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我们学完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合作化、农业发展纲要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系列文件，所长召集了全体战犯，报告国内的建设情况。在最后，他说了这一段话：
“党要改造旧世界，把不合理的社会改造为合理的社会，把自然界改造成为人类幸福的源泉，因此，就要把灾害变为有利，把消极的东西变为积极的东西。对于你们，过去犯罪，有害于社会的犯人，也要改造为有利于社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因此，实施着改造的政策。你们知道，叫你们学习就是改造措施之一。你们已经学习了一部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文件，为了使理论联系实际，为了让你们亲自去了解新社会的实际情况，以有利于改造，政府决定，不久要组织你们到社会上去参观……”
当时，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便向身边的老振打听，这个“最聪明”的人也不知所措地发了怔。原来人们都是一样，会场里起了一阵嗡嗡的交头接耳的声音，接着，嗡嗡声又被雷鸣似的掌声所淹没……
这个旷古奇闻轰动了整个监狱。各个号的小组纷纷开会，表示感激和决心。我深信，至少感激是真实的。这个安全信号是来得多么受欢迎啊！
同时，一种顾虑又出现在我和一些伪大臣们的心里。老百姓们看见了我们，会像政府一样地表示宽大吗？
所长在这次讲话里，说过这么一段话：“改造，就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这就要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要有正确的认识事物的能力，这也就是要向真理和正义低头。真理只有一个……”
我从前也承认过真理只有一个（也就是在紫禁城的时候），我认为唯一真理在我这里。后来，也就是到了伪满时代，受日本人摆布的时候，我又进而相信在人世间没有真理标准，只有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中，各有各的理，至于谁的理站得住，那就看谁的胳膊粗、谁的势力大了。小自吵嘴，大至战争，莫不如此，依此推演，人世间也就没有是非，只有利害和恩仇。由利害冲突发展为恩仇相报，这就是我对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不分青红皂白的唯一解释。说是改朝换代也好，说是革命也好，我认为历史不过是这种一仇一报的循环。虽然我已经学了社会发展史，理论上也讲得通历史是在向前进而不是转圈子，但是中外历史上，历朝末代皇帝的命运，时时提醒我，就算别的历史不转圈子，就算今后再没有循环，但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这个循环，至少对我这个债主，还要重复一次才能算完。
所以，我不相信人民会对我宽大。这也就是说，我相信政府的宽大是真的，但我不相信它能行得顺利。比如说，在我出去参观的时候，人们不会要求把我留下来控诉和公审吗？从最好的情况说，人们不会用唾沫和辱骂，来表示对于宽大的反对吗？
这种顾虑，在犯人中间是带有普遍性的。越是在伪满地位高的，顾虑也越大。至于又有地位，又在抚顺露过面、直接作过孽的，像在抚顺强征民工修过日本神庙的“大下巴”，尤其睡卧不安。我也是伪满汉奸地位最高又是到过抚顺和露过面的。那是伪满成立后第二年，在日本人导演之下在这里扮过“巡幸”一幕戏。我那次参加了抚顺露天矿的一个新矿坑开采典礼，在日本工程师安装好的装置上，按过一下电钮，响起了一个爆炸声。抚顺露天矿必定还有不少人记得这件事。这回参观，偏偏首先就是到这个地方。
怀着这样的疑惧心理，三月五日那天一早，我们出发了。我记得那天大轿车一开出监狱的大门，车上便再没有人高声讲话。人们看到市区新修马路两边的新建筑，感到了新奇，也不过是低声交谈一两句，更多的时间是在沉默里。当过“经济部大臣”的老振和老于低声交谈，又轻轻地叹气；“大下巴”脸上带着惊慌，下巴显得更长了；在伪满时到抚顺巡视过高射炮队的老佑，垂着眼皮，一言不发。我自己一直面朝车窗外面，却一直是视而不见，只想着惨案统计表和那些控诉……
