巴不得她能成功，觉得《大卫》的表演倒是一个挺好的机会，可以教巴黎的群众领教一下这位新悲剧人才的抒情天才，反正这角色用不到什么戏剧的动作，不至于使她出丑，反而能尽量显出她身段的美。
克利斯朵夫听完了故事，挣脱了高恩的手臂，哈哈大笑，直笑了好一会儿。最后他说：“你们真教我受不了。你们这些人都教我受不了。你们根本不把艺术放在心上。念念不忘的老是女人，女人。你们排一出歌剧是为了一个跳舞的，为了一个唱歌的，为了某先生或某太太的情人。你们只想着你们的丑事。我也不怪你们：你们原来是这样的东西，那么就这样混下去罢，挤在你们的马槽里去抢水喝罢，只要你们喜欢。可是咱们还是分手为妙，咱们天生是合不拢来的。再见了。”
他别了高恩，回到寓所，写了封信给罗孙，声明撤回他的作品，同时也不隐瞒他撤回的动机。
这是跟罗孙和他所有的徒党决裂了。后果是立刻感觉得到的。报纸对于这计划中的表演早已大事宣传，这一回作曲家和表演者的不欢而散又给他们添了许多嚼舌的资料。某个乐队的指挥，为了好奇心，在一个星期日下午的音乐会中把这个作品排了进去。这幸运对于克利斯朵夫简直是个大大的厄运。作品是演奏了，可是被人大喝倒彩。女歌唱家所有的朋友都约齐了要把这个傲慢的音乐家教训一顿；至于听着这阕交响诗觉得沉闷的群众，也乐于附和那些行家的批判。更糟的是，克利斯朵夫想显显演奏家的本领，冒冒失失地在同一音乐会里出场奏一阕钢琴与乐队合奏的幻想曲。群众的恶意，在演奏《大卫》的时候为了替演奏的人着想而留些余地的，此刻当面看到了作家就尽量发泄了——何况他的演技也不尽合乎规矩。克利斯朵夫被场中的喧闹惹得心头火起，在曲子的半中间突然停住，用着挖苦的神气望着突然静下来的群众，弹了一段玛勃洛打仗去了(20)，然后傲慢地说道：“这才配你们的胃口。”说完，他站起身来走了。
会场里登时乱哄哄地闹了起来。有人嚷着说这是对于听众的侮辱，作者应该向大家道歉。第二天，各报一致把高雅的巴黎趣味所贬斥的粗野的德国人骂了一顿。
然后是一片空虚，完全的、绝对的空虚。克利斯朵夫在多少次的孤独以后再来一次孤独，在这个外国的，对他仇视的大城里，比什么时候都更孤独了。可是他不再像从前一样地耿耿于怀。他慢慢地有点儿觉得这是他的命运如此，终身如此的了。
他可不知道一颗伟大的心灵是永远不会孤独的，即使命运把他的朋友统统给剥夺了，他也永远会创造朋友；他不知道自己满腔的热爱在四周放出光芒，而便是在这个时候，他自以为永远孤独的时候，他所得到的爱比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还要丰富。
在史丹芬家和高兰德同时学钢琴的，还有一个年纪不满十四岁的女孩子。她是高兰德的表妹，叫做葛拉齐亚·蒲翁旦比，皮肤黄澄澄的，颧骨带点儿粉红，脸蛋很饱满，像乡下人一样地健康，小小的鼻子有点儿往上翘，阔大的嘴巴线条很分明，老是半开半阖的，下巴很圆，很白，神色安详的眼睛透着温柔的笑意，鼓得圆圆的脑门，四周是一大堆又长又软的头发，并不打鬈，只像平静的水波一般沿着腮帮挂下来。宽大的脸盘，沉静而美丽的目光，活像安特莱·台尔·萨多画上的圣处女。
她是意大利人。父母差不多成年住在乡下，在意大利北部的一所大庄子里，那边有的是平原、草场，跟小河。从屋顶的平台上眺望，底下是一片金黄的葡萄藤，中间疏疏落落地矗立着一些圆锥形的杉树。远处是无穷尽的田野。四下里静极了，只听到耕田的牛鸣，和把犁的乡下人尖锐的叫喊：“吁嘻！……走呀！”
蝉在树上唱，青蛙沿着水边叫。夜里，银波**漾的月光底下，万籁俱寂。远远地，不时有些看守庄稼的农人蹲在茅屋里放几枪，警告窃贼表示他们醒在那里。对于蒙眬半睡的人们，这种声音跟在远处报时报刻的和平的钟声并没什么分别。过后，又是一片静寂包着你的心灵，好似一件衣褶宽博的软绵绵的大氅。
