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职典礼之后不多天，我忽然起了散步的兴头。我带了婉容和两个妹妹，坐上汽车，来到了“大同公园”。我还没有看清楚这个小花园究竟是个什么样儿的，忽然听见四处响起了摩托声，接着便看见游人们有的惊惊慌慌地乱奔着，好像遇到了什么祸事。摩托的响声越来越大了，似乎园子外面来了成群的汽车。过不大时间，走道上远远地出现了日本宪兵、伪满警察，还有外貌颇似官员模样的人，纷纷向我这里走来。原来我这次出游把日本人惊动了。起初他们都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日军司令部下了全城戒严令，到处搜索失踪的元首，很快地在公园门口发现了我的汽车，于是把公园包围起来，把我找到，劝我回家。我看这种声势不对，乖乖地跟他们走出公园，搭上汽车，回到我的“缉熙楼”来。

执政府内务处的日本人内务官对我解释说，这是为了“执政”的尊严和安全。

在“满洲国组织法”的第一章“执政”里，一共有十三条文字，都是表明着“执政”的权威和尊严的：

第一条　执政统治满洲国；

第二条　执政代表满洲国；

第三条　执政对全国国民负责任；

第四条　执政由全国国民推举之；

第五条　执政得立法院之协赞以行使立法权；

第六条　执政统督国务院以执行行政权；

第七条　执政依据法律组织法院以执行司法权；

第八条　执政为维持与增进公共之安宁福利或执行法律，得颁发命令，但命令不得变更法律；

第九条　执政为维持公安或防预非常之灾害，于不能召集立法院时可得参议府之同意而颁布与法律同一效力之紧急训令，但须于下次会议中报告立法院；

第十条　执政得制定官制、任免官吏，并定其俸给，但依本法或其他法律所特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条　执政有宣战、讲和及缔结条约之权；

第十二条　执政统帅陆海军及空军；

第十三条　执政有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之权。

如果在每条的“执政”二字下面加上“名义上”三字，这个组织法倒也是真的。事实上，我这个“统治满洲国、代表满洲国……”的“元首”，从那次游公园被搜索回去之后，除了经过日本人安排好的以外，我再也没出过一次大门。“大同公园”到底是个什么样儿，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如果说到我的权力，那就只有对关东军的点头同意权和逢迎谄媚权。假若我竟敢认真地要按照“组织法”行使起那上面的权来，那就等于自己不要关东军给我装扮起来的尊严和赏赐的安全。

然而，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我一开始竟有时会忘掉，在得了许多教训之后，才牢牢地记在心里。

我所以会忘掉自己的尊严是装扮起来的，也许由于是关东军起初做得太像了。首先，我脑中留下的天津七年的印象很深，那七年间，没有一个日本军人或官吏不是在我面前毕恭毕敬地呼我为宣统帝；其次，我到东北后，无论是板垣还是本庄繁，当着我的面都是彬彬有礼的，凡需用厉害颜色的时候，却都经过中国人向我转达，所以我从没有直接看见过他们的红脸。在三月九日那天，“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的十分恭维的祝词和庆祝酒会上本庄繁的十分有礼地向我祝酒，又给了我一个深刻印象。我竟忍不住地想道：“看样子日本人是真的承认我这个元首的。陈曾寿和胡嗣瑗他们说得大概不错，日本人不请我出来不好收拾东北这烂摊子，既请我出来就得对我有所尊敬。他们劝我不要太让步，可能是有道理的。”

典礼后的第二天，我在兴奋之余，曾向胡嗣瑗和陈曾寿发过誓愿说，“我有三愿，现在告诉你们。第一，我要克除掉过去一切毛病，陈宝琛说过我懒惰和轻佻，从今誓不再犯，一定振作奋发，勤劳从公；第二，我将忍耐一切困苦，誓必由此开始，逐步恢复祖业，重登大宝；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承继大清基业。此三愿实现，我死亦瞑目。”

