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了圣坛会变成使人惧怕的鬼神。

科学到了圣坛会变成一派荒诞。

在地学界，以黄汲清、谢家荣为代表的一大批正直的科学家，之所以不服宣传上的某些做法和提法，原因只有一个：科学必须尊重客观事实，科学不能一家之言。

黄、谢两位科学大师在他们身后还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太天真了，他们以为在暴风骤雨的政治斗争面前，也可以采用像搞科学一样的诚实态度去对待。大师们彻底地想错了。当他们还来不及发现自己的想法错在何处时，革命风暴已经把他们从万众敬仰的科学大师座椅上拉到了以鼠为伍的地下狱室。在棍棒和飞机式面前，身材魁梢的谢家荣奉行的是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讲因而最终以自杀方式结束了其辉煌的一生。黄汲清太瘦小，瘦小得他想在那间暗无天日的地下狱室里将自己的身子撞击水泥地的力气都没有……

这位当时不足80市斤体重的大师，在谢家荣去世之后，以地学界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身份，遭受到慘无人道的灵魂与肉体的摧残。

文革初期，黄汲清当时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在这个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科研圣殿里，少数几个以打砸抢为嗜好的造反派分子掌握了科学院生杀大权。在文革开始的并不长的时间里，他们逼死了谢家荣，又逼死了另一位著名地质矿床学家孟宪民，他是我国最著名的锡都云南个旧锡矿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还是世界上第一块新矿种香花石矿的发现者。孟宪民在地科院的一批失去了基本人性的造反派的**威下，从办公大楼的三楼窗户跳楼而死。目击者对这位大师死状至今一说起来仍会浑身发抖。他的脑袋倒插在双肩中央，地上白花花的红殷殷的一大摊……，目击者告诉我，那白的是脑浆，那红的是鲜血。孟宪民死的时候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当时，黄汲清不是没有过像谢家荣、孟宪民两位好友一样了结此生而万事大吉的念头，但他没有这种机会。造反派们不允许地学界失去批判和打击的一个最大的对象。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在不停地升级的飞机式与批判大会上，才能体验到那种革命的快乐感和胜利感。如果失去了批判与打击的对象，这种斗争就没劲！就不过癱！

黄汲清被关进了一间特设的地下狱室，从此开始了长达一百八十多天的长时间逼供审讯……

—次又一次的提审，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使打晕批昏了的黄汲清反倒越来越清醒起来：干吗要死？我没有错！我的学术有什么问题?没有呀！大庆油田是个例证！毛主席不是提倡要学大庆吗？相信党和人民不会把功臣当罪人的！

一位每天接受几小时逼供、见不着太阳见不到光线，只能吃一个慢头或两个窝窝头的老人，在半年后竟然还活着从几十级台阶下走出来，真是一个奇迹！

黄汲清从地下狱室出来的时候，家里给他称了一次体重：78市斤。在这之前的四十多年里，黄汲清说自己的体重没有少过一百三十斤。

这不是失去人性的摧残是什么？我不知道当年参与迫害大师的那些革命者现在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他们应当为做过这样的事而每夭到教堂在耶鲰的十字架面前忏悔一千次，否则天地不容！如今有人一说文革就把所有的错误与罪过统统地归到林彪、四人帮身上，我以为似乎太过于简单化了！

莫哭莫哭，出来就好了嘛!黄汲清问到家，妻子陈传骏抚摸着瘦得像个孩子似的丈夫，整宿地痛哭不停。连抬眼力气都没有的黄汲清反倒安慰起妻子来。他哪里知道这半年中妻子是怎么过来的。我到中国地质科学院采访，当向有关人士问起那一段事时，他们的面部表情一下冷峻起来：啊哟，那个时候，我们在楼上办公，每天从早到晚只要往窗外的楼底下看，就会看到陈老太太黄夫人笔者注的身影。她老在楼底下来回地走动，想有机会看一眼关在地下室的黄先生，我们告诉她说是不会见到的，可她不信，照常还是每天来，不管刮风下雨。那样子实在太可怜了，后来我们都不敢朝窗外张望，怕看到她……

