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日夜盼望着宽恕，日夜不相信真的宽恕。如今真正的、无可置疑的宽恕已经降临了，它的响声猛如石破天惊，它的光芒好似万道闪电，我倒又被弄得失魂丧魄、神志昏迷、惑然不解起来。方素荣为什么要对杀害了她全村人、杀害了她的爷爷、妈妈和弟弟的日本战犯们宽恕？为什么共产党员可以不记私仇？为什么这个身受八处创伤的女人能这样容忍，却又可以为了孩子们再倒在血水里？这一切都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不，我已经学了不少理论了，历史法则、改造人类和改造社会、社会的发展、阶级斗争，等等；我也都知道一些了，对方素荣的话，我从理论上是可以加以解释的，但是从感性上和本能上，我还是理解不了的。我在迷惑不解之中，只能凭着没把握的经验，在心里这样解释：她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干部，她总归和老百姓不同，有更多的理智，至于老百姓——工人和农民以及抚顺的一般市民们，大概就做不到了。

走出接待参观者的小楼，在走向下坑电车的路上，看见远远的山头那边有青烟缭绕，接待人员说：“这是煤在自燃，现在剩下的起火地方不多了。刚解放时有几百处在燃烧，上百万吨的煤炭变成焦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留下的罪恶……”他回溯日本人在这里的四十年的掠夺，日本人使用杀鸡取卵的方法开采，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使用中国工人……在边走边听他讲解的时候，后面来了一小群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他们走得很快，我们这群参观者不由地都回过头去张望，“大下巴”像耗子似的蹿进行列的中心，他的脸都变成灰色的了，我也赶紧回身低下头来，又忍不住偷眼望望急忙走上来的工人们，只见他们漠然地扫了我们一眼，至多不过有个别人带点新奇的样子，匆匆从我们身边赶过去了……坐上了下坑的电气列车，我又注意地观察车尾的女司机，只见她专心地操纵她的列车，甚至连看我们一眼都不看……当我们走到工人住宅区，接待人员领我们走进一家住宅的时候，一个老太太（看来，这家只有她一人在家）笑嘻嘻地迎出来，又慌忙让我们进里面屋子。我们最前面的几个人局促不安地站在门口向里面张望着，嘟囔说：“地板真干净，别回来踩脏了……”我们都站在过道里向屋内张望了一下，就转身走出，老太太十分失望地说：“咋不进来坐坐啊？”我心里却在想，你是不知道你让的是什么人啊！如果你知道了，还肯让吗？

这个愚蠢的想法，第二天参观台山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就被粉碎了。

台山堡是距离抚顺市中心七公里的一个村庄，大约有二百多户人家。这个村庄，在伪满时期遭遇到的即使不是最好的，我相信也不是最坏的。这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就是在这个普通农村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我的“恩仇循环”观被完全打破，我的一套旧的看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在农业社办公室，社主任做了一般概况的介绍之后，领我们参观了他们的鸡场、羊场、蔬菜窖和牲口棚，看了新式农具，然后任我们分头访问了几个家庭。我和其他几个伙伴访问的一家姓刘，这家一共五口人：老夫妻都在劳动；大儿子在蔬菜暖窖管账，每月有四十元的收入；女儿在水电站工作；二儿子还在读中学（另有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了）。我们走进一座干净的小院落里，只有刘大娘在家，她从洋灰瓦顶的屋里迎出来。原来她正做着饭，她忙着解下围裙，一边把我们让进房间里，按照东北的规矩，让我们走进里间炕上去坐。我怯生生地坐在炕沿上，靠着躺柜的边上。这个躺柜上摆的是罩在玻璃框里的座钟、擦得晶亮的茶具、对称排列的瓷花瓶和茶叶缸。陪我们来的一位社干部告诉刘大娘说：“这几位是来参观的，看看咱们社员的生活，你给说说吧！”“咱哪会说话？等老大回来说吧！”“不用会说话，你就说说从前过的什么日子，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就行了。”“这个咱可记得，到死也忘不了！”

刘大娘不擅长辞令，但是从她断续的、零散的回忆中，我还是听出了这个早先种着七亩地的七口之家，在伪满过的原是像乞丐一样的生活。“种的是稻子，吃的却是橡子面，家里查出一粒大米就是‘经济犯’，稻子全出了荷。听说街上有个人，犯病吐出的东西里有大米，叫警察抓去了……一家人穿得邋里邋遢。可还有不如咱家的，大姑娘披麻袋……有一年过年，孩子肚子里没食，冻得别提了，老头子说，咱偷着吃一回大米饭吧，得，半夜警察进屯子啦，一家人吓得像啥似的。原来是抓差，叫去砍树、挖圩子，说是防胡子，什么胡子，还不是怕咱们抗日联军！老头子抓去了。这屯子出劳工就没几个能活着回来的……”

说到这里，她的儿子回来了，他的个子很小，我仔细一看，才知道他的腿很短，原是个先天残疾的人。他回答了我们不少问题，谈到过去，这个青年在旧社会里，先天的残疾使他就像一只狗似的活着，如今他却做了暖窖的管理员，像别人一样尊严地生活着，工作着。我从这不到三十岁的人的眼睛里，看到了更加露骨的对过去生活的仇恨和愤怒，这是让我立刻联想到那些控诉书的仇恨和愤怒的眼色。但是，当话题一转到今天的生活，他和母亲一样，又充满幸福和骄傲的声调。老大娘零零碎碎地讲了一阵家人的职业、学习、收入（虽然她等着儿子回来替她说，可是儿子回来她又抢着先说了），讲着讲着忽然像想起了什么，匆忙地走了出去，转眼工夫又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瓦盆。她的声音已是情不自禁地快乐了：

“你们各位瞧，瞧……”

原来她的瓦盆里，是刚淘过的正等下锅的雪白的大米。

残疾的儿子用嘲笑的口吻向母亲说：“妈！大米谁没见过？”

“见过是见过，可是康德年间你见过几回啊？各位看咱这柜子上的这些座钟、茶壶、茶碗……”

同犯们都面面相觑，我更深深地垂下了头。我心里在想：要不要告诉他们我是谁呢？要不要说出来，要他们种稻子而又不叫他们吃大米的康德就在他们面前呢？我说出来他们会不会啐我呢？那个残疾的人会不会骂我，向政府要求留下我控诉呢？从他眼里可以看出来他是憋了一肚子冤苦的。然而，我又怎么能够隐瞒呢？难道我能再欺骗亲人们吗……我终于不能再沉默，十分吃力地站立了起来，垂头说道：

“我就是汉奸溥仪……我向您老人家请罪……”

“老大娘，搞那勤劳奉仕抓劳工的罪恶就是我干的，我就是那汉奸勤劳部大臣……”这是我身边老甫的声音。

老富也站起来低头说：“我就是汉奸兴农部大臣，那稻子……”

“我是抓国兵的罪犯，第一军管区司令……”

显然，老大娘和她的儿子都怔住了。我的心脏凝固着，我不知道它凝固了多久，但记得它是被老大娘一声沉重的叹息融化开了的。她和她儿子的那几句话，我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

“过去的就叫它过去了吧，只要你们学好，听毛主席的话……”

“我知道你们是正改造的犯人，”那身体残疾的但灵魂是完全健康的人说，“是毛主席说的，你们可以改造好，我是相信他老人家的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