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本能的推崇出发，竟然既诞生了鼓吹强力意志、赞美剥削压迫的尼采，又诞生了主张过一种删繁就简的淳朴生活的塞冈第尼，这真有几分匪夷所思。所幸两者虽然都贬低理性，却各有各的逻辑进路。在塞冈第尼看来，遵从本能的生活正是符合自然秩序的生活，而自然秩序是上帝所赋予的，因此便理所当然地具有了道德价值。

这显然是一种基于神学公理的逻辑，然而最耐人寻味的是，当唯物主义思潮兴起之后，事实上很少有人真诚地以新的哲学视角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倘若自然秩序仅仅是自然的秩序，没有一丝一毫神性的光辉，其道德价值是否也就烟消云散了呢？那么，对极简的淳朴生活的追求还依然是道德上可欲的吗？

[意]洛伦佐·洛托《主教与隐士之间的圣母子》 Lorenzo Lotto，Madonna with Child between Sts. Flavian and Onuphrius，1508 这幅画的构图是文艺复兴时期宗教绘画的一种经典构图模式，即所谓Holy Conversation或Sacred Conversation，将圣母子置于一组姿态较为生活化的圣徒中间，以区别于以往那种严格依照等级序列来安排人物的构图方式。

[意]提香《圣母子与圣路加、圣凯瑟琳》 Tiziano，Madonna and Child with Saints Luke and Catherine of Alexandria，1560 这幅画是Holy Conversation构图模式的代表作之一，其标题甚至被简称为Holy conversation。画面上的人物姿态显然比洛托的那一幅自然许多，其关键就在于圣母在这幅画上爱怜地俯视着怀中的圣子，这是所有母亲在相似情景中都会做出的姿态，而不是像洛托所描绘的那样别过头去。

对于这个问题，意大利画家洛伦佐·洛托（Lorenzo Lotto，约1480—约1556）在《主教与隐士之间的圣母子》（Madonna with Child between Sts. Flavian and Onuphrius，1508）这幅画里做出了颇有预见性的解答。画面左侧的那位主教名叫弗拉维（Flavian），是公元3世纪的一位主教，传说他在殉教之后，心脏碎裂开来，裂口处出现了基督的名字。画面上，弗拉维主教捧着自己那颗著名的破碎的心，幼小的耶稣基督像一个孩子扑向玩具那般伸手去握。

画面右侧那位衣不蔽体、仅仅用树叶遮挡下身的老者名叫昂努弗留（Onuphrius），是公元4世纪时候的一位基督教隐修士，传说他原本是一位王子，却甘心弃绝了荣华富贵，在埃及的沙漠里至少独自生活了六十年，全部的生活来源就是每天由一只乌鸦衔来的一块面包。隐士去世的时候，等待他的是狮子用爪子而非任何人类为他挖好的墓穴。

在19世纪之前，无人从这幅画里读出任何讽刺的寓意，直到基督教的著名批评者费尔巴哈大胆地赋之以对教会不敬的阐释。在今天看来，画面的讽刺意味简直称得上昭然若揭：主教与隐士在构图上形成了一种不对称的对称，主教被华丽的服饰凸显到了画面的前景，隐士却几乎完全退隐到纯黑的背景里去；虽然两个人以同样的略略前倾的姿势敬奉着耶稣基督，小耶稣的兴趣却完全在主教那边；圣母最合理的姿势本应是爱怜地俯视怀中的圣子，但她的脸庞偏偏掉转开去侧向隐士的一侧，露出了某种无可奈何的凄凉神色。

人心永远向往着各种“多余”之物，这真是天性使然，无论怎样的思想潮流怎样在相反方向上做出努力，结果都只是一再证明了人性不是任何力量可以扭转得来的。倘若这样的人性也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自然秩序当真是上帝所造就的话，那么我们只好承认**欲与奢侈反而拥有神性的光辉，是真正具有道德价值的东西，至少不应该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