然而我没想到，在露天矿的现场参观之前，接待人员介绍矿史中给我讲的一个惨案，竟比我从控诉书中知道的任何一件惨案都要惨烈。惨案发生的地点就在这个矿的边上，这个矿的矿工就有不少是受害者的亲友，当时的一位幸存者现在是矿上的工作人员——方素荣。
在听矿办公室主任讲述那个方素荣的故事的时候，我从这个比过去所知道的惨案更惨的情节上，想象到这里人民的仇恨，想象到他们可能对我的举动，我的心都缩成一个疙瘩了。
但是我所遇到的现实，却是比任何一次意外的更大的意外……还是让我先把这个故事简单地重复一下吧。
抚顺露天矿大坑的东部，距市中心约四公里，有一座住着一千多户人家的村镇，地名叫平顶山。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穷苦的矿工。日本强盗侵占了抚顺，郊区许多英勇不屈的人组织了抗日义勇军，不断地袭击日本强盗，给占领者以严重的威胁。平顶山和其他郊区一样，也经常有抗日军活动。
一九三三年中秋节的夜里，南满抗日义勇军出击了日寇。袭击抚顺矿的一路抗日义勇军在平顶山和日寇遭遇，在战斗中击毙了日寇杨伯堡采炭所长渡边宽一和十几名日本守备队的队员，烧掉了日寇的仓库。在天亮以前，抗日义勇军又转移到新宾一带去了。
抗日义勇军走后，日本强盗竟然决定用“通匪”的罪名，向手无寸铁的平顶山居民实行报复。第二天，日本守备队六个小队包围了平顶山，一百九十多名凶手和一些汉奸，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挨门挨户把人们赶出来，有的还欺骗他们说，是要给他们照相。全村的男女老幼，一个不留全被赶到村外的山坡上了，有表示一点反抗的立刻被就地打死。等全村三千多人全聚集在山坡上的时候，日寇汽车上蒙着黑布的六挺机枪，就同时向人群张开了嘴。一时间女人孩子的哭喊声、人们中弹后的惨叫声和对日寇的怒骂声混成一片。机枪不断地扫射着，人们随着枪声一排排倒下去。有人在倒下的时候，向天空呼喊着，“要为我们报仇啊！”……
三千多人，大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生病的老人和怀孕的妇女，全倒在血泊里了。但是强盗凶手还不甘心，又重新挨个用刺刀扎了一遍，有的用皮鞋把没断气的人的肠子都踢出来，有的用刺刀划开孕妇的肚子，挑出未出生的婴儿举着喊：“这是小小的大刀匪！”
这些貌似强大、手段凶残而内心虚弱胆怯的野兽们，害怕人民的报复，企图掩尸灭迹，用汽油将六七百栋房子全烧光，用大炮轰崩山土，压盖尸体，又用铁丝网封锁了四周，不准外村人通过。以后还向周围各村严厉宣布，谁收留从平顶山逃出的人，谁全家就要替死。那天，白天烟尘笼罩了平顶山，夜里火光又映红了半边天。外边人们只有怀着仇恨远远瞭望。从此，平顶山变成了一座尸骨堆积的荒山，日久天长，死难者的白骨露出在山坡上，任凭风吹雨打。以后，抚顺周围地区流传着一首悲痛的歌谣：
当年平顶山人烟茂，
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
检起一块砖头，
拾起一根人骨，
日寇杀死我们的父母和同胞，
血海深仇永难消！
但是，日本强盗杀不绝英雄的平顶山人，也吓不倒英雄的抚顺工人。杀不死的方素荣，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从血泊里逃出来，被一个残废的老矿工秘密收留下。她活下来了，今天她是血的历史的见证人。
当日本战犯参观露天矿的托儿所，托儿所人员在解答问题的时候，她抱歉地说：“我们没有让所长同志出来接待你们。我们觉得不找她比较好，因为她是平顶山的受害者。”
参观的人局促不安地面面相觑。不少人都是知道平顶山这件事的。他们低低地商议一下，由一个人代表他们全体向托儿所的接待人员表示，他们希望见一见方素荣所长，亲自向她表示谢罪。
面容严肃而沉静的方素荣所长被请来了。她的举止似乎有些迟缓，她的眼神却令人觉不出青年妇女的温静柔和，而是像男性那样率直，没有任何拘束。她答应了参观者的请求，说一说她的当时的经历。
“……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前前后后都是街坊，爷爷领着我，我妈抱着我的兄弟——他还不会说话。鬼子兵和汉奸吆喝着说去照相。我问爷爷照相是什么，爷爷把一个刚用新高粱秆做好的风车给我，说，别问了别问了……”