陈传骏就是这样一位至诚至爱的妻子。

黄汲清在生前不止一次这样对子女说过，他的一生如果没有爱妻的关心体贴，就可能没有筝业上的如此成就，也不可能活到91岁高龄。我采访黄汲清的子女，他们跟我说的一样：没有母亲，就没有父亲的辉煌一生！

大师一生中若有最庆幸的事，应当是找了陈传骏这位贤妻。

他们相识于1936年，也就是黄汲清从瑞士获博士学位回国时。黄汲清那时刚过而立之年，正值大展雄才的年华。由于卓著的才华和恩师丁文江、翁文灝的厚爱，回国不久便升任了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主任相当于总工程师和代所长之职，如此一位璀璨的科学新星，他的婚姻大事自然引起诸多人士的关注。那时候在普通家庭里十分讲究门当户对，而在高层知识分子界，郎才女貌则更为流行。大才子黄汲清理所当然地成了京城知识界引人注目的对象。旧北京时，才女们最集中的数闻名的北京女师大，这里可以说集中了当时中国最有才貌的显贵达官家的闺房小姐。说来很有趣，女师大当时有两位人称校花的学生，她们一位叫吴镜侬，一位叫陈传骏。前者比后者大几岁，两人都出身于名门贵族，都是人见人爱的娇花淑女。1922年，吴镜侬嫁给了黄汲清的终身好友谢家荣。十几年后，陈传骏嫁给了谢家荣的终身好友黄汲清。谢家荣和吴镜侬是一对恩爱夫妻，可怜没有白头到老。黄汲清和陈传骏则更是一对如彩随形天下难寻的恩爱夫妻。谢、旲夫妇两人的性格都厲内向，而黄、陈两人则都是爱说、爱笑，性情活泼的外向型性格。他们的恋爱，充满了罗曼蒂克。当他们的子女也有五六十岁时，子女们给我谈起了他们的父母在年轻时第一次约会的趣事：黄提出到郊外的香山玩。好啊，明天就去！陈传骏欢呼起来。第二天，一对恋人搭车前往香山。一路上，陈传骏小姐欢快得像只小鸟，啷唧喳喳说个不停。到了到了。车至目的地，小姐一溜烟眺了下去，回头一看，锖人不见了。左盼右顾，还是没人彩。回车上一看，你道怎么回事？嘿，这黄大才子呼呼地正酣睡着呢！哎哎，你在做什么美梦呢?陈传骏推醒黄汲清，气不打一处来。嘿嘿，对不起，我刚才正好梦见了在德国黑森林与好友约会的事。黄汲清不好意思地推推鼻梁上的眼镜。好你个黄汲清，你交待，你在外国留学期间跟哪个洋妞约会过?说！陈传骏小姐气喘吁吁地——把将黄汲清拖下车，非要他说个清楚。黄汲清一见此情，也急不是的不是的，龟儿子才约会嘛！那你刚才不是说在德国什么黑森林白森林约会的，一定很浪漫吧？黄汲清笑了：嗨，那倒是约会，可是我们几个地质学友约会呀！陈传骏这下把沉下的脸浮了上来，将一只纤柔的手伸进黄汲清的胳脾弯，撒娇地说：那……你给我说说那次约会的事。一提起这，黄汲清就来劲了。那次约会是在1934年冬，正在瑞士浓縝台大学主攻阿尔卑斯山脉区域地质与大地构造研究的黄汲清，接到了止在德国留学的老同学李春昱来信，约他寒假去德国南部的黑森林地相聚。一生爱旅行的黄汲清见信后欣喜若狂，在异国能与久别的好友相会本身就是件值得庆幸的事。1935年2月，正值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之际,黄汲清践约赴会。到那儿后，又见到另两位北大地质系的高班学生，同在德国、瑞士留学的王恒升、乐森埒。四位青年学者，相会在异域的冰天雪地，耿耿童心，油然勃发，情不自禁地抓起雪块互相对掷起来。雪仗越打越激烈，乐、王俩人竟然抱成一团，翻滚在厚厚的雪地之中。那场面有太多的童趣、学子趣，爱摄影的黄汲清忙不迭地举起相机，连连几声咔嚓，记录下了这难忘的黑林雪仗图。那照片还有吗？陈传骏被这充满情趣的故事深深吸引了。黄汲清很得意]有啊，你回去就到我宿舍去，保证给你看！去你的，谁跟你到宿舍呀！陈传骏的脸一红，羞道。后来这对才子佳人好上了。当时北京知识界还纳闷：怎么女师大的大美人都给穷酸酸的地质调査所的小子们拐跑了！