在小葛拉齐亚周围，生命似乎睡着了。人家不大理会她。她是在恬静的空气中自由自在地长大的，那么平静，那么从容。她性子懒懒的，喜欢东遛遛，西逛逛，没头没脑地尽睡。她会在园子里几小时地躺下去。她在静默中飘飘****，好似一只苍蝇在夏日的溪水上轻轻拂弄。有时，她无缘无故地突然奔起来，奔着，奔着，像一只小动物，脑袋与胸脯微微向右边侧着，非常轻灵、自然。她简直是只小山羊，就为了喜欢蹦跳而在石子堆里溜滑打滚。她和小狗、青蛙、野草、树木、种田的人、院子里的鸡鸭，唠唠叨叨地说话。她疼爱周围的一切小生物，也很喜欢大人，可是不像对小东西那么毫无顾忌。她不大见到外界的人。庄子离城很远，完全是孤零零的。尘土飞扬的大路上，难得有个满面正经、拖着沉重的脚步的农夫，或是一个眼睛发亮、脸孔紫铜色的、美丽的乡下女人，昂着头，挺着胸，摇摇摆摆地走过去。葛拉齐亚在静悄悄的大花园里独自消磨日子，一个人也看不见，后来不厌烦，对什么也不怕。
有一次，一个流浪的汉子闯入冷落的田庄里想偷只鸡。他看见女孩子躺在草地上，一边哼着一支歌一边咬着一块长长的烤面包，不由得呆了一呆。她安闲地望着他，问他来做什么。他说：“给我一些东西，要不然我就吓你了。”
她把手里的面包递给了他，眼睛笑眯眯地说：“你别吓人啊。”
于是那浪人走了。
妈妈去世了。老爸爸心肠很好，很懦弱，是个世家出身的意大利人；他身子结实，性情快活，人很和善，就是有些孩子气，完全没能力管女孩子的教育。老蒲翁旦比的妹子，史丹芬太太，回来参加嫂子的葬礼，看见孩子那么孤单，不由得很揪心，决意带她到巴黎去住些时候，让她忘记一下丧母的悲痛。葛拉齐亚哭了，老爸爸也哭了。可是史丹芬太太决定了什么事，大家只有服从的分儿，没有人能反抗的。她是一家之中最有决断的人；她在巴黎自己家里掌管一切：她的丈夫，她的女儿，她的情夫；因为她对于责任和快乐能兼筹并顾，为人又实际又富于热情，并且极喜欢交际，在外边非常活动。
移植到巴黎之后，幽静的葛拉齐亚对着美丽的高兰德表姊深深地钟情起来，使高兰德看了好玩。人们把这个野生的和顺的小姑娘带到交际场和戏院去。大家继续拿她当孩子看待，她也自认为孩子，其实早已不是了。她颇有些自己藏得很紧而觉得害怕的感情，对于一个人、一件东西常常会热情冲动。她暗中恋着高兰德，偷她一条丝带或一块手帕什么的；当着表姊的面，她往往一句话都说不出；而在等待的时候，知道就要看到表姊的时候，她又焦急又快活，简直会浑身颤抖。在戏院里，要是她先到了而后看见美丽的表姊穿着**的晚礼服走进包厢，受到众人注目的话，葛拉齐亚就满心欢喜地笑了，笑得那么谦卑、亲切，抱着一腔热爱；而高兰德和她一说话，她连心都为之化开了。穿着白色的长袍，美丽的黑发蓬蓬松松地散披在皮肤暗黄的肩上，把长手套放在嘴里轻轻咬着，又闲着没事把手指往手套里伸进一点儿——她一边看戏一边时时刻刻回头看着高兰德，希望她对自己友好地瞧一眼，也希望把自己感到的乐趣分点儿给她，用褐色的明净的眼睛表示：“我真爱你。”
在巴黎近郊的森林中散步时，她形影不离地跟着高兰德，坐就坐在她脚下，走就走在她前面，替她拨开伸在路中间的树枝，在没法插足的污泥中放几块石头。有天晚上，高兰德在花园里觉得冷了，问她借用围巾，她竟快活得叫起来——过后却又难为情，觉得不应该叫的——因为那等于她的爱人和她拥抱了一下，而围巾还给她的时候又留下了爱人身上的香味。
也有些她偷偷看着的书，有些诗（因为人家还只给她看儿童读物）使她感到一种慌乱的甜美的境界。还有某些音乐，虽然人家说她还不能领会而她也自以为不能领会，她可感动得脸色发白，身上出汗。她那时的心情是谁都不知道的。
除此以外，她只是一个性情柔和的小姑娘：糊里糊涂的，懒洋洋的，相当贪嘴，动不动就脸红；有时几小时地不出声，有时咭咭呱呱地说个不休；容易哭，容易笑，会突然之间地号恸，也会像小孩子般纵声狂笑。一点儿毫无意思的小事就能使她乐，使她高兴。她从来不想装做大人，始终保存着儿童的面目。她尤其是心地好，绝对不忍心教人家难过，也绝对受不了别人对她有半句生气的话。她非常谦虚，老躲在一边；只要是她认为美与善的，她无有不爱，无有不钦佩；她往往一厢情愿地以为别人有如何如何的优点。
史丹芬家负责管她的教育，那是已经很落后的了。她跟克利斯朵夫学琴就是这样开始的。