五岁的方素荣就是这样随了全村的人，和做高粱秆风车的爷爷，守寡的妈妈和不会说话的兄弟，到刑场去的。机枪响了的时候，爷爷把她压在身子底下，她还没哭几声便昏了过去。等她醒过来，四周都是血腥，尘烟迷漫在上空，遮掩了天空的星斗……
八处枪弹和刺刀的创伤使她疼痛难忍，但是更难忍的是恐怖。爷爷已经不说话了，妈妈和兄弟也不见了……她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爬向自己的村子，那里只有余烬和烟尘。她连跑带爬，爬出一道铁丝网，在高粱茬地边用手蒙住脸趴在地上发抖。一个老爷爷把她抱起来，裹在破袄里，她又昏睡过去。
老爷爷是一个老矿工，在抚顺经历了“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的生活，在矿里被鬼子压榨一生，弄成残疾，又被一脚踢出去，晚年只得卖卖烟卷混混饭吃。他把方素荣悄悄带到单身工人住的大房子，放在一个破麻袋里。这个大房子里二百多人睡在一起，老爷爷占着地头一个角落，麻袋就放在这里，白天扎着口，像所有的流浪汉的破烂包似的，没人察觉，到晚上人们都睡下的时候，偷偷打开麻袋口，喂小姑娘吃喝。但这终不是长久之计，老爷爷从小女孩嘴里问出她舅舅的地址，装出搬家模样，挑起麻袋和烟卷箱子，混过鬼子的封锁口，把她送到不远一个屯子上的舅舅家里。舅舅也不敢把她放在家里，只好藏在野外的草堆里，每天夜里给她送吃的喝的，给她调理伤口。这样熬到快要下雪的时候，才又把她送到更远的一屯子的亲戚家里，改名换姓地活下来。
从心灵到肌肤，无处不是创伤的方素荣，怀着异常的仇恨盼到了日本鬼子投降，但是抚顺的日本守备队换上了国民党的保安团，日本豢养的汉奸换上了五子登科的劫收大员，大大小小的骑在人民头上的贪官污吏。流浪还是流浪，创伤还是创伤，仇恨还是仇恨。旧的血债未清，新的冤仇又写在抚顺人民的心上。为报复人民的打击，蒋介石军队又在这个地区实行日本强盗用过的“三光”政策。烧杀、**、掠夺又降临在方素荣的家乡。
但是，方素荣仍顽强地活着，等待着，终于她胜利了，她的家乡解放了。党和人民政府寻到了她，她得到了温暖、关怀和培养，她得到了政治生命，她懂得了怎样对待未来，她成了抚顺市的劳动模范……
今天，站在这群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们的面前，这个当年身受八处创伤藏在麻袋里的小女孩，她的心中是燃烧着仇恨吗？
是的！永远在心里燃烧着的是三千多名乡亲的血，那里面也有守寡的母亲的血，不会说话的小兄弟的血，用新高粱秆给她做风车的爷爷的血，还有她自己的血。
“凭了我心头的冤仇，今天见了日本人和汉奸，我一口咬死他也不会解恨！”她严峻地向站在面前的猥琐的、渺小的（大多数已是泪流满面的）战犯们扫了一眼，目光又恢复了先前的深邃，又以高昂和无比庄严的声调说了下去：
“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教育了我，我知道更重要的不是个人的恩仇，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事业，这是最后要解放人类的事业。”
“我现在很幸福，我有两个孩子，但这也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所有的孩子们，是他们……”
她向身后比画了一下。在这短短的一瞬间的肃静里，人们似乎听见了那一间间洁净安谧的屋子里，传来孩子们午睡的呼吸声，还有保育员们白色软鞋在油漆地板上的轻轻摩擦声。空气似乎凝结了起来。
“他们的爹妈都不愁吃穿了，爸爸和哥哥下井下坑的时候，妈妈也不守在外边担心他们了。他们的前途都是幸福的，再不会遇上我当孩子时候的事情。现在也不会有人给他们讲那些可怕的事。当然，等他们长大，我一定会告诉他们，方阿姨小时候遇到了什么，我也不能骗他们，叫他们一辈子不知道敌人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才保得住幸福。我们不喜欢打仗，可是如果敌人又来打我们，我们不能客气，我方素荣还可以再倒在血水里一次，从此爬不起来也不要紧。你们各位知道，过去的，我不会忘，我们一村人，我的爷爷，我妈和我的小兄弟……我是记住了的。可是为了将来，为了孩子们，你们既然放下了武器认了罪，我可以不提起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