黄汲清与陈传骏是在患难中结的婚。1937年6月，黄汲清赴莫斯科出席第十七届国际地质会议，之后在苏联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的地质考察与学术夂流。当年10月回到南京，这时，日本侵略者已经打到了上海，黄汲清作为中央地质调査所所长，他率幸所员工，辗转到长沙。在长沙他与陈传骏正式结为夫妻。嫁给地质郎的陈传驶，从此也跟着过七了到处颠沛流离的地质之家的特殊生活。从结婚到1949年解放前的儿年里，黄汲清不是出国就是天南海北出野外工作。陈传骏除了那无时无刻挂念外，就是携带三个幼小的孩子，再者便是随丈夫的单位与工作的变动而无休止的搬家。在结婚的头十年里，陈传骏带着孩子，绕着南京一重庆一北京来回搬家也不下十次。常言道，一次搬家就矮半截命。带着孩子的陈传骏已经记不得自己的青春少妇是怎么过的。这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在解放初的那次从南京逃回老家四川的一路上，为了孩子能有一口饭吃，有一个不被天上飞机轰炸的栖身处，她竟屡次拉下脸皮，像乞丐似的流着泪向别人苦苦哀求。

解放后，调到北京中央地质部工作的黄汲清当时身兼数职，一天忙到晚。陈传骏为了能让丈夫一心扑在为国家找矿的事业上，她毅然放弃了自己心爱的教朽职业，当起了一名家庭主妇，专门服侍夫君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平日里，她为夫君的喜而喜，为夫君的愁而愁。更神奇的是，每当黄汲清心宽体胖时，她也跟着心宽体胖。若是丈夫日渐消瘦，她也即刻骨瘦如柴。三个儿女无不称他们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文革开始，黄汲清作为地质系统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外加特字号国民党大特务被揪出来后，一向很注意营养的黄汲清黄胖子的全家断了高薪。他从300多元的一级教授待遇，变成了只有每月15元生活费的牛鬼蛇神。他和老伴两人的30元生活费要养活一家几口人咋个活法？经济的宭境和精神上的打击，使陈传液遭受了并不比大师轻松多少的严重摧残。丈夫在地下室关押的日子里，已近花甲之年的她每天支撑着弱不禁风的身子焦虑地到地下室附近的地方一小时两小时、甚至半天一天地等着，那时的她，多么期待能瞅一眼几十年相依为命的老头子，然而她始终未能如愿…一

陈传骏还没来得及用那微弱的身子为瘦得肋脅根根凸起的丈夫偎暖，1969年九大后，林彪的一号令又把京城搅着天翻地覆，鬼哭人嚎。大工賊刘少奇等走资派被遗送走了，国民党大特务黄汲清也没有逃过这场台风。名曰琉散，可对那些被疏散对象与他们的家人来说，都知道这是一次生离死别。黄汲清的一女两子得知后，挽着那瘦得皮包骨的父亲，哭得好是凄慘。一向爱流泪的妻子此次一反常情，她不掉泪，也不说话，只是那双满含哀怨的眼神久久地发呆着。儿女们吓坏了，商量着如何瞒着她悄悄送走父亲。谁知，临上火车前，陈传骏卷起行李，对儿女们说：家交给你们了，我跟你们爸一起到江西干校去！就这样，她用那頋伟大的仁爱之心，伴随丈夫度过了一千多天喂猪生涯。1972年，黄汲清被落实政策回京，时年68岁。那时，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老人了。黄汲清摇摇晃晃回到家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对儿女们说的：没有你们的妈，今天你们接回的该是我的骨灰盒了。

