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习感想，有一段的大意是：

祖国的东北怎样沦为殖民地的呢？历史的事实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妥协、以我为首的封建势力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勾结，这三方面结合起来而造成的。我从前把自己充当大汉奸说成是被迫的，这是我对政府的欺骗，事实是我和土肥原会谈之后自愿到东北去的。不但如此，我在去东北以前，为了复辟封建王朝，早就在积极勾结军阀和帝国主义，我还亲笔给日本陆相南次郎写信，以求得他对我的支持。我在当了东北头号汉奸之后，更多方对日寇谄媚奉迎，卖国求宠……

关于勾结敌人，我把最重要的具体事实说出来了，关于谄媚取宠，可一点具体例子没有。我认为把叛国投敌这样严重罪行讲出来，已经差不多了，谄媚取宠的事情啰啰唆唆，说了反而麻烦。我在东北受着吉冈的摆布本是事实，我如果说了一些在他摆布之外的举动，是不是反而把情况弄乱了？我在自己家里的凶暴专横，我也认为越说越会使情况弄得复杂。至于属于自己道德品质方面的，像虚伪、残忍等，我连想也没想到它。自己不觉得美也不觉得丑的东西，总是记不起来的。

到了一九五四年春，来了一场风暴，这些记不起来的、怕惹麻烦的、怕复杂化的事情，就再也藏不住，全抖露出来了。

一九五四年三月，我们又迁回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监狱。搬回来的第一天，战犯们被集合到大礼堂里，说是听政府人员的讲话。

讲话的人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派来的工作团的团长。他说，你们已经学习了几年，应当有了一定认识，已经到了认罪的时候了。

他说，政府有必要来弄清你们的罪行，你们自己更应当对过去有认识。如果你们不知道自己对人民究竟干的是什么坏事，就谈不上改造自己。

他说，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府能够查清你们每个人的问题，你们也要自动交代。要自我认罪，也可以对别人揭发检举。无论对己对人都要不扩大、不缩小、不包庇、不隐瞒，这才是正确态度……

听了这个讲话，犯人们都认为：我们毕竟还要受审判，现在是真到了审判前夕了。我自己写过两次书面材料，每次都为等待审讯而弄得神情不安，每次又以无结果而自流松弛。我不懂得什么法律诉讼程序，那些懂得旧法的伪大臣也闹不清新中国的办法，现在又都好像明白过来，认为程序也差不多，也是先由检察官进行讯问调查。

回到监房，就看见了刚贴在墙上的“监房守则”，上面规定了不许和其他监房犯人私相招呼，不许相互串通交换供词，不许……我越发觉出气氛的紧张。对惩罚的恐惧又回到了我的心里。从这天起，我又做起了噩梦。

由于最近几年来自己的体验，现在觉得和过去不同的是，这次政府人员所讲的坦白从宽，对我有了更大的吸引力。我看出我现在只有拼命抓住“坦白从宽”和“检举立功”这个救生圈，才有可能万幸逃出这场死亡的风暴。

我已经不记得在“检举认罪”的九个月间，一共写了多少次坦白认罪书和检举材料。听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的讲话，我就把自己从头到尾的经历写了一遍。以后更不断地今天一条明天两条，左也认罪、右也检举地往上补充，特别是每次被讯问以后，总要写上一两条。

我把一批认罪材料和检举材料交出之后不久，就开始了断断续续不定时的讯问。讯问是在中央甬道的一间约两丈见方的屋子里进行，大部分是在白天。老实说，这样的讯问实在出乎我的想象。没有站立两边的法警，没有迎面刺目的强光灯，只不过是讯问员和我隔着一张桌子坐着谈话，而且允许我照常吸烟、喝茶。讯问员是一位圆脸的青年人，他的年龄至少要比我小三分之一，也许还多。我一开头，很想看出讯问我的人是个什么官阶，但是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我接触了不过几次，我就从他身上觉出了比官阶更让我放心的东西。这倒不在于他的平静的语气和有时出现的严肃认真的微笑，也不仅是从他口中又听到了有关政策的解释，而是在讯问中间，越是我估计他要着急和追问的地方，他越是不慌不忙。在第一次讯问中，我叙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有许多事件的日期我记不得了，心里不免着急，想到如果在这些地方叫他怀疑，可实在冤透了。正紧张着，他说话了：“这个问题且放过去，以后你想起来再说。”

