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写出了不少材料。我交代了为了复辟，在天津如何收买军阀，如何结交外国人，如何给南次郎用黄绢写信，以求日本的支援，如何和土肥原、板垣先后会谈，然后当上了伪满洲国的执政和皇帝。我也交代了在天津长春对仆人的疑心和虐待。但是，任何一个罪犯，在没有彻底悔恨自己的罪恶以前，或者说任何一个人在丢不下患得患失的时候，他的坦白和认罪大概都不可能是无保留、无条件的。因为这种坦白和认罪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过关，为了保护旧的自己，而不是和这个旧的自己决裂。我自己当时就是这样。我害怕惩罚，逃避惩罚是我唯一的念头。我知道从法律上说我该受惩罚，我却感觉不出从道义上说我更该受惩罚。我承认有罪，我却看不见自己灵魂的丑恶。我把政府，把所方和检察机关的人员，看做是随时可以杀掉我的敌对权威，绝不可对之推心置腹，我还觉不出他们正是从死亡和腐朽中拯救我的生命和灵魂的人。我对祖国，只看作是绝不能放过我的债主，只可对之藏躲、赖混，而想不到这正是以奶汁喂大我，又受到我侮辱的母亲。我为什么反复交代虐杀孤儿孙博元的事？是不是“东北的孤儿”这几个字中所包含的悲痛打动了我的心？不是，完全不是！我再三地交代，只不过是由于讯问员的严峻的目光，只不过是为了换取他的信任，为了能在债主和权威手下逃生。我绝没有想起痩小的孙博元在我的监狱中垂死前的那副惨相，更没有想到过他们的父母。那些死于日寇屠杀和饥寒、屈辱中的烈士，留下的儿女还要遭到日寇奴才的奴役和摧残，这些我全没想到过。当时，我便是这样的一个人：灵魂原封未动，心灵深处还堆着垃圾，虽然看到了“坦白”是个救生圈，但是这堆垃圾还有让我没顶的危险。
甚至连续的几次震动，都没有使我把这堆垃圾弄掉。
五月的一天，全体伪满战犯被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坦白和检举的大会。伪满战犯公开坦白罪恶和面对面做揭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末的一次。这个会是紧接着旁听了日本战犯的大会之后第二天举行的。在日本战犯的大会上，我们听了伪总务次长古海忠之的带翻译的认罪发言，和我在一起的犯人都认为他这个发言很真诚，交代了伪大臣们都不知道的大量的真实的罪行，例如鸦片政策就是一项。主持会场的政府人员也认为古海认罪态度是好的。关于日本战犯的这种变化，我以后还要说。这里我要说的是这个大会给了我极强烈的印象。古海的态度，受到了政府的欢迎，也感动了同犯们。我们伪满战犯们都相信他定会受到宽大。由于古海的真诚的发言的影响，日本战犯们情绪激动起来了。这个本来要结束的大会不得不延长了时间，因为有许多日本战犯都纷纷起来检举、揭发认罪不好的同犯。后来在许多日本人要求下，一个被检举的人（是一个大佐，他在监狱里远不如古海出名）走上台去交代，但他的情形就和古海完全不同了，他刚刚说完，台下便站起好些人要求说话，不等这个人说完，另外一个就站起来指着台上大声地呱啦呱啦说了一阵儿。别的日本人也都抢着说话，嗓门一个比一个响，一个比一个激烈。后来几乎全体的日本人都起来对台上那个日本人咆哮着。我虽听不懂他们的话，看那激昂愤怒的情形，就知道那人交代得一定很不够，不然就是扯谎（此人的态度也非常坏，在台上晃**着胳臂，露出傲慢的样子）。会场主持人在最后说了这么几句话：“现在就是有这么一种人，态度不端正，面对事实，却要蒙混，把欺骗当做解脱自己的办法……”我觉得这话简直就像对我说的。第二天，我带着这种强烈印象，坐在伪满战犯的小露天会场里，一听检察人员宣布了开会的目的，我心里就起了狐疑，我看到许多人争先要求发言，我突然也作了一个决定：要求发言。
我为什么也要求发言呢？这不单是不甘“落后”，主要的是我怕被别人当做那个日本人似的被猛烈批判，我要让伪满的这些人知道，我已经交代了许许多多他们所不知道的事，不要认为我还是不老实的。固然，我下这个当众暴露的决心很不简单，但我还是很快地看出这样更为有利。
我被安排到第三或者第四个发言。我已不记得前几个发言者是谁，说了什么，我只记得他们认罪之后，又都接着揭发那个自有一套道理的“大下巴”。对这天的事我记得最深的，还是这件事：当我按着写过的认罪材料说了“我不该欺骗政府，隐藏了珠宝，后来终于认识了错误，自动地坦白了出来”，正准备说另外一条的时候，忽然有人打断了我的话：
“不对！是你自动交的吗？”这是我的侄子子显，怒气冲冲地问我，“真瑞给你的条子你怎不说……”
