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这是进了监狱之后，从报纸和书籍中常常可以看到的，绝不会看漏掉的句子。每次看到眼里，感到最触目惊心的是“首恶必办”四个字，其他的话全被这四个字给顶到脑子以外去了。反正我是首恶，坦白也好抗拒也好，都是必办的，我何必这样傻去坦白说老实话呢？说老实话的在世界上只有吃亏。这便是我的哲学。

珠宝交出去后，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了所长的称赞和一张存条。真瑞侄纸条上写的话应验了，虽然还不到根本改变我的哲学的地步，却让我心动起来。“首恶必办”是一定的，怎么“办”，是不是也有宽有严？

政策的吸引力对我增加了，而同时，我又感到了另方面的压力。记得就在那几天，我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段消息：

杀害方志敏同志的刽子手曾匪中俊，已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在湖南石门县被捕获。

……方志敏同志……一九三五年七月在南昌慷慨就义……

解放后，曾匪起初隐匿在常德，企图逃入川投奔宋匪希濂。宋匪被我活捉后，曾匪决伏在石门深山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五一年十月，我石门县人民政府公安局终于在七区青龙寺捕获这一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这篇新闻里的“一九三五”“在……深山中”“终于……捕获”“罪大恶极”这些词句，跳进我视线里，引起了一种异样感觉。我联想起在这以前看到的一些历史案件，像捕获杀害刘胡兰的凶手、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的新闻里，其中某些词句，都引起过我这种感觉。这和我在苏联从《实话报》上看到农民斗争恶霸的消息时一样，我感觉到的是令我恐惧的那种来自群众的仇恨。与这篇消息同时登载的，还有志愿军在朝鲜捉到美国空投特务的一则新闻。美国为了调查细菌战效果，用飞机投下化装成志愿军的特务，第二天就被捉到了。不论是隔了十六年还是第二天捉到的，这些消息，都使我感觉出那种仇恨。我从前本来就认为世间没有客观的是非曲直，只有主观的恩仇利害。我认为就由于这种仇恨力量，所以，十六年前的旧账也不放过，藏在深山里也要被揪出来，化装得多么巧妙也会被识破。仇恨加上监狱，一想到这个现实，我心里就只剩下了无处躲藏的恐慌，而无取巧幸免之念了。

看了这个消息之后不久，在我面前也发生了一个让我得到同样感觉的故事。这天，所长陪着一个生人出现在楼梯口上。听他们边走边谈的对话，我猜测来的这生人必定又是一位上级首长。他身材粗壮，年岁总有五十上下，面色红润，神情愉快。（每次有首长来，向例不向犯人介绍，因此，到现在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他和别的首长一样，仔细地看了监狱建筑，看了铁栏里的环境，犯人的用具，随便问问正学习什么，生活如何。他走到我住的监房这里，所长向他报告了犯人们的名字。我听到念了我的名字，习惯地走到跟前，准备第一个回答他的问题。我这个举动是很叫同犯讨厌而嫉妒的，但由于某种愚蠢想法，我总无法克制自己这样做。首长问我们正在干什么，我回答说，我正响应所方号召，写检举日寇在东北的罪行的材料。

“这和我的罪恶分不开，由于我自己认贼作父，日寇给东北人民造下极大的灾难，大批屠杀我们的同胞。今天我以悔罪的心情，尽量揭发他们的血腥罪行……”

“你知道日寇在东北的罪行吗？”首长问。

我把佟济煦曾告诉过我的，几万修建秘密工事的民工被屠杀灭口的惨案说了，这是我正在写的一份材料。这位首长听我叙述这个惨案时的面容，我到现在还记得，刚才还在脸上的愉快的神气全没有了。我这个残缺不全的故事使他受到这样大的刺激，殊非我意料所及。我不安地说：

“我当时也很受刺激，想不到日寇是这样残忍……”

“你当时为什么不向日本鬼子抗议呢？”

他的严峻的目光逼视着我的脸，他的严峻的声音震动着我的耳鼓，又像棒子似的打在我的头上。我一向被同犯说成“干活愚笨、外交擅长”，也被问得张口结舌，半晌才低声回了一句：

“我不敢……”

“你不敢，你怕日本人，是不是？”他的神色和声音又恢复了平静。

我还是仓皇失措，想不出回答的话来，结果又是那老一套的空洞地责骂自己，说一切都是我的罪恶造成的。“我只有向人民认罪，我犯的罪，虽万死也不足以蔽其辜……”

我不知他听见我这老一套的话没有，他在审视着我们的被褥、洗脸用具，以及甬道里的环境。然后点点头，对我说：

“好好学习，好好改造吧。要真正地认识自己。要用事实和行动而不是用嘴巴来说明自己进步。共产党说话算数，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

