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段时期另一个苦恼，也是在认罪之后引起我思想最严重波动的（同犯们的批评以及生活和劳动上的无能也没造成这样大的波动），就是东北人民的血泪控诉。
一九五五年六月，检察机关把根据伪满档案调查统计的材料拿来叫我阅看和签字。最重要的有这些材料：
一九三四至一九四〇年七年间伪满警察先后共逮捕东北和平居民二十六万四千余人。
伪满监狱里对反满抗日爱国志士施以非人道的折磨，造成大批死亡，仅一九三六年监禁的一万九千九百四十六人中，患病者达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二人，死亡达二千零五人。
伪满洲国军队在各地讨伐抗日军（不算日本军的讨伐）几个年份的射杀与俘虏数字的统计……
伪满实行集家并屯政策，使一九四三年热河境内就有十八万户居民被强迫集中于三千个“集团部落”内。
据伪满三十六个惨案中的统计，逮捕了居民五千零九十八人，判死刑的四百二十一人，无期徒刑的一百二十三人，刑讯致死的一百八十四人，虐待致死的二十九人。
……
这些庞大的数字都是用无数血泪凝成的。日本军队和宪兵、特务不经过满洲国而直接的屠杀，还不在这个账上。我从陆陆续续送来的控诉书中，看到了由我签署的法令和由我的汉奸臣工们造成的地狱景象。这些经过查实的事实，使我无法相信，伪满洲国皇帝还能在今天的社会上活下去。
巴彦县振冈屯五十六岁的农民李殿贵，在“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年）的春节里，给抗联军队送去了一斗小米、二升黄豆、四十七根麻花、一百二十个鸡蛋和两包烟卷。过了两年，被伪警察机关知道了，把他关押在伪警署里，成天上“大挂”、吊打、过电，并且把打得血淋淋的死难者放在他身边恐吓他，叫他供出抗联的线索，这个顽强不屈的农民没有吐露出任何关于抗联的口供，在监狱受尽折磨，一直坚持到光复得救。
姜树发，是天增屯的秘密抗日救国会的副会长，给抗联送过饭，带过路，他被特务们抓去了，一连过了七堂，上“大挂”、打钉板、过电、灌凉水全经过了，没有供出一点线索，特务拿他没法，判了两年徒刑。他被摧残得全身是病，还要做苦工。在这个所谓的巴木东案里共被抓去五百多人，判死刑的有六十多个。
已经残废了的肖振芳是××屯的农民，帮助他叔叔肖坤一同给抗联送饭、带路，做秘密的抗日工作。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半夜里，六个伪警察突然闯进他的家，寻找他叔叔肖坤。查来查去没查到，就把他绑送到警察署，追问肖坤的下落。他说“我不知道”，警察们就一顿毒打。把他打死过去，然后浇凉水，醒过来又打，这样死而复活，活了又打死，折腾到第四次，凉水也浇不活了，就用“卫生车”拉到烂尸岗子，扔在那里。这个顽强的人在烂尸岗又活了过来，被一个拉卫生车的工人救去了，已经是全身没一块好肉……他写这份检举书的时候，还在吐血。他的叔父肖坤到后来也被抓了去，被弄死在哈尔滨的监狱中。那个监狱，我想就是我住过的铁笼子。
人和乡一个烈士的家属阎淑琴控诉说：
我丈夫叫侯玉国。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年）七月初，红军到了我家，在我家做了饭也没吃，背着走的，当时炒的辣椒，做的小米饭，我丈夫给拉道，引着于天放司令向徐家沟去了……康德十年四月二十那天晚上，天一黑，来了两个警察，将我丈夫绑上，把眼蒙上就往王道沟子去了，也不知送哪个监狱，过了一个多月才知道押在哈尔滨，受的刑我不知道，最后是用绳子勒死的，我去收尸，看见他的舌头耷拉到嘴外边……
一九四三年，金山屯的李英华还不过是个孩子，他曾给过路的抗联军队送过鸡蛋，被特务告发，提到警察署里。特务们先给他点烟，倒茶，请他吃饺子，说：“你是个孩子，不懂事，说了就放你。”李英华吸了烟，喝了茶，也吃了饺子，然后说：“我是庄稼人，真啥也不知道！”特务们便把他头朝下挂起来打，又过电，又火烧，又脱光了身子撞钉板，可是从这个孩子身上什么也没得到，最后判了二十年徒刑。
肇源县八家子六十一岁的黄永洪，是给抗联做通讯联络工作的，一九四一年被伪警察特务提去，刑讯三次未供出，连牙齿都被打落了。他在监狱里经历了一次大屠杀。他控诉说：
