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日本租界七年的影响和遗老们十几年的教育的基础上，又有了到东北后不到一年的训练，我已被造就成了一个完全的软体动物，已弄到了离开日本人就不能生存和思想的程度。为了虚假的自欺欺人的尊严，为了保住一条性命，为了“重登大宝”的幻想，我只有依附在关东军的皮靴上。一九三二年国际联盟派了一个调查团到东北，曾经引起郑孝胥父子发生过把东北变成国际共管的幻想，我却连这种幻想也没有过。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一再电致张学良，指示了“为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九月二十二日又在南京全市国民党员大会上说要“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所谓“国际公理”，照他说就是在国际联盟这儿。九月二十一日国联接到南京政府代表提出的“立即采取办法，使危害国际和平之局势不致扩大”的请求，九月三十日国联行政院（或译理事会）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南京政府又提出由国联派中立委员会到满洲调查的意见。国联在开了许多次没有结果的会之后，十二月十日，在日本人同意下，决议组织一个调查团，到东北调查“中日纠纷”的实情，并向行政院提出报告。这个报告自然要包括解决“纠纷”的意见，也就是蒋介石所宣传过的要等待的“公断”。
调查团由五国委员组成，即英国的李顿爵士、美国的佛兰克洛斯·麦考益少将、法国的亨利·克劳德中将、意大利的格迪伯爵、德国的恩利克希尼博士。团长是李顿，所以当时又被称为李顿调查团。与调查团同行的除了一批秘书人员和专家之外，并有中日双方各派委员一名协助工作，日本派的是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中国是前外交总长顾维钧博士。
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调查团出发了，先到日本，又到上海、南京、汉口、九江以及湖北的宜昌和四川的重庆，四月初到北平又停了十天，四月二十日才进入东北，到长春时已是五月。在这期间，南京政府宣传着等待“公理之判断”，而日本军队却占了锦州，发动了淞沪战争，逼着蒋介石签订了不得驻兵淞沪的协定，同时也制造出了“满洲国”的既成事实。究竟这个调查团到中国来是打算干什么，蒋介石希望的又是什么，我都被闹得糊里糊涂的。
五月三日这天，我和调查团的五位委员进行了十分钟的会见。在这十分钟内，他们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我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我脑中闪过了一个念头，大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五位绅士的彬彬有礼的风度让我回忆起天津时代我和他们同国人的交往。闪过我心里的念头就是：他们的那些同国人，特别是调查团长李顿爵士的同胞庄士敦，曾向我说过伦敦的大门为我打开着，如果我现在对他们说，我是叫土肥原骗来又被板垣威吓着当上“满洲国元首”，并且要求他们把我带到伦敦，他们干不干呢？这个轻微的念头刚一闪过，我就打了一个寒噤，因为我想起来身边还坐着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我不由得地向那青白脸瞄了一眼，然后老老实实地按照他事先嘱咐过的，念我的台词：
“我是由满洲人民推戴才来的。满洲国是满洲人民自愿建立的……”
调查团的五位委员一齐对我点头微笑，然后我们一同照相，喝香槟。他们走后，板垣的青白脸上泛满了笑容，赞不绝口地说：“执政阁下的讲话响亮极了，风度好极了！”
引起我那个想入非非之念的，除了上面说过的天津时代的影响之外，还有我对日本人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影响和情绪，我发生了投靠其他洋人的幻想。但这个幻想和郑氏父子比起来，是太微弱了。
早在旅顺的时候以及调查团和我见面之前，郑氏父子就几次说过：“别看日内瓦、巴黎开会开得挺热闹，其实哪一国也不打算和日本硬碰。现在有点力气碰得动日本的，只有美国，可是美国头一个就不热心。美国虽然不是国联的会员国，国联可是要听美国的。”精通英日两国文字的郑垂还告诉我，美国的不少代表官方意见的报纸，时常登出一些袒护日本行为的舆论，甚至还告诉过我一件不知他从哪里听说的消息，说美国和日本曾经有过密约，美国对日本在东北的行动表示过谅解。郑孝胥还说过，美国早在“九·一八”以前就劝过中国政府，索性把满洲卖给日本，因为这样不但可以省掉许多麻烦，而且还可以让日本去对付苏联，于中美都有好处。这些情报都是令我半信半疑的。