从这天起，我真的不再睡懒觉，早早起来便到“执政”办公室里去办公。我那时最忙的“公事”就是接见求见的人。求见的人很多，除了各部总长，还有前清遗老，当地绅商。我是有求必见，往往从早晨六时起，到晚上十一时止，除了吃饭，我都在“办公”。这些求见的人有的是来给我请安磕头，有的送点土产，有的和我叙叙家世，有的求我给个职业，有的则纯粹是怀着好奇心，要看一看我，要谈什么话他都没准备好。不久，我就发现这些人，包括总长们在内，有个共同特点，就是谁也不是找我谈“国事”的。那些总长们根本没有人向我请示什么“公事”，只不过和我闲聊天。当我向他们问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说：“次长办着了。”次长就是日本人，他们是向来不找我的。

唯一向我谈国事的是郑孝胥。他每星期按例要来向我报告一次“国务会议”通过的案件，这个国务会议，十足地证明了以我为首的这一伙人的身价。

所谓国务会议，“国务院”每周举行一次，由各部总长参加，主持者名义上是“国务总理”郑孝胥，其实是总务厅总务长官日本人驹井德三。驹井从前在满铁做过事，曾发表过一篇“满洲大豆论”的文章，在日本得到“中国通”的称号。他被日本军部请来担任“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总务长官之后，日本杂志《改造》称他为“满洲国总务总理”，“新国家内阁总理大臣”。每次举行“国务会议”，都是他给郑孝胥准备好议案，由郑在会上照本宣科。国务会议上的通过和郑孝胥向我报告，完全是走一下形式。在国务会议上没有人能反对，到了我这里依然是反对不得。据说在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到各部各省机构日本人官吏的比率数字表。财政部总长熙洽打开牛皮纸口袋，一看那个准备好的数字，就不高兴了，居然向驹井德三提出质问：“新政府刚成立，第一次阁议还没开，这些表格是谁给作出来的？”不料驹井命令道：“别说话！”熙洽一听，火上来了，站起来问：“为什么不让说话？连日本军司令官也没跟我喊过，你喊什么？”驹井德三大怒，把桌子一拍：

“我叫你别说话，就是不许你说话！这是关东军决定的，你就得赞成！”

“我不干啦！”熙洽要走。

“你拿了钱，不干行吗？你们在座的，哪一个没拿关东军的机密费？你们要知道，满洲国可是日本人拿鲜血换来的！给你吃现成，你们还要想捣蛋，可要放明白点！”

本来有几个“总长”都很气愤，只要熙洽一走，就一齐给驹井亮一下台看，可是一听这话，都低下了脑袋，连熙洽也乖乖地坐回位子上去了。所谓机密费，郑孝胥最多，是一百万元，其他各“总长”各拿了二三十万不等。这笔数字是和忠顺程度成正比例的。这场风波也就是拿了一百万元的郑孝胥给圆了场，大家乖乖地通过了日本官吏比率表[26]。

我虽然不像熙洽那样被日本人直接骂过，可是在郑孝胥面前也听到不少对元首尊严大为贬价的话，这就是每当我对国务会议的议案有所挑剔时听到的：

“这是关东军决定的！这是不能改动的！”

在不多天前，伪满的中央银行行长荣厚，因为说话不慎，被关东军扣押了几天。驹井拍桌子和荣厚的事提醒过我，为了尊严和安全，还是不挑剔的好。但有时，另外一种想法又钻到我心里：“我总归是个元首，和熙洽、荣厚不同。难道驹井敢向我拍桌子，关东军能把我关进司令部吗？”

在关东军决定成立“协和党”的时候，我决定要反对一下。

这是“大同元年”（一九二二）七月间的事。郑孝胥在一次例行的国务报告中，提到国务会议通过了一项建立“协和党”的议案。我对于什么“接受旧海关”“追索关余”等议案全不留心，唯有听到这个“党”字像触了电似的吃了一惊，忙问他成立个“党”是什么意思。他说，世界先进国家全都有政党，所以“满洲国”也该有一个。“协和党”的用处是“组织民众协力建国”，让民众树立“尊重礼教、乐听天命”的思想，这是“王道乐土”所不可缺少的……

我不等他说完，便忍耐不住地打断了他的“朗诵”，摇头说：“我不要这个党！要党干什么？辛亥亡国就是叫乱党闹的，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又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你难道都忘了吗？不要！不要！”

“这是日本关东军决定的，这是不能改变的。”郑孝胥冷冷地说，“上头要是不愿意，就直接跟他们说吧。”

“好，我就要跟他们说！”我不在乎地说，“你去告诉他们吧，叫他们找我来！”