他走了之后，我的心沉重得厉害。我拿起了今天刚写的“揭发日寇罪行的补充”，从头再看一遍，似乎今天才感觉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我用心回味首长刚才说的话和神情，测度其中包含的吉凶，我有了一种一时说不出来的和看到报纸上那则通讯时相似的感觉。这是一种承受重压的感觉。我又一次感觉出了那股不追究到底，誓不甘休的冲力。在这种冲力面前，是躲也躲不开，瞒也瞒不住的。

首长最后的几句话也让我觉得不是滋味。“要用事实而不用嘴巴”，“共产党说话算数，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这不是明明表示对我是不相信的吗？我这时还不懂得马列主义的透视灵魂的威力，我却从这位首长的眼里似乎看出这么一句话：“你骗不了人的，你瞒不过去的，你不老实！”

另外，还有一种压力，别人也许很难理解，这是我从学习上感觉到的。为了说明这问题，让我先把当时学习的情况说一下。

我们在学完“关于封建社会”之后，又学了“中国如何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为什么叫我们学这些课程，这些课程里所讲到的理论和历史，与我们这些犯人出身的政治集团有什么关系？在学习进行之间，大家都逐渐地明白了。在讨论的时候，我们重复着书上的论点，好像都已经接受了这些论点，思想都有了转变，可是在平时闲谈时，一碰到像“你为什么当汉奸，投降给日本帝国主义当帮凶”的实际问题，就自然流露出真正的汉奸理论。“蒋介石不抵抗，东北大员全跑了，不要我们了，怎么能怪我从敌？”“我不干这差事，全叫日本人干，中国百姓就要更遭殃！”“日本人请我出来，我不出来全屯百姓都要活不了，这样的条件我能不屈服吗？”

一面口头上接受革命理论，一面用汉奸理论为自己辩护，这在我们大汉奸们中间是普遍的现象。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个被大家叫做“大下巴”的伪司法大臣。他就是抚顺人，“九·一八”事变前是东北军的航空司令，事变时正在北平办事，伪满洲国成立后，他自己跑回东北，为了挤到上层汉奸的队伍里来，他千方百计地向日本人下功夫，好让日本人相信他和使用他。他的出名的举动之一，是接连向日本占领军上了四十二个条陈，向鬼子献策，如何去统治东北。另一件使他更出名的是，他是第一个在自己家里供奉日本天皇的祖宗（神武天皇）的人。为了让他家里这个小神庙起到预期的作用，曾花费了他不少脑汁。他把神庙设在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一眼就可以看到的院子角上。他在大门上还安好了透视门镜（在门里可以看见门外叫门的人），每逢有日本人来，不等走进来，他早已先到院里的小神庙前跪好。等日本人被仆人让进客厅，很自然地就会看到，这个神武天皇的膜拜者正在那里磕头。经过这些刻苦的“基本功”，他终于当上了“司法大臣”。也许正因为他的许多这类事情尽人皆知、无以掩盖，所以，他表现的对抗就不是隐瞒而是拿出一套理论。比如他回到东北来当汉奸，是为了让家乡人民的生命财产少受损失，他犯了罪也是由于“个人好强”，至于代表不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问题，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他早于“少年时代，就因为要脱离这种地主家庭，所以才投身政界的”。谈到新社会以为人民服务为光荣，他说：“我愿意呀！可是关着不放，怎么服务呢？”说学习要联系实际，他也是用这个道理来反驳，“我在监狱里和社会隔离了，怎么好联系实际？”他不同意别人说地主资本家和官僚军阀都是寄生的懒汉，他说这些人为了“立功劳、求荣誉”，都“日夜奔忙十分辛苦”。他的道理，简直说不完。他受到了批判，还委屈得不得了，说他是和平得如一潭静水，可是别人总是搅出波浪来。

我也有一套道理，可是无论在讨论会上或是私下闲扯，我都不说。在讨论的时候，我向例不先发言，到最后，也常常是以同意某某人的发言了事。别人对我这种取巧的办法很不满意，常常追问我：

“说一下你自己的意见。”

“我不是说了同意老光的吗！”

“还同意谁的？”

“还同意老梦的。”

“可是老梦是反对老光的呀！”

“我同意他不反对的那一点。”

“那一点是什么？”