这年阴历二月二十六，伪警察提出我们被押的三十多人，让拿着洋镐到肇源西门外挖坑，天黑又回到监狱，二十七日又提出我和王亚民、高寿三、刘成发四个人，另一批又提二十人，到了西门外，把那二十人枪毙了，又提来二十二个人，又把他们枪毙了……枪毙以后，警察在他们身上倒汽油，点着了烧，在烧的时候，有一个人未死，被火一烧，就出来逃跑，又被警察用枪打死了……烧完之后，叫我们四个人将他们四十二人用土都埋了。现在肇源西门外还有那个大坑，我还能找到那个地方……
肇源县城二街的农民刘有三控诉说，他的父亲刘金山因为给打进肇源的抗联军队带过路和做过饭，就是被伪警察枪杀后埋在这个大坑里的。
鹤岗市翻身街的一个农民伪满时在鹤岗“新开基满洲土木”做工，一九四四年被以反满抗日名义抓到伪警察署，一起的有十七个人，被毒打之后，送到鹤岗矫正辅导院，强迫到东山煤矿挖煤，每天十二小时，每顿饭只有一个小高粱饭团，没衣服穿，没被子盖，经常受毒打。他说：
有一次，我母亲听说我在辅导院押着，就到我做活的地方隔着刺网看我。被辅导警看见，当时把我母亲揪着头发，脚踢拳打了一顿，打得我母亲躺在地下爬不起来。后来又用洋镐打我，打得我浑身是伤，昏迷不醒，七天人事不知。又有一次我们因为吃饭不给菜，同押的宋开通拿我的钱向过路人买些葱，被辅导科的汉奸王科长看见，把我和宋开通叫去，在我身上搜出五元钱，他们就先打我，把嘴和鼻子打得都流出血。他们又把我装在麻袋里，我不蹲下他们就敲我脑袋，装在麻袋里举起来摔，摔了三下我就昏过去了……每天都死人，每隔三四天就抬出七八个死人，我一同被抓的十七个人就死了九个。我得了肺病，到现在不能做活。那时，我母亲也得了疯魔，我三个弟弟那时最大的十一岁，他们每天讨饭过活，幸亏第二年祖国就光复了……
当时在鹤岗矫正辅导院用度科当用度员的尹影，在检举书上写道：
伪满鹤岗矫正辅导院从一九四四年成立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九号……从成立至光复，囚禁人数达一千一百九十人，被囚禁之人员大部是由佳木斯牡丹江富锦县等地区监狱押送来的。因我是富锦县人，其中有一人陈永福我认识。他们都是工人、农人和商人。他是在娱乐场所和街上行走，而无故被警察逮捕，每天做劳工十二小时，每人每天规定给六两粗粮，更生布衣，吃不饱穿不暖，做工时间又长，坑内通风不良，室内空气非常恶劣……有了病不能干活之后不但不给营养的东西吃，反而将粮食减到四两至三两半，有的人怕减粮就带病上班挖煤。就这样造成大批死亡。在病室里有的死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死后当时并不给抬走，经一二日才抬出去放在停尸场中，用小木牌写上号码拴在手腕上，按“井”字样堆成垛。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号，我亲眼看见使用黄毯子卷尸体三十四具，叫患病的人两人抬一个，送到鹤岗东山“万人坑”埋掉，将毯子拿回，再发给别人使用……为防止“浮浪者”（被押人）的逃跑，施行恐怖镇压手段，经常由监房提出被押人扒去衣服吊起毒打，打得人浑身发紫，还强迫劳动。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富锦县监狱押送来的所谓浮浪者刘永才，被打在小腹上，提回监房即死……另外，在一九四五年六月末，将十八岁以下的少年提出二十一名送交抚顺少年矫正辅导院，又在八月提出十六个少年送交哈尔滨少年矫正辅导院……
关于伪满抓劳工的控诉，许多控诉者是死难者的家属。沈阳南市区八纬路十九号当杂货店经理的陈鹤亭控诉说：
我岳父赵文魁在一九四三年由原籍……迁住沈阳市沈阳区沙土坑居住，和我同在鸿升铁工厂后院制皮革为生，他在一九四四年三月被伪奉天市公署强征去当劳工。在他被征去以后来信说，他是在兴安岭王义沟修筑高射炮阵地，那里有三千来个劳工，吃的不如牛马。以后他又来信说，他因劳累成病想回家休养未被准许，并说有的病人已上火车还被日寇推了下来。以后不久我岳父便死了。同年八月末，伪奉天市公署劳工科通知我去领骨灰，我去伪奉天市公署路本庙里领取骨灰时，看到那里有三百来个骨灰匣……
被抓去的九死一生，留下的命运也一样，吉林蛟河县靠山屯农民王盛才控诉说：