老人比黄汲清小三岁。我第一次到她家采访，黄汲清大师已经去世半个多月了。家人都不敢告诉她这不幸的疆耗，他们知道告诉她这睡耗就等于终结她的生命。我望着这已经耳聋、眼花的耄耋老人，心里好难过。不过，我从心底与她全家人一样，希望一直给她带去欢笑和老头子还在医院，挺好的消息。

女性的伟大常常使自认为了不起的男子们感到无地自容。我为大师这样的妻子而感叹！

在中国的学术界和科技界，或许大家还没有听过哪个学科与门派之间的斗争超过地学界的。

地学界的学科与门派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具体在围绕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的名利之争，而更多的是已经上升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潘云唐副教授等人给我讲了地学领域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使我深深地为地学领域所特有的那些斗争史而震惊。因为一旦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斗争深人到一个科学领域，这种结果的残酷程度丝奄不亚于毁灭一个政党更令人痛心。科学就是科学，本不该有那么多的政治性，而一旦政治加人科学领域,科学就将面临灭顶之灾。

其实，科学问题上的争论本来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以及学科本身的正常争鸣，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基本动力。然而由于从事各种学科的人的胸怀、动机、品行等等诸多因素，致使一些正常范围的学术争鸣，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狭隘之争，甚至发展到你荣我耻，你死我活的门户之争、政治之争。历史是无法割断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确，新中国的成立，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曙光。但是从客观的历史分析，我们应当承认，中国人民之所以能站起来，应该说是经历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虎门销烟、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以及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斗争北伐战争、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等一直没有停顿过的各种斗争后才站起来的。无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是最波澜壮阔的和彻底的一次革命斗争。那么，中国新政府的成立，特别是新政府能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运转，也不是共产党人靠几个口号发发文令就能成得了的。新政府如果没有几千年来祖先遗留下的巨大物质与自然财富，也不去接管当时旧政府诸多的尽管是腐朽与落后得不成其样的烂摊子，那么我们的共和国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强大的地步。

地质科学事业便是一个突出例子。

从本世纪初鲁迅先生著的第一本地质学术著作，到1912年章鸿钊在孙中山的国民临时政府主持第一个政府地质部门，到1913年丁文江、翁文灏开设第一个地质调査科研机构开始，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四十多年里，以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灝也包括李四光在内，还有黄汲清、谢家荣、李春昱等一大批地质事业的先驱者和大师们，已经在中国建立起了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地质科学。尽管在旧政府统治时，他们找到的真正可以用来支撑民族工业发展的矿山与矿产地并不算多，但在学术上，在科学的找矿理论与方向上，不仅成熟，而且已经走在了同际同行们的领先地位。解放后，我们开发的鞍山、大同、淮北、包头、攀枝花、玉门、大庆等等一大批著名的钢铁与能源基地，有几个不是在解放前就巳被地质学家们发现或者指出了的！包括八十年代后期才进人开发的塔里木油田，黄汲清在1942年就这样明确指出过：这里油田的未来远景是令人鼓舞的。这里有圈闭很好的构造，以及足够大规模生产的油田，此外，在深处还可望有更好的油层。包括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最初始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他的那部地质力学奠基之作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发表于1945年。李四光的另一个著名发现中国第四系冰川则比此更要早十来年。

几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在二十世纪的形成与发展，在前半个世纪已经基本完成了它的研究与探索阶段的艰巨使命，而在后半个世纪则是我们共和国很好地团结并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的作用，并在他们成熟的科学思想指导下，完成一个又一个矿产资源基地的幵发与实践过程。

不计前人的功劳，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忘却历史的作用，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在地学人才与地质学科研机构方面，新中国政府几乎是将旧政府的那班人马全盘接收过来的。在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从事地质科学工作的总人数不足两百人。研究机构主要是一个中央地质调査所和下厲十几个省级地质调査所，加上李四光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这二百来个人和几个科研机构，在国民党反动派逃往台湾的历史转折关头，几乎全部留在了大陆，后来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一个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及再后来成立的地质部，其主要技术骨干与主要领导人都是这一批人。