我被逼得只好说几句，结果是更叫人不满意。

为什么我总不说呢？我的理解力比谁都差，刚学的东西我说不清楚，自己原有的一套，越学习越自觉得理亏，自然拿不出来。

我觉得所方给讲的这些课程，就好像专门对着我来的，和我原来的观点，完全是针锋相对。我原先认为自己是奉天承运的统治者，应占有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认为是皇帝养育百姓，地主资本家养活农民工人；我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经地义的。可是现在所学的道理全反过来了，皇帝不过是一切地主里最大的地主，是一切寄生虫中最大的寄生虫。不管我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道理却很像是对的。我这奉天承运皇帝的昏天倒运的经历和无知低能、不断露馅的事实表现，也不管我愿不愿意，每天都在给这个道理提供例证。我有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等等的概念，我思索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回忆了我过去对晚清历史的感知，回忆了自己的经历，也不管我愿不愿意，我更无法不承认中国在百年之内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事实。

一个人在没有拋开个人得失而又不承认历史事实之前，真理对他越真实，他越是感到它冷酷无情。我这次学习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心情。我今天也才明白，无论是“大下巴”的逞强狡辩，还是我的避免冲突（当然，也有理解能力差的原因），事实上都是内心空虚和自馁而又不知悔恨的表现。面对冷酷的真理，随着空虚和自馁而来的是一种恐惧。对我说来，这个恐惧便是：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舆论上，汉奸皇帝都是不能宽赦的。

更重要而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中国之曾经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东北曾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是个事实，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三个“亲戚”的勾结也是个事实，我作为封建阶级代表人物，怎么还能说是原来老老实实地在天津住着，又怎么能说是被绑架到东北当的傀儡呢？我所隐瞒的和伪造的历史，这还能骗得了谁呢？我从前在苏联还以为能骗得过去，其实，苏联不过把我当做抑留者，不曾追究我而已，现在新中国政府追究起来了，我还能瞒得过去吗？

又到了写学习感想的时候。这是要我自己对问题作出答案了。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有没有我的份儿——“是用空话来回答，还是用事实回答？”

对这问题，我睡了想，醒了想，在屋里也想，在院子里运动也想。迟疑不决，决心难下。

规定交“感想”的日子是星期一。星期日这天，我把该洗的衣服全洗好，有了一点儿空闲时间，我在院子里散着步，思虑着我怎么写这个感想。正低头想着，所长迎面走了过来。

“溥仪，你今天有了进步了。”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所长指着什么说的，一时答不上话来。所长指一指我晾的衣服，“你这个星期日休息得早啊。”我才明白，原来是说我这个星期日干活干得快。以前，每个星期日总是别人早干完了，我还在疲于奔命，等我忙完了，也该吃晚饭了。自己也没想到，今天的活干得比每次都快，别人干完了不多时间，我也跟着完了。

我随所长散步到院中心，走到我晾的衣服跟前，所长仔细地看了我洗的衣服，说：

“这个地方还没洗干净。可是你总是有了进步。”一面走着，他一面又说：“学会劳动是件重要事情。你从前当皇帝，你不劳动，还以为这是高人一等。进了监狱，和别人一样了，可是你不会劳动，别人干完了，你还忙得要命，你还是和别人不平等。现在你学会一点儿了，人家玩的时候你也可以玩了，这才平等了。对不对？”

“对，对。”

“我们祖国是劳动人民的国家，人人都要劳动，也都有权利劳动，可是一个不残不废的人不劳动，叫人养活，这就是寄生了。你从前靠别人劳动来生活，离不开人服侍你，这是你犯罪的根本原因，也是人家笑话你的原因。”

我们走到花池子跟前了。他俯下身把一朵刚刚开放的小花扶正了，把花边的一根杂草拔了下来，又说：

“要进步，首先要有勇气，胆小是不能进步的。”

这天傍晚，我抱着晒干的衣服回到监房，所长的称赞话在心里回**起来。更重要的还是他的态度，一方面如此厉害地暗示说我缺乏勇气，另一方面又如此和蔼，如此富于人情。他虽然一句也没有直接说到宽严政策，可是这比直接讲更让我感到它的吸引力。

这天回到监房，我把学习组长老光拉到一旁，和他商量：

“我想起过去的一些事，在学习之前认识不到它的性质，现在看起来正是罪恶，把这些写到感想里你看好不好？”

老光为人比较和气，他不像别人那样不留情面地批评人。他曾在北平念过法律，在伪满当军法少将，好像懂得点法律上的事儿。学习组长又是经常接触所方干部的，我觉得从他这里多少可以得到一点气候。像这种在学习感想里坦白历史的办法，所方满不满意的问题，我就想从他这里知道点消息。他听我说完了之后，很高兴地说：

“当然可以写出来，这样联系实际，这是你学习有了进步嘛！”

听了他的话，我拿起笔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