我哥哥王盛有在伪满康德十年旧历一月间，被拉法村公所抓去到东安省当劳工。在那里吃橡子面，还不让吃饱，夜晚睡在潮地上，还挨打受骂，共去了七个月，折磨成病，回来后九个月死去。嫂子改嫁，我父亲终日忧愁，不久死去了。我全家四口，只剩下我一个人，使我家破人亡。
蛟河县旧站屯的段考生是一个幸免者，他被抓去装在火车里运走途中，乘押车警熟睡，脱掉棉衣从车顶小窗里钻出逃掉。可是回到村里，被村公所以不服劳役罪名把他全家八口赶到叫“干饭盆”的一个无人烟的荒野地方。他说：
到那以后，没房子住，用树皮树梢搭了茅房住，头一年由附近的满铁煤矿贷了租谷米（秋后归还）度日。我们全家都开垦荒地，但开下的荒地又打不下多少粮食，秋后除还贷粮外，再剩下没有多少了。因此，只得吃野菜，天天挨饿，冬天受冻，夏天雨淋，就这样连饿带冻又不服水土，因此于一九四四年的阴历九月至十二月的四个月间，我家八口人中就死了四口，死了我父亲、三弟、二弟媳和我妻子……
在“抓国兵”的灾难里，辽阳县张岭镇的工人王庆有一段控诉：
我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被征入沈阳伪陆军自动车学校教导团第二连当兵。自入伍后，每天早晨四点钟就得起床，用凉水擦身，吃饭时只给一碗。在教练中全得说日本话，不说就打，还用“柔道”打我们……我被打后嘴巴肿得像吹喇叭似的。就是大小便也得用日本话报告，稍一说不好就要挨打，每天还得背诵“诏书”和军人“誓文”，也得用日本话背，不会说就被按倒用木棒子毒打。家里面来人会见也不让见，有的青年实在忍受不了就自杀了，死得非常惨，是用刺刀剌进心口窝死的……
“勤劳奉仕队”也同样充满了血腥和仇恨。蛟河县拉法屯当职员的陈承财有一段触目惊心的控诉，他写道：
伪满康德十年的旧历五月一日，伪蛟河县公署把我和我乡国兵检查不合格的其他青年共一百九十八名编成勤劳奉仕队，集中在县城。第三日由日本兵押着，把我们拉到东安省勃河县小王站屯等地。由县里走时都痛哭流涕。沿路受到严密监视，好像我们都是犯了滔天罪行的犯人似的……去后也让我们在野地里挖了一米宽四十米长的沟渠，一栋挨一栋地搭起草席棚子，里边铺些野草，非常潮湿，让我们住在这里。吃的简直不能说了，每天就橡子面饭团，也不给吃饱，饿得几乎要死。在吃饭前还得排成队，双手举饭“默祷”三分钟后才能吃，晚上睡觉前同样默祷三分钟。每天重劳动超过十二小时，不管天气炎热与寒冷，叫我们全脱光衣服进行劳动。冬天把我们冻得起疙瘩，夏天晒成脓疱直流水。就在这样劳累苦难的环境下为伪满洲国修所谓“国境道”，我们都生了病。我乡富太河屯刘继生家一家只父子二人，刘继生就……于同年七月十七日死在工地上了，父亲在家得悉其子死后，也上吊自杀了，这就把一家绝门了。当然，挨打是经常的事了，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但都不敢逃跑，在同年五月四日本县“奉仕”青年中逃跑了五名，不幸被鬼子抓回一名，当场把抓回的青年用绳子拴在马脖子上，人骑着马在地里拖，一直把这个人的肚子磨破，肚肠子流出……
此外，还有农民们在集家并屯政策、殖民开拓政策、粮谷的各种“出荷”政策中，工人们在非人的奴隶劳动中，东北人民在鸦片、捐税等等一切经我轻轻画上一个“可”字的政策法令之下发生的种种悲剧。罪恶统计表上，每个数目所包含的血淋淋的内容，在我脑中造成一片地狱的景象。我从每份控诉书里都仿佛看到，那些死难者的后代和亲友们的愤怒而仇恨的眼睛。我仿佛看见所有的东北人民都用手指着我怒吼着：
“不能饶恕溥仪！要为我们的亲人复仇！”
……
在我的前半生中，在我还不明白什么叫做历史、什么叫做命运的时候，我曾自认为面临过三次绝境，三次都像奇迹似的绝路逢生。第一次绝境是伪满的崩溃，自以为准死无疑，未料到被苏联红军给救了出来。第二次是那次在检举认罪中最后“防线”崩溃时，又认为前途绝望，未料到又从直率的元帅的那里，看到了生机。第三次，是认罪以后这一年，我从学习、劳动和同犯的批评揭露中，本来已经越来越感到气馁，越来越感到受宽大的希望渺茫，我现在又看到了这样的血泪控诉，我觉得自己是又处在绝境之中了。但是，我又遇到了奇迹。这次意外，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因为给了我生机的不是别人，正是有着血海深仇的人民。
事情发生在一九五六年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