“调查团到咱这来干什么呢？”郑孝胥在通知我将要会见调查团时说：“他们在咱们满洲建国前不来，建国后才来，可见他们不是打算否认新国家的，他们根本也不打算制裁日本，他们希望的是机会均等、门户开放。他们在东京跟内田（此时内田康哉已调任日本外务相）谈的也是这个。他们同时关心的是希望日本替他们打俄国。这也不是跟咱们过不去，对咱没坏处。”
郑垂摇头晃脑地给我讲了个比喻。他说，英国有位学者曾说过，英国的绅士们有如豪猪，因为是同类，所以相聚，又因为各个身上有刺，所以又都保留着一个距离，郑垂说：“我看列强也就是豪猪。用中国人的话说，他们是冤家，又是亲戚，既是亲戚，咱就得认他们是姑舅。”
事实上，喜欢吹牛的郑氏父子并没有撒谎。在当时的《东方杂志》上，就可以找到《纽约论坛报》和《纽约日日新闻》等报纸上的袒日言论的译文，比如前者有这样的话：“日人军事行动为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政策所不能免之反响”，后者：“日本继承俄国在满洲开发，至于今日，其功绩之伟大，为世人公认。”国联通过派遣调查团的决议，确曾遭受到美国的反对，理由是“此种行动足以刺激日本国民的情绪”，国联在一次会议上，打算做出要求日军退出满洲的决议时，美国国务卿凯塞尔就公开表示，对此并未附议。这些事实的记载可以从当时的许多报刊上看到。后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些秘密文件，其中有个《一九三一年美国外交文件》一书，公布了那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驻日大使福白斯交给日本外务大臣币原的一份密书，透露了美国政府当时“曾劝中国政府采取妥协步调”。至于日美秘密对东北问题的谈判，则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号的《国际事件》（International Affairs ，一九三五Dec.）上据西·莱特的一篇文章《美国人对远东问题的观点》（Q.Wright：American View of the Far Eastern Problem ）中揭露了出来。
虽然我当时不大注意《东方杂志》之类的报刊，可是调查团对于“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关心，我也能很快就知道。这年10月，我从日本的《中央公论》上发现了驹井德三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满洲国是向全世界宣称着》，写的是他和调查团的会见。文章说第一个提问的是李顿，问他“满洲国的建设不稍嫌早些吗？”他回答了一大套“非但不嫌其早，且嫌其晚”的“道理”，然后——
其次麦考益将军问：“满洲国宣扬着门户开放主义，果真实行了吗？”
我立即回答说：“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是满洲立国的铁则。门户开放政策，在昔围绕着中国的诸国中，美国是率先所说的精神。但这主义政策是列国之所倡，中国本身是抱着门户闭锁主义，我们在中国的何处可以看到门户开放的事实？我们以极强的钥匙使满洲国门户开放，我们只有受诸君感谢的理由而没有受抗议的道理……不过我须附带声明的就是关于国防事业断不能门户开放，即在世界各国亦断无此例。”
李顿再询问着说：“满洲国实行着机会均等吗？”
我略不踌躇地说：“机会均等，贵国在中国已有其先例，即前清末叶，中国内政极度糜烂，几全失统一之际，罗浮脱·赫德提议于清廷说，倘然长此以往，贵国将完全失其作用于国际间，故此际不如依赖西洋人，即单是海关行政，亦有确定之必要。于是清朝立即任命罗浮脱·赫德为总税司，海关行政方得确立。在这海关上，使用着许多的英、法、日等国人，这海关在中国是被认为最确实的行政机关了。因此而列强借款给中国，中国遂得在财政上有所弥补。英国人亦以海关为施行机会均等者。但是我们日本人，要想做这海关的事务员，则非受等于拒绝的严格的英语试验不可。”
“……却说我们满洲国，是满洲国人和日本人协力而建设的国家，因之新国家的公文，均以满洲国语和日本语而发表的。所以任何国人，倘能完全使用满日两国语言，并能以满洲国所给与之待遇为满足，则我们当大大的欢迎。这就是我所说的机会均等。”
我继续着问：“你们各位还有旁的询问吗？”
旁的人都说：“此外已无何等询问的必要了，我们已能充分理解了满洲国的立场，愉快之至！”
国联调查委员在离开新京时，我送到车站上，那时候李顿握了我的手小声地说：“恭祝新满洲国之健全的发达！”同时用力地握了下手就分别了。
