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利物浦博物馆购买了塞冈第尼的《**欲的惩罚》，以作为当年秋季展的一件珍宝。但是在利物浦，在这个世界著名的贸易大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财富中心，《**欲的惩罚》所展现的近乎苛刻的神学与人生哲学想来一定会激怒观众。

虽然耶稣说过“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说过“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但世界早就变了，教会富可敌国，高级教士的服饰上缀满了耀眼的宝石，越来越多的富人皈依基督，祈求上帝保佑自己除了死后可以升入天国之外，生前也要最大限度地攫取财富、享受人生才好。

耶稣说过一个人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但是在利物浦，那些虔诚或貌似虔诚的信徒谁会真正把这句话放在自己的心里呢？庸俗的世人向来最难容忍圣徒，因为圣徒的出现从来只会使他们相形见绌。这种感觉并不好受，所以他们更喜欢用诋毁而非倾慕的态度对待圣徒。在1893年，早已被利物浦的商业氛围熏习成癖的人们，究竟会对塞冈第尼画作里宣扬的圣洁标准表现出多大的敌意呢？

倘若利物浦人想要找出什么冠冕堂皇的反击理由来辩护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站在纯粹的哲学思辨的角度回应塞冈第尼，这并不是一件太过困难的事情。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是否站得住脚，这本身就是一个饱含争议的问题，即便接受目的论的哲学，但究竟何者为目的，何者为手段，难道就真的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为什么生育就一定是性愉悦的目的呢，为什么不可以说性愉悦本身就是目的，而生育只不过是性愉悦的副产品罢了？支持前者抑或支持后者都有足够的理由，或者说同样缺乏足够的理由。

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母爱是有道德价值的，是理应被人们歌颂的呢？低等生物也有着不亚于人类的强烈母爱；在处于危急关头的时候，动物妈妈也会表现出不亚于人类母亲的自我牺牲精神，把幼崽的利益毫不犹豫地置于自身利益之上。无私的不是生物个体，而是基因，正是基因横扫一切的繁衍动力促成了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伟大母爱。归根结底，母爱无非是基因的特质，是生物的本能，而一种本能如何就有资格享有高高在上的道德价值呢？假如这也可以的话，那么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又为何不可以具有同等的道德价值呢？

再者，比之本能式的母爱，单纯地享受性愉悦而拒绝生育分明具有更多的理性因素，因为这是当事人以理性克服繁衍本能的结果，是以人的姿态拒绝动物式的仅仅遵从生物本能的生活方式。所以单纯追求性愉悦，非但不应受到谴责，反而是人类有别于低等动物的理性光辉的体现。

最后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坚信人应当服从本能而活，坚信一个女人未有生养的一生是不完整的一生，那么婚姻显然是违反人类本能的，毕竟婚姻不是本能，生养也不一定需要婚姻作为前提。倘使为了保持观念的一贯性，女人是否只应当生育而不应当结婚呢？倘使我们真的追求一种删繁就简的淳朴生活的话，婚姻显然也应该属于里尔克所谓的“多余”之物。倘若塞冈第尼当真一以贯之地遵从自己的人生哲学，那么他在赞美生育的同时也应当贬损婚姻才对。

虽然最后的这个质疑看上去是最刁钻的一个，就塞冈第尼来说却偏偏是最容易回答的，因为他真的彻底践行了自己的人生哲学—虽然和他的情人兼合作伙伴相处融洽，一起生育了四个孩子，但他一辈子也不肯娶她。

如果说塞冈第尼的人生哲学和纳粹主义有某些异曲同工之处，这恐怕会令一些善良的美术爱好者受到惊吓。但实情偏偏正是如此，因为推崇生物本能而贬低理性正是作为纳粹观念之基础的尼采哲学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更加具有巧合意味的是，尼采对阿尔卑斯山也情有独钟，诚如亚瑟·西蒙斯所谓：“尼采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高山空气、阿尔卑斯山的孤独、像冷雪上那种近乎眩目的不变亮光的陶醉。”甚至有尼采的研究者认为，在英国知识分子当中风靡一时的登山运动以及到阿尔卑斯山度假，这都是受到尼采式至高权力形象的鼓励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