大约是在第二次讯问中，他一开头就提出了关于日本向东北移民的一系列问题，我是一点儿也记不得了。看来，这是个今天他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我却一问三不知，又担心着我给他这种失望会造成什么后果，这时，他看什么也问不出来了，还是那一句：“你再想想，想起来再说。”

从“检举认罪”一开始，我就担心着别人的检举。我一则怕别人（特别是侄子们）说了我所没交代过的事，另则怕他们说了我没做过的事。我深怕他们不负责任地乱用这个“手段”来表白他们自己，而同时，我自己却拿了这“手段”不负责任地对待别人。特别是对日本人，我更不管三七二十一，想起点什么便写什么。我自己想不起来，怕写得少而立不了“功”，怕被看做是不积极，我就注意偷听别人的谈话，想从中偷些材料，算做自己的东西。我们同屋的做过伪满经济大臣和文教大臣的老振，伪满的上将军区司令老佑，他俩常说日本人的事，有一次我索性坐在他们旁边，拿出本子来记，叫老振看出来了，问：

“老溥，你记什么？”

“不记什么。”

“得啦，你把我们闲扯的闲话记去干什么？”

“随便写写，随便写写。”

我收起本子来，装作干别的事，却竖着耳朵继续注意着他们的谈话。

这天，赵讯问员问我：

“你检举的这一条：在日本战犯古海忠之的策划下，日寇一年掠去六百万吨粮食，说得不具体，现在说说你的根据。”

我张口结舌了。我没办法具体，因为老振和老佑扯得本来就不具体。我对讯问员乱七八糟地解释了一顿。赵讯问员听了直摇头：

“你的根据是什么？”

我看是混不下去了，只得老实说出了这条马路情报的来源。

“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为什么还要说呢？无论对人对己，要求别人要求自己，都应该是实事求是的。”

我望着这个比我年龄小三分之一的严肃的青年人，没有话说。我回到监房，和每次一样，赶紧写坦白和检举材料。正写着，伪满经济大臣老振回来了，一进来他就十分感慨地说：

“我告诉你们，瞎讲可是没用的。我刚才对讯问员说了日本人从东北每年抢去多少钢铁。他一声不响，给我拿了一支笔一张纸，叫我算一算，这个数字需要多少矿石……”

听了他的话，我又在坦白和检举材料之外，另写了一份对自己不该道听途说的检讨书。

这天，赵讯问员问我第一次访日时的情形。说到我和裕仁的母亲在一起的情形，他插问道：

“你扶她的时候，是流了眼泪吗？”

“我不记得流过眼泪。”

“你对你的侄子秀山说过的吧？”

“好像是……可是我不记得了。”

“是不是叫他来问问？”

“不，不，还是让我想想。”我心里想，见面对质了再承认，那岂不糟糕。我想了不大工夫，虽然没有想起来，我认为这类问题承认了比说想不起来好，就承认了。当时我还认为这是很聪明的做法哩。

大约是第三次讯问中，讯问员对于“内廷”勤务班的孤儿们的受虐待很注意。这次讯问之后，我一连写了三次坦白认罪的补充材料，反复交代这件我从前不愿说的事，唯恐这位目光突然十分严峻起来的讯问员仍不满意。虽然那时我还不能理解，他的目光为什么变得那么严峻。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的神经都是敏感的，周围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容易引起反射，有颓丧，有兴奋，可以说是五味俱全。我们同屋老宪闹出的几场活剧就让我们什么滋味都尝到了。他是伪满军医少将，前清肃亲王的儿子。在检举认罪中，三番五次地承认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承认，一会儿把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的罪行算到自己头上，一会儿又推得一干二净。当时我还不知道他认了什么又推了什么，只看到他成天发神经，昏天昏地。有一天，他在讯问之后回小组里，声称他要碰头自杀，因为他又欺骗了政府，说罢就哭哭啼啼。所里的一位科长找他谈话，问他闹什么，他趴下就给科长磕头。过了几天，讯问员又来和他谈话，说到他不该自暴自弃，要老老实实地认罪才能改造自己，做个好人。他是一个医生，要知道一个好医生就是社会的财富。这次谈话之后，他也不闹了，因为听到财富两字，知道他还不致被杀。不但是他，让我们也放宽了心，于是又兴奋起来。像这样的颓丧和兴奋，都同样成为促使我多写几条坦白检举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