这篇文章使郑孝胥父子感到了极大的兴奋，郑垂甚至还估计国联很可能做出一个国际共管满洲的决议来。过了不久，即这年的十月，调查团的报告书公布了，果然叫郑垂猜中了。首先，调查团的报告书中所代表的国联，正是以郑氏父子所希望的那种中国的管理者的态度出现的。报告书明白地说：“目前极端之国际冲突事件，业经中国再度要国联之干涉……中国遵循与国际合作之道，当能得最确定及最迅速之进步，以达到其国家之理想。”其次，这位管理者确认它的同行“日本，为谋满洲之经济发展，要求建设一能维持秩序之巩固政权，此项要求，我等亦不以为无理。”但是，这位管理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唯有在一种外有信仰内有和平，而与远东现有情形完全不同之空气中，为满洲经济迅速发展所必要之投资始可源源而来。”这就是说，要有列强各国共同认为的那种“信仰”才行，这就是郑氏父子所向往的由各国共同经营、利益均沾的局面。
郑氏父子关于反苏问题的估计，也得到证实。调查团说，它理解日本称满洲为其生命线之意义，同情日本对“其自身安全之顾虑”，因此，“日本之欲谋阻止满洲被利用为攻击日本之根据地，以及为在某种情形之下满洲边境被外国军队攻击时，日本欲有采取适当军事行动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认”。不过调查团又认为，这样做法日本的财政负担必大，而且日本在满军队受时怀反侧之民众包围，其后又有包含敌意之中国，日本军队能否不受重大困难，亦殊难言。因此，可以考虑另外的办法，则“日本甚或又因世界之同情与善意，不需代价而获安全保障较现时以巨大代价换得者为更佳”。调查团于是提出意见说，问题的解决，恢复原状和维持现状都是不能认为满意的办法，认为只要“由现时（满洲国）组织毋须经过极端之变更或可产生一种满意之组织”，这就是实行“获得高度自治权”的“满洲自治”，由各国洋人充当这个自治政府的顾问；由于日本人在东北的权益大些，日本人比例也大些，但其他外国也要有一定比例。为实现这个新政体，“讨论和提出一种特殊制度之设立，以治理东三省之详密议案”，要先成立一个由国联行政院掌握最高决定权的，由中日双方和“中立观察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调查团并且认为“国际合作”的办法不但适于“满洲”，也适于对全中国使用。其根据理由也是郑氏父子屡次表示过的，是因为中国只有劳动力，而资本、技术、人才全要靠外国人，否则是建设不起来的。
这个报告书引起日本的反应，是令郑氏父子很失望的。调查团尽管再三谈到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权益，甚至把“九·一八”事变也说成是日本的自卫行为，日本人对它提出的这种列强分肥的想法，仍然表示完全不能接受。日本的外务省发言人只表示同意一点，就是“调查团关于满洲的建议，大可施于中国与列强间的关系而获得裨益，如制订国际共管计划”！至于对“满洲”本身的共管方案，根本给个不理睬。所以郑氏父子和蒋介石政府以及连声为报告书叫好，称之为“世界之公论”的胡适博士，都不免垂头丧气了。郑孝胥后来的失宠和被弃，也是因为在对“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问题存在幻想上。一九三五年，他在自己办的一个“王道书院”里演讲。宣传了这个理想，结果是日本人请他退休。他退休后，因为日本人不让他往北京迁移，存在银行里的那一百万元“机密费”又不给他兑现，一九三八年一气之下丧了生。至于郑垂的失宠和去世更早，是一九三三年年初暴卒的，究竟怎么死的，至今还是个谜。
在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之前，我也确曾有些想法，假如真的像郑氏父子希望的那样，将东北归为国际共管，我的处境必定比日本独占情形下好得多。但是，我还有两点不同的考虑，一是怕“共管”之中，中华民国的政府也有一份，如果这样，我还是很难容身；另一点是即使民国管不上我，国际共管也未必叫我当皇帝，如果弄出个“自治政府”来，那还有什么帝制？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横蛮，在国际上居然不受一点儿约束，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使我相信，自己是绝对逃不出它的手掌心的。因此，事后我一想起了调查团会见时我心里闪过的那个念头，不禁暗想道：“幸亏我没有傻干，否则我这条命早完了……现在顶要紧的是留下这条命，说不定日本人还让我当皇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