她第一次看见他是在姑母家某次宾客众多的夜会上。跟无论哪种客人合不来的克利斯朵夫，净弹着一阕没有完的柔板，把大家听得打哈欠：似乎快完了，又接了下去，使听的人以为是无穷无尽的了。史丹芬太太非常不耐烦，只是不便发作。高兰德却乐死了，觉得这可笑的局面挺有意思，也不怪克利斯朵夫感觉迟钝到这个地步；她只觉得他是一股力，而那股力使她很有好感，同时也认为很滑稽，但决不愿意为他辩护。唯有小葛拉齐亚被这音乐感动得眼泪都上来了。她躲在客厅的一角。最后她溜走了，因为不愿意让人家发现她的**，也因为受不了大家背后拿克利斯朵夫取笑。
几天之后，史丹芬太太在饭桌上说要请克利斯朵夫教她学琴。葛拉齐亚听了心里一慌，羹匙掉在汤盆里，把汤水溅在她自己跟表姊身上。高兰德便说她还得先学一学吃饭的规矩。史丹芬太太马上补充说，那可不能请教克利斯朵夫了。葛拉齐亚因为和克利斯朵夫一同受到埋怨，非常高兴。
克利斯朵夫开始上课了。她身子又僵又冷，手臂胶在身上没法搬动；克利斯朵夫拿着她的小手校正手指的姿势，把它们一只一只放在键盘上时，她竟要软瘫了。她战战兢兢，唯恐在他面前弹不好。但尽管练琴练到几乎害病，使表姊烦躁得叫起来，她当了克利斯朵夫的面总弹得不成样子：她喘不过气来，手指不是僵似木块，就是软如棉花；她把音弹糊涂了，重音也颠倒了；克利斯朵夫把她埋怨了一顿，生着气走了。那时她竟恨不得死掉才好。
他完全没注意她，只关心高兰德。葛拉齐亚看了表姊和克利斯朵夫的亲密很羡慕；虽然有些痛苦，但她那颗善良的小心毕竟替高兰德和克利斯朵夫欢喜。她认为高兰德远胜自己，所以大家的敬意归她一个人独占也是挺自然的。——直到后来她必须在表姊与克利斯朵夫两者之间挑选一个的时候，她才觉得自己的心已经不向着表姊了。她凭着小妇人的直觉咂摸出来，克利斯朵夫看了高兰德的卖弄风情和雷维-葛的拼命追求非常难过。她本能地不喜欢雷维-葛；而自从她知道克利斯朵夫厌恶他之后，她也厌恶他了。她不懂高兰德怎么能把雷维-葛放在和克利斯朵夫竞争的地位而引以为乐。她暗中开始用严厉的目光批判高兰德，一发觉她某些小小的谎话，便对表姊突然改变了态度。高兰德虽然觉得，可不明白为什么，以为那是小姑娘的使性。可是葛拉齐亚对她已经失掉信心是毫无疑问的了，高兰德从一桩小事情上可以感觉到。有天晚上，两人在园中散步，忽然来了一阵骤雨，高兰德有心表示亲热，想把葛拉齐亚裹在自己的大衣里面，免得她淋雨；要是在几星期以前，葛拉齐亚一定因为能够偎贴在亲爱的表姊怀里而感到说不出的欢喜，这一回她却冷冷地闪开了。并且高兰德说葛拉齐亚所弹的某支乐曲难听的时候，她还是照旧地弹，照旧地爱好。
从此她只关心克利斯朵夫。她的柔情使她有种直觉，能体会到他苦闷的原因。而以她那种孩子气的、多操心的关切，她也把他的痛苦大大地夸张了。她以为克利斯朵夫爱着高兰德，其实他对高兰德的关系仅仅是种苛求的友谊。她以为他很痛苦，所以她也为他而痛苦了。可怜她好心竟没得到好报：表姊把克利斯朵夫惹得冒火了，她就得代表姊受过；他心绪恶劣，借小学生出气，在琴上改她错误的时候极不耐烦。有天早上，克利斯朵夫被高兰德惹得格外气恼，在钢琴旁边坐下来的态度那么暴躁，把葛拉齐亚仅有的一些小本领都吓得无影无踪：她手足无措；他怒气冲冲地责备她弹错音符，更把她骇昏了；他又生了气，拿着她的手乱摇，嚷着说她永远没希望把一个曲子弹得像个样，还是弄她的烹饪或女红去罢，她爱做什么都可以，可是天哪！切勿再弄什么音乐，弹些错误的音教人听了受罪！一说完，他掉转身子就走，课也没上完。可怜的葛拉齐亚把眼泪都哭尽了，那些难堪的话固然使她伤心，但更伤心的是她一心一意要使克利斯朵夫满意，结果非但没做到，反而搞出些糊涂事教自己心爱的人气恼。
后来克利斯朵夫不再上史丹芬家，葛拉齐亚就更痛苦了。她想回家乡去。这个连幻想都是那么纯洁的孩子，始终保存着朴实清明的心地，住在大都市里跟**狂乱的巴黎女子混在一起非常不惯。虽然不敢说出来，她已经把周围的人批判得相当准确。但她像父亲一样因为心好，因为谦虚，因为不敢信任自己而很胆小、懦弱。她让霸道的姑母和惯于支配一切的表姊摆布。虽然按期给父亲写着亲切的信，她可不敢告诉他说：“啊！爸爸，把我接回去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