“我正要说，我底下正要说这件事……”我赶紧说下去，就怕他全替我说了。我当时认为自己很聪明，知道什么是紧急时刻，知道这就是主动交代和被迫承认的最后界限。我把那个冒充进步、冒充自觉，隐瞒真瑞的纸条的欺骗政府的行为讲了，但其他的欺骗行为仍然一字不提。紧接着，我就对“大下巴”进行检举，把我听来的他在伪满时给日本人扫神庙等说了一遍，责备他现在不该采取欺骗蒙混的办法……
我讲完了，立刻又有更多的人要求发言。我注意到我的侄子们、妹夫们，我的同屋犯人们都嚷着抢着要说话，而且有的人老是用眼盯我。我觉得我的厄运来了，幸好主持会场的检察人员宣布了大会结束。
回到监房，我擦掉了头上和脖子上的汗，心里抱怨着真瑞的疏忽，不该把纸条的事告诉子显，更恼怒子显，不该这样待我。我们到底是一家人哪！
比埋怨和恼怒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一下这些小家伙还会说我些什么。我认真地想了一遍，认为他们知道的能讲的我都说出去了，至于进了监狱之后的“攻守同盟”，那是牵连到他们自己的，我就以己度人，认为他们不会去说。这样考虑之后，我叹息着写了一个书面检讨，把真瑞的纸条这件事又写了一遍，请看守员送给所长。
这次的震动从我身上滑过去之后不到一个月，又来了另一种的震动。
这是日本战犯第二次开检举认罪大会。一个叫乔木岬的前日本宪兵队长在会上发言。他交代出的罪恶给了我强烈的印象。他的罪行跟古海不同，是更直接地残害中国人民。他说他常常以反满的罪名拘来一批中国人，把他们排成一列，然后随便从中拉出一个来，当众用军刀把头砍了。他痛哭流涕地说：“我用这个办法前后就杀了三十多个中国人。我的双手染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我从前很少这样具体听到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叙述，更没有听见屠杀者自己的叙述。我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就觉得头皮发紧，听完了也还半天不能平静，可是当思想上一转到这笔债的债务人也有自己的时候，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忘掉了被屠杀者的血，而怜惜自己的血了。
我没有忘记再拿起笔来写补充认罪材料，想叫讯问员尽快地知道我又有了认识，但是写来写去，心灵深处的那堆垃圾仍是不见减少。
就在这几天，讯问员问到我在长春时的活动，问到我和吉冈安直的关系。我仍然是采取过去的说法，一切推给日本人。讯问中提到了苏军进军东北时，我命令张景惠和武部动员全满军民支援“皇军”的事，我说：“这是吉冈的授意。”
我对伪满的每个法令、每个诏书以及我对日本人的每次谄媚举动，都说成“这是关东军决定的”，“这是吉冈叫我做的”，“那是吉冈叫我说的”。后来我自己也觉得不妥，就又写了一个检讨，说：
“我好像把一切都推给关东军和吉冈，似乎我毫无主动，其实这也都是我主动做的，无论是裁可法令，还是颁布诏书和命令，我如果不出自主动，也是不可想象的……”
说来说去，我还没说出究竟有哪一件是不经吉冈而由我自己办的。像我对张景惠和武部下命令的这类问题，还是怕说了反而麻烦，不敢说出来。
检举认罪的**过去了，大约是检察机关进入材料的研究整理阶段，不大找我们讯问了。这天所长找几个伪满战犯，包括我在内，去座谈这一段时期的感想。在谈话中间，所长对我说：
“我看了你的检讨。关于交代这批珠宝的经过，你以前谈了几次都不对，只有这次谈对了。”
我听出话里有点称赞的意思，我又检讨说：“我欺骗了政府，心里很不安。我当时也有这么一个顾虑，我怕说出了纸条，真瑞会受到处分。”
“你完全不必为你的侄子顾虑什么，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要努力。”所长停了一下又微笑说：“说到真瑞，我们不会处分他。纸条的事情我们知道，按他原来的要求，是要我们去搜查你，搜查出来没收。当然，这样做对我们来说更省事，可是问题还不在于珠宝，也不单是一个监规的执行问题，主要的是要考虑到在当时情况下，怎样对你的改造更有利，怎样使你懂得自觉，知道政府的政策对‘皇帝’也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当时没有采取真瑞提出的要求，而是把主动权交给你。不过，你的侄子可是真的有了进步。你应当向他学习。”
这一番话，确实在我内心引起了惭愧，但是，让我现在想起来更感到羞耻的却是，我对所方的苦心体会到的是那么晚，而当时卑鄙的灵魂竟是那么麻木，我对自己的欺骗行为的丑恶，竟会用顾虑侄子受惩罚的温情轻轻冲淡，甚至于把其他的欺骗，还在为改造我而用心良苦的所方面前继续隐瞒。事实上，我是以欺骗来检讨，结果还是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