这二百来位地质科学工作者，为了完好地保存机构，迎接新中国成立，当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曾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黄汲清的好友、当时任所长的李春昱教授等人为保护中央地质调査所的斗争史诗。

1948年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兵临南京城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惊恐万状，勒令各机关迅速撤离。所长李春昱。

因为经常秘密收听共产党的电台广播，所以有心不想随蒋介石的旧政府撤离。但是在国民党总统府鼻子底下，要把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完整的科研机构的全套人马留下来可不是件简单的事。这需要勇气，更需要胆略。李春昱找到了尹赞勋、侯德封、谢家荣等几位调査所元老秘密商童。大家的意见一致：坚决留下，不跟蒋介石走。黄汲清当时在国外考察，李舂昱无法与其联系。时间一天比一天紧，国民党政府一次又——次地打电话来催促，到后来中统、军统的特务也渗到了调查所驻地作耳目。面对如此形势，李春昱等人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当时要把机构留下来，连职工家属几白号人不能露出任何蛛丝马迹外，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必须保证在混乱与经费断绝的情况下，维持员工及家属生活，困难实在不小。后来，李春昱向担任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会员的老友孙越琦借了两卡车8000斤大米，又发动大家储备了油、盐、咸菜等物，首先安定了人心。可在国民政府机构大批撤离之际，惟独地质调査所不撤显然太扎眼了。怎么办？此时，孙科任院长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已迁往广州，主管地质调査所的经济部部长三天两头打电话派人来催李春昱搬迁。再要想瞒天过海賴着不走是不可能的，而且李春昱清楚，他的上司还有两位政府大员对地质调査所内情是太熟悉了，如果他们不支持或到蒋介石面前说一句不三不四的话，那么整个计划就会成泡影。这两个人就是孙越琦和翁文灝。孙不久就任经济部长，直接主管地质调查所。翁文灝则是孙科的前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又是与丁文江把地质调查所一手创建起来的太师爷，对所里的控制力远在李春昱之上。李春昱知道，要把地质调査所留下来，先得越过这两位神仙。李找到孙，孙先是一笑，然后将他拉进里屋，说：不瞒老弟，我也在作留大陆的准备。孙越琦后来确实留了下来，并一直服务于新中国。李春昱从孙家出来，已见半天明媚。后来他又到行将离开南京的翁文灝府上。当时，翁文灝十分感慨道：我被共产党列入战犯，名列第五位。不暂时避一避是不行了。李问：难道先生要随蒋到台湾？翁摇摇头，很灰心地：我在蒋手下干了那么多年，要说有点成就的话，也只有地质开矿，其他的事就不值得一谈，做官我也不是那块料。到那边一块小地方又没啥地质开矿的事干，其他的我已不感兴趣了。顺其自然吧！先生，假若我们把调査所留下你有什么看法？李与黄汲清一样，是翁文灝的得意门生和老部下，他认为在决定地质调査所前途与命运的此时此刻，征求这位导师和创始人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过李春昱心里也一直打鼓，万一老先生不同意咋办？翁文灝似乎看出了学生的心思，便十分明确地告诉他：你们不走是对的，做科学工作的，共产党来了不会杀头的！李春昱是含着热泪离开翁府的。

在人民解放军开进南京城的前夜，李春昱一面组织几位心腹到长沙租/几间房子并挂起了中央地质调査所临时办公处的牌子以掩耳目，一面组织本所职工在南京昼夜巡逻，以防不测。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旧政府的中央地质调査所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地质机构完好地囡到了人民手中。

1949年8月19日，尚未正式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发出财经工字第一号令，将这个地质调査所划归财经委计划局领导。

1950年8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中国第一个地质工作机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黄汲清、李春昱等原中央地质调査所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1948年就出国，后一直留在英国，于1950年上半年回国不久的李四光坐上了该委员会的第一把交椅。副主任是尹赞勋和谢家荣。73岁的中国地质界元老章鸿钊被聘为顾问。