过了两天，关东军第四课的片念惠参谋来了，向我解释了成立“协和党”的必要，理由和郑孝胥说的没有两样。后来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又来向我劝说，桥本回去之后，板垣又亲自出马，但是不管谁来，都没能说服我。

我的理由越辩论越充足，我觉得连日本人也不该反对。我的最大理由是任何政党只会造成国家的不宁，“满洲国如果不安宁，对日本也颇不利，故将有碍于邦交”。我认为这样坚持下去，不会发生什么危险，所以我决定坚持下去，看究竟怎么样。

这次争论的结果，日本人表面上让了步，把协和党改名为协和会。后来我听说，这种更改，主要是因为日本人有了新的考虑，要用这个组织容纳下全体“国民”，才采用了“会”的名称。“协和会”规定凡二十岁以上的人全得做会员，十五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则组织到“协和会青年团”中，十岁到十四岁的则是“协和会少年团”团员，妇女们另有一个组织，即“协和会”领导的“国防妇女会”。这样，协和会便成了一个网罗一切人口的进行奴化教育、监视人民和组织奴役劳动的庞大的特务性机构。

经过协和会这件事，我有了这样的一个看法：日本人毕竟还是尊敬我的，而郑孝胥却十分可恶，他是处处利用关东军的名义吓唬我，他竟敢不拿我当主子看待。

接着是发生了“日满密约”的事件。

这个密约的内容，我在前边已说过了。使我难忍的并不在于祖国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丧失，而是它不啻证明我这元首根本没有发言权和决定权。这个密约是八月七日由郑孝胥为代表和本庄繁签订的，过了一个多星期郑孝胥才拿来给我看，叫我承认。

“为什么你早不拿来？”

“这都是不关紧要的事。板垣在旅顺不是早提出过吗？”

“什么早提出过？就算提出过，就不该先问问我吗？”

“板垣说过，要是早送上来，免不了叫胡嗣瑗这些人多嘴添麻烦……”

“我这个执政还算不算哪？”我拍了一下桌子，心里恨透了板垣，但我更恨这秃头。

如果是在紫禁城里，我这一拍桌子等于是“跪下”的口令。可是现在这秃头面不改色地冷冷地答道：

“这也不是正式条约，等日本的正式大使武藤来了还要订立正式的。本庄这次调职，走得也太急……”

“走开，走开！”

郑孝胥一走开，胡嗣瑗就来了。

胡嗣瑗这时是我最信任的人。胡嗣瑗是“执政府”秘书处长，算是在我身边为我个人服务的差事，出了我的家门他也没有任何权力，地位是和郑孝胥比不上的。他的最大兴趣就是要弄倒郑孝胥和劝我向日本人争权。在郑孝胥拿来密约前不久，我们就听说本庄要调职回国，接替他的是武藤信义，与这消息同时传来的是日本将要承认“满洲国”，武藤兼日本大使。这给了我很大的希望，认为本庄之走和武藤之来，形势很可能发生变化，既然日本承认这个国家，一定能“平起平坐”地谈一谈。根据胡嗣瑗的意见，我派了两个人到日本，先和武藤以及天津时代的熟人香椎浩平和日本陆军总参谋长直崎这些军部人物联络一下。这两个人一个是给张园做过法律顾问的律师林廷琛，一个是叫蔡法平的台湾人，都是胡嗣瑗给找来的。他们带去了我向武藤等人提出的几点要求，主要是以下几条：

一、执政府依组织法行使政权；

二、改组国务院，由执政另提任命名单；

三、改组各部官制，主权归各部总长，取消总务厅长官制度；

四、练新兵，扩编军队；

五、立法院克期召集议会，定国体。

总起来一句话，就是要求用人权和改帝制。这都是胡嗣瑗给我出的主意。据他讲，他在东京有个叫徐丙的台湾籍朋友，和日本军部要人都有交情，通过这条路线活动，是很有希望的。正好我和郑孝胥发过脾气，胡嗣瑗就来告诉我，林廷琛和蔡法平来了信，消息非常之好，甚至帝制问题都大有希望。我于是更认为一切坏事都是郑孝胥干的，除了板垣，别的日本人并不坏。我的腰硬起来了。我又接受了胡嗣瑗的意见，决定免去郑孝胥国务总理职务。

