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轮到了我值日。值日的任务之一，是吃饭的时候，把栏杆外面的饭菜接过来。那天，在栏杆外给各房送饭的，是对我最好的一个侄子——真瑞。他一样一样地把饭菜都递给我之后，出我意料地把一个纸条悄悄放进我的手里。

这是监规所不允许的举动。我忙偷偷地把它藏在自己的饭碗底下，藏好之后，这才转过身来把饭菜转递给同犯们。

吃过午饭，是午睡的时刻，我躺在铺上偷偷打开纸条。那条上写的是这几行字：

我们都是有罪的，一切都应当向政府坦白。我从前给您藏在黑皮箱里的东西，您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代，政府一定宽大不究……

这个纸条所给我的震动，可以说不亚于当初乍一听见把我送到中国的时候。

这种震动，不但包含着恐惧，而且包含着恼怒。我恼怒的是，不过一年多以前还称我为“上边”的人，现在居然也把政府人员的语汇，什么有罪咧，坦白咧……拿来教训我。我恐惧的是，我所担心的、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家里人的“叛变”，终于出现了征兆。

我不由得不回想这一两年间，我这个小家族究竟有了些什么变化。认真地一想，这种变化就一个比一个更带有威胁性。

最早令我感觉到的，是楼下住着的这些年轻的小家伙，总比楼上伪满那些老家伙话多，有时隔着笼子和看守员呱啦呱啦说起来没完。铁笼子的建筑是这样，楼上下说话可以互相听见。有一次，他们谈起了刚回国时的害怕心情，谈起每个人的疑神疑鬼的笑话，还笑个不住。这是他们离开我身边之后，开始无拘无束的表现。他们这种轻松的心情，让我发生了不快之感。

一九五〇年过第一个春节的时候，所方给我们组织了文娱活动，除了玩扑克、下棋、唱歌之外，犯人们自己也演了一些小节目，如京剧清唱、说快板之类。在节目中间，有一个引起我惊奇的是，我的侄子子显表演了一段他自己编的破除迷信的活报剧，引起不少笑声。他所编演的故事，暗指当时年岁大的战犯中间普遍存在着的念经信佛的活动，而我也是其中之一。刚进监狱时，老家伙们几乎人手一挂数珠，不学习的时候，就偷偷地咕咕哝哝地念经。我的岳父荣源连学习时间也不肯放过。到哈尔滨以后不久，所方把数珠都收去了，我有个挂在脖子上的银质护身佛，是蒙古一个活佛送的，也给收去了。可是我还是偷着念，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停止了这种无聊的活动。子显用活报剧讽刺了这种活动，大大刺痛了我。这个变化比起和看守员说说笑笑来就更严重了。

还有一个变化，是几个侄子担任了挑水送饭的值日劳动之后，时时流露出一种情不自禁的高兴。他们从甬道匆匆走过，脸上带着和我在一起时从来没有过的笑容，这加上他们和看守人员谈话时那种自然而亲近的态度，使我不由地疑虑暗生。

从一九五二年起，我逐渐由自己洗手绢、袜子进步到能洗衣服、洗被子了。这一方面是由于逐步锻炼，另一方面也是迫于家人变化的情势。这种变化就是他们对我的服侍不但不表示积极，甚至已经很不耐烦。有一次，我的眼镜架子有点活动，我请看守员替我送到李焘那里修一修。我原先没看出来，李焘是个很灵巧的人，进了监狱他居然连钟表也能修理了，在苏联的时候，就短不了有犯人找他修修表，弄弄坏钢笔。这个眼镜由看守员拿到楼下之后，过一会儿就从下面传来李焘的嘟囔声音，我虽听不清他说的什么，却觉出了他正表示从来没有的不高兴。在过去，李焘在我眼里是低于一切家人的一个“随侍”，而今天（眼镜虽勉强修理过了），这一阵嘟囔却是高于一切家人变化之上的变化。

有了这些前述可虑的变化之后，到一九五二年夏天出现了这个纸条，我越想越觉着不是一件小事。

我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把纸条放进抽水马桶里去了。纸条冲掉了，纸条上的话可从心里怎么也抹不掉。我的心被它搅得七上八下，不知怎么是好。恼恨逐渐变成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事情会不会发展成“同盟”的瓦解和“内部”的“叛乱”？我必须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不等他们进一步变化，就先把黑皮箱交出去。现在已不仅是个舍得舍不得的问题，而是会不会从此查出我过去的一切欺骗。两年来，天天学习，天天口头上表示认罪，可是满满一箱底的珠宝还瞒着不说，过去表现的一切悔恨、认罪，人家还相信吗？对这样的欺骗又怎么能宽大？

我反复思索纸条留在我心里的那几句话。越思索越感到最后“自己主动交代……一定宽大”那句话的吸引力。关于宽大政策，公安机关那位首长讲话时提过，报纸上也讲过，所长讲话中也常说过，我总是半信半疑，认为这只能适于一般犯人，至多适于一般的汉奸。而我是头号战犯，我是“首恶”，是属于“必办”一类的。

更重要的是，一堆珠宝的交代，等于承认了我对政府不老实，等于承认我过去一切表现，连那份自传，都是靠不住的了。

后来的思考又回到能不能瞒住的问题。想来想去，还是那个苦恼的结论：瞒不住的！

这些翻来覆去的思考不是经历一小时，也不是经历一天，而是持续了十天之久！在这十天里，每逢真瑞侄送饭来，我总觉得他的视线直透过铁栏杆，盯着那个黑皮箱。这皮箱简直成了压在我心坎上的越来越沉的黑色负担。在苏联时，有一天夜里举行防火演习，我一听见警报，连衣服也顾不得穿，首先是扛起这个皮箱向外跑。小张用嘲弄的口吻向我说：“君王的江山都已没有，还舍不得这些破烂！”看来他的话真是不错，难道我真要叫它把命都送了吗？究竟还是命值钱，有一分宽大的机会也要争一争，何况自己交出来总比被人告发出来强啊！

我请求所长接见我。我在所长面前，流着眼泪说：

“我真混蛋！政府对我这样宽大和关怀，我竟这样没有良心！”然后以坚决的态度表示：“我唯有把这些掠夺人民的宝物，归还人民，献给我们的人民政府。”

所长让我坐下，倒水给我喝，叫我镇静。然后说：

“这些东西我们当初没有检查出来，你现在自动坦白了，这很好，说明你有了一定的进步。”

我从沙发上连忙站起来：“我良心上现在很难受。”

“现在给你登记一下，这些东西你还拿回去……”

“不！不！”我又跳起来，“我看到它很刺激，一定献给政府！”

这个结局是太出乎我意料了。所长叫人办理登记手续，一定叫我把存条收起来。我把存条夹在笔记本里。黑色包袱卸下来了，一片乌云过去了。但是，在这种新的风平浪静中，我预感到了新的风暴就要到来。我已经明白，存在于我这个封建小家族中的“神圣同监”和我的精神统治，是快要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