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里奥兰纳斯》一剧里，莎士比亚对这位独龙满怀同情，而对罗马的浩浩****的“人民”极尽讽刺和丑化之能事。莎翁的这种态度在西方传统里是由来已久的，因为亚里士多德有过一个经典论断说：有三种政府是好的，即君主制、贵族制和立宪政府（或者共和制）；有三种政府是坏的，即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
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并不是纯然出自想象，而是来自对希腊各城邦里的各种政治体制的实际观察。只要一个人相信他的亲眼所见，那么他就一定会承认民主制实在是最坏不过的一种政体。如果我们的想象力不足以使我们想象出地狱的可怖，那么看看一个施行民主制已久（倘若还没有久到败亡的话）的真实社会就可以了。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人民无非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当然，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两者的差异甚至要高于民主和独裁之间的差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的一段话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希腊人的民主概念在许多方面要比我们的更极端得多；例如亚里士多德说，选举行政官的办法是寡头制的，而用抽签来任命行政官才是民主的。在极端的民主制里公民大会是高于法律之上的，并且独立地决定每一个问题。雅典的法庭是由抽签选出来的大量公民所组成的，而不需任何法学家来帮忙；这些人当然易于被雄辩或者党派的感情所左右。所以当他批评民主制的时候，我们必须理解他所指的乃是这种东西。”
科里奥兰纳斯所遭遇的民主正是这种模样的民主。在西方社会的传统里，在现代民主诞生之前，“民主”一词具有毋庸置疑的贬义，它的含义几乎可以等同于“暴民政治”。人们厌恶民主，因为苏格拉底就是死于民主之手，耶稣基督也是在人民的呼声里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大卫曾在1787年创作过一幅《苏格拉底之死》（The Death of Socrates，1787），描绘苏格拉底在被“民主地”宣判死刑之后，在狱中从容度过最后一天。苏格拉底是饮下毒芹汁液而死的，而在1794年的巴黎，代表“民意”的屠杀到达了空前的程度，继而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比尔处决了党内政敌丹东，丹东临刑之前对罗伯斯比尔说“下一个就是你”，然后就是“热月政变”，罗伯斯比尔被捕，距离断头台近在咫尺，万念俱灰的大卫对一个朋友说道：“如果你想饮下毒芹汁，我愿意陪你。”民意啊，反复无常，摇摆不定，只有冷酷无情贯穿始终，一如科里奥兰纳斯所在的罗马。
为什么单个看起来都是朴实无害的人，一旦聚集成群就会成癫成魔？法国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后人。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试图解答这个问题，就此开创了心理学上的一个崭新领域。
[法]雅克·路易·大卫《苏格拉底之死》 Jacques Louis David，The Death of Socrates，1787 画面取材于柏拉图的《斐多篇》，描绘苏格拉底的最后一刻。苏格拉底坐在**，一手指天（这是他的招牌式动作，表示他所关注的是超验世界而非凡俗），另一只手正在接过毒芹汁，仍在向弟子们传道。左侧在床脚处背向苏格拉底垂头端坐的老者是柏拉图，其实这个时候的柏拉图尚年轻，而且因为生病并不在场。拱门里的远景中的女人是苏格拉底的妻子，苏格拉底派弟子送她离开，免得她的失声痛哭影响了自己人生最后一场哲学讨论。
[法]佩龙《苏格拉底之死》 Jean-Fran?ois Pierre Peyron，The Death of Socrates，1787 这幅画与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不但同题，而且创作于同年，在同一个画展上同时展出。这对佩龙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因为他的《苏格拉底之死》完全被大卫同名作品的光芒掩盖了。为了雪耻，佩龙在第二年又创作了一幅《苏格拉底之死》的修改版。 佩龙成名早于大卫，他在美术大赛中击败众多对手（包括大卫）而夺冠之后，到心仪的罗马旅居多年，而当他返回巴黎，才发现大卫在画坛早已如日中天，自己却已经被巴黎人淡忘。佩龙的画风对大卫颇有影响。在佩龙的葬礼上，大卫致辞说：“是佩龙打开了我的眼睛。”我们对比大卫和佩龙的这两幅《苏格拉底之死》，会发现大卫明显更胜一筹，因为大卫抓住了这一场面中超脱于悲伤之上的那份沉静，佩龙则不可自拔地陷入悲伤的阴影里了。任何一个读过柏拉图《斐多篇》的人都会对大卫而非佩龙的作品感到更加亲切。
[法]佩龙《苏格拉底之死》 Jean-Fran?ois Pierre Peyron，The Death of Socrates，1788 这是佩龙在1787年画展败给大卫之后创作的第二幅《苏格拉底之死》。
[意]安东尼奥·西塞利《看，这个人！》 Antonio Ciseri，Ecce Homo，1871 画面中心那个背对观者、身穿白袍的人是罗马总督彼拉多，他左手所指的那个头戴荆冠的人就是耶稣基督。这是《新约·约翰福音》记载的一个经典场面：彼拉多并不觉得耶稣有罪，但大群的犹太人聚集在官邸外，呼喊着要彼拉多宣判耶稣有罪，判他钉上十字架。“彼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彼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约翰福音》19：4-5）画题Ecce Homo是拉丁语，意思就是“看，这个人！”基督教绘画里经常表现这个题材，画家们的表现各有侧重。我以为西塞利的这一幅是最出色的，因为它完全抓住了要点：在栏杆下方，在彼拉多面向之处，人群挤满了所有的空间；我们分辨不清他们的面貌，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一个的人，而是一整个“人群”。面对着这一整个人群的挤压性的力量，彼拉多虽然站在高处，居于画面的中心，却反而显得孱弱。他不得不向他们让步，虽然自己明知道不应如此。
“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勒庞的归纳一定会使科里奥兰纳斯和大卫感同身受，他们一定还会被下面这段话唤起对切肤之痛的深刻回忆：“对何为真理何为谬误不容怀疑，另一方面，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强大，群体便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了专横的性质。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当然，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
假若勒庞可以穿越时空，将自己的著作送一本给大卫来读，不知道是否可以激起他的一点反思呢？他是否会生出这样的疑惑：在那场席卷一切的社会洪流中，自己究竟是始终保持着独立人格的思想家呢，还是只是那个混沌的、看不清面目的乌合之众当中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