郑孝胥也知道了我的打算。他先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办法，向我告老辞职。我心里明白，这是奕劻从前对付我父亲的办法，但我有了东京的“好消息”，并不怕他。我说：

“你也到了休养的时候，我也不好留你，那么，你推荐谁来继任呢？”

秃头的脸上变了色，我心里非常得意。不料他看我一点儿不挽留他，又变了话：

“孝胥的意思，上头没有明白，是请上头给几天假……”

我想，你请假也好，你一走，我就派别人顶你。

我准了郑孝胥的假，立刻派胡嗣瑗去找臧式毅，授意给他，要让他当国务总理。这位臧式毅比我和胡嗣瑗聪明得多，他知道我这执政的命令的价钱，没有关东军说话，他答应了我只有找麻烦，就拒绝了。为了拉住他，我又叫他去代理国务总理，可是不等他表示态度，郑孝胥赶忙销了假，回到他的总理办公室去了。

我还没想出进一步的对策，他的儿子郑垂找我来了。他没有提他父亲的事，却先从更叫我生气的问题谈起。

“听说上头等武藤来，就要提出由满洲人主事，各部权力归满人，这件事要三思呵！”

“这有什么三思的？日本人都同意了，你倒不同意？”

“不是郑垂不同意，只怕日本人不同意。”

郑垂见我不高兴答理他，笑了一笑，接着说：“如果真的把权力全拿到满人手里，就怕各部长官驾驭不了吧？”

我听了这话，心中大怒。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从他父亲起到各部总长只不过听命于日本人，而不是我这个“真龙天子”。

“你说的是……什么话！”

我愤然站起来，走出我的“执政办公室”，不想再看见他那张可恶的笑脸。

我回到了“缉熙楼”，晚饭摆上来了，我不想吃，只是气愤地在地上来回走，寻思着撵走郑氏父子的方案。我没有想出任何办法来，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和武藤的会面上。

九月间，武藤来了，比武藤早到一步的是去东京活动的林廷琛和蔡法平。他们带来的消息还是那样美妙，说除了取消总务长官问题尚待研究之外，其余都不成问题。因此举行了日满议定书签字仪式之后，我单独和武藤会面的时候，我抱着很大希望正式地把那几项要求提了出来，在改组国务院那一条，我要求首先把郑孝胥免职。

武藤是日本大正时代晋升的陆军大将，做过参谋本部次长、教育总监、军事参议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率日军占领过苏联的西伯利亚。他这次以大将资格来东北身兼三职——关东军司令长官（从前都是中将衔）、关东厅长官（“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设在辽东半岛的殖民总督）和“驻满洲国大使”，到任不久就晋升为元帅，是这块土地的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满洲国”的太上皇。日本报纸称他为“满洲的守护神”。在我的眼里，这个六十五岁的白发老头确实像一个神似的那么具有威灵。当他十分有礼貌地向我鞠躬致敬时，一种得天独厚、求必有应的感觉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等我把话说完，他很礼貌地回答道：

“对于阁下的意见，我必带回去认真地加以研究。”

他带走了胡嗣瑗写的那几条要求。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不见他的研究下文。

按规定，我每月有三次和关东军司令兼大使的会见。第二次会见时，我催问他研究的结果，他仍是说：“研究研究。”

研究的最后结果，驹井德三拿了一百万元的酬劳费下台去了，但另一个日本人坂谷希一又接替了他的职务，官衔虽然由总务长官降低为总务厅长，名义上位于各部长之下，而实际权力和从前一样。国务总理也仍然是郑孝胥，只不过他的儿子郑垂被免去国务院秘书官之职，给了个航空会会长的名衔。此外，可以说是一点儿没有变化。

过了不久，胡嗣瑗被“升”为参议府参议，实际是把他从我身边调走。后来，日本人索性请他退休，连生活也弄得非常困难，我只好每月供应着他。胡嗣瑗这一调走，我立刻又想起了熙洽和荣厚的遭遇，就再也不敢向武藤询问他的研究结果。从此，每次和武藤见面，只有陪他谈佛学、讲天气；每次听郑孝胥的国务报告，就只有点头、“裁可”。我又明白过来：这是保持尊严和安全的最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