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洁恐怕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令人纠结的观念了，似乎任何理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亦皆难以在严格的质疑下自圆其说。

在某种古老的基督教神学里，人们一度相信伊甸园里亚当假如认真遵从上帝的禁令，不偷吃禁果，就会永葆童贞，永远在天国里与各种天真而不朽的生灵一起，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但遗憾的是，他终于还是偷吃了禁果，失去了童贞，人类绵延千百个世代的苦难便由此开始。

奥古斯丁，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神学家之一，认为偷吃禁果之前的亚当和夏娃很可能有过不含色情意味的**，而**之所以在后来离不开色欲，是因为这是对偷吃禁果的惩罚。所以真正的义人，倘若可能的话，会希望有某种方法可以使自己不经由情欲之门而生育后代。

奥古斯丁甚至为此设想出了一种酷似现代社会里的人工授精的手段：“在天堂里，生育的种子由医生播撒，由妻子孕育。一切出自理智的选择，而非情欲的不可控制的结果。”

所以，保持童贞一度被基督徒相信是通往天国的捷径，譬如一支叫作马西昂的教派就明令禁止教内成员婚配，甚至会强迫已经结婚的新入教者离婚。13世纪还有一支以苛守《新约》教义著称的喀萨利教派，他们提出过一个在今天看来绝对惊世骇俗的观点：结婚比**更不道德，因为婚姻关系保障了性行为的持续和便利。

罗马教廷一直对童贞问题左右为难，设若绝对地倡议童贞，非但人类有灭种之虞，禁令亦终归敌不过人欲，事情必将发展得无法收场；设若绝对地赞许婚姻与性欲，势必又会与《圣经》诸多白纸黑字的训诫龃龉难通。

于是，事情便如《人类婚姻史》的作者威斯特马克所总结的那样：“4世纪初，甘格拉宗教会议公开谴责所谓结婚会阻碍基督徒升入天国的说教。可是，就在这一世纪末，另一次宗教会议，却又因修道士约维尼安否认童贞比结婚更为可贵，而将他开除教籍。教会之允许结婚，只是将它作为人类种族繁衍的一种必要手段，将它作为抑制自然**欲冲动、但不十分完善的一种权宜方式。一个基督徒生育子女的多少，反映出他耽于情欲的程度，正如农夫播种入土而期待着收获一样，但不宜播种过度。”

看起来婚姻以及婚内性行为是被勉为其难地接受下来的。公元2世纪前后最具活力的神学家德尔图良的婚姻生活是一个值得援引的例子：他在不惑之年给妻子写了一封关于婚姻问题的书信，说假若自己先她而死的话，请她千万不可再婚，因为再婚等同于通奸；她也不必为自己的死感到悲伤，因为婚姻以这种方式结束仅仅意味着他们结束了一种被肮脏习惯（指性行为）所奴役的状态，而这种习惯，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他们在进入天堂之前必须摒弃的。

神学家们充满思辨精神的煞费苦心很难得到画家的全盘理解，因为在相当漫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神学家与画家受教育水平的差异简直可以说有云泥之别。所以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以及对淳朴生活满怀眷恋的画家，塞冈第尼简单地相信：为生而性是上帝赋予一切生物的自然秩序，人类若违背这一秩序，势必陷入肮脏混乱、物欲横流的境地，田园牧歌式的美丽生活将会从世界上彻底绝迹。塞冈第尼的担忧理应得到我们同情的理解—只消看看他笔下的阿尔卑斯山区的生活图景，我们便会知道他惧怕失去的东西当真美到令人心碎。

[意]塞冈第尼《湖上的万福马利亚》 Giovanni Segantini，Ave Maria on the Lake，1886

[意]塞冈第尼《生命的天使》 Giovanni Segantini，The Angel of Life，1894 画面上母与子的姿态宛如圣母与圣子的经典构图，表达了画家对母亲这一形象所赋予的两大要素：圣洁和生养。

[意]塞冈第尼《两位母亲》 Giovanni Segantini，The Two Mothers，1889

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再有谁比诗人里尔克看得更加透彻。里尔克讲：“塞冈第尼看到的世界，只是围绕着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小小的部分，可是，他感到这个世界是杂乱的，充满多余的东西，但给他显示出这个世界的纯粹而崇高的景象，这是好的一面，他看到被房子、教堂、工厂给下界的世人挡掉的伟大而宁静的地平线，在城市的混浊的烟雾之中看不到的光的奇迹。然而，他一面离开世人居住的场所，他一面并没有离开人：他把世人的单纯的日常事务安排在远离城市的清澄的远景之前；他描绘农夫和牧人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之中，人和动物亲密地、默默地和睦共处，他把世人的痛苦和欢喜的伟大的基本形式，就是死亡和母道从琐事的纷乱中检出而把它们孤立起来，作为宁静的、充满永恒性的形姿，放在可以跟他那光辉的高山世界匹敌的崇高之中。这个世界，在他眼中，充满明朗的吐露真言的光，排除任何欺骗；任何现象，放在这个光中，就现出它的真实的价值：死和爱都是伟大的，《不良的母亲》的无爱和无情都是不可原谅的，是残酷的。”

在里尔克的这段话里，最精当有力的词莫过于“多余”。这个世界充满多余的东西，这或许不是什么客观事实而仅仅是塞冈第尼主观上的事实，他坚定地以简约对抗多余。在这样做的时候，他的身上隐约闪烁着第欧根尼的影子。

将世界删繁就简，简化到无法再简化的地步，而令画家喜悦与留恋的阿尔卑斯山区生活无疑就是极简生活的一种典范。在《湖上的万福马利亚》（Ave Maria on the Lake，1886）、《生命的天使》（The Angel of Life，1894）与《两位母亲》（The Two Mothers，1889）里，画家为我们描绘了取材自阿尔卑斯山区生活的母亲形象的极简样本，尤其是最后一幅，人类母亲与牛妈妈被画家一视同仁地称作“两位母亲”，似乎画家认为人类母亲的极简形象与牛妈妈的形象并无二致。当牛在简单生活中享受安宁幸福的时候，人又为什么不能够以同样的方式获得同样的幸福呢？设若这样的幸福当真是可欲的，那么，那些“不良的母亲”难道不正是破坏这种幸福的罪魁祸首之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