被列人战犯名单的翁文灝此刻流亡隐居在法国。半年后他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回到祖国。因为翁在国民党政府的特殊地位，故在他回国之后再没有重新回到他心爱的地质事业。黄汲清曾向中央建议让翁当地质图书馆馆长之职，但没有得到同意。后翁一直从事统战工作，1954年12月，当选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任民革中央常务委员。1971年1月27日，病故北京，终年81岁。

1952年，地质部宣告成立。翁文瀕的一大批弟子及他与章鸿钊、丁文江创建的地质调查所，都成了这个部的重要领导人和主要科研机构。不知何故，后来从英国回来的并成了这个机构主帅的李四光，在领导指挥由丁文江、翁文灝、黄汲清等精心培育下发展起来的，由李春昱、尹赞勋等经过惊心动魄的斗争保存下来的原中央地质调査所这批人马时，中国地学界从此常常出现格格不人，甚至几度分道扬镰的局面。

据说某人让在保护中国地质力量的斗争中建立卓越功勋的李春昱去东北当地质矿产调査队队长时，这位一生容不得别人在他眼里掺沙子的著名科学家，当着领导的面把聘书扔在地上。这样的人在政治运动到来时，自然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在反右时，李春昱也戴了顶右派帽子。文革中，他被发配到陕西白水县本从图公社劳动改造。老先生很天真，以为要终老田畴了，便把夫妇俩补发的6300元钱一分不剩地捐给了公家。有人问起他何以出此义举时，他据实相告：到地里干活，要那么多钱有啥用。放在身上也不安全嘛！瞧——个书卷气十足的老头儿。

书卷气十足的不仅仅是李春昱一个人。黄汲清是，老夫子章鸿钊是，被迫害致死的谢家荣、孟宪民是，还有我在本文中提到或没有提到的其他诸多科学大师，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充满了旧时代的那种书卷气。其集中表现在，他们为人处世上的坦诚，追求事业上的执著，对待自我的严律，以及生活上的简朴廉洁。如果我们有机会走进这些大师中间，你就不难发现他们在这些方面所体现的道徳风尚和人格力墩，有太多催人泪下的故事，和太多让你肃然起敬的地方。

我第——次踏进黄汲清大师的家采访，他的儿子将我领到里面的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庵子。屋子里有一张高低床，床的左边是一个七十年代流行的那种黄串——发红的三门柜，右边是一张普通的三屉写字桌。除此，还有放在床的下端贴墙处一个五十年代流行的旧五屉柜和斜支在旮旯的一个放着不少书箱与资料的书架。开始我以为这是大师家一间闲置着的佣人小卧室，后来主人告诉我这就是大师的起居室。当时我很惊诧。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一位部长级待遇的大科学家、院士、全国政协常委住的地方。平日里我所看到的一般普通工人、干部的房间里都绝不会有这种蹩脚的家具呀！

后来大师的小儿子讲了另一些家常事更使我吃惊。他说，他父亲90岁生日1994年时，来了一些亲朋好友，老头子很要面子，想找家烤鸭店请一顿饭。可老伴半天不吱声。黄汲清急了，问怎么回事？老伴告诉他手头就剩二百多块钱，上一次馆子还不得千把块！黄汲清再也没有吱声。后来还是女儿和大儿子冋来解了围：自己动手，在家里弄了一桌饭。大师的小儿子告诉我，他在美国工作还算可以,姐姐和哥哥家的生活并不算宽裕。父亲身边除老伴，还有一个孙子和保姆，平时家里来来往往的人也不少，而所有的开支全得靠当院士的父亲那份——千二百来元的工资。在八十年代初，父亲的工资六百来元，后来是八来元，那时还能对付。到九十年代后，他的工作加院士补贴长到——千二百元，可抠着花还是月月空。黄汲清有不少弟子，过去几十年里，只要到他家，就甭客气，逢吃饭就坐下吃，吃了就抹抹嘴走人。可越到后来特别是近几年，他的弟子心里越不好受：留下吃一顿就等于添恩师一份愁呀！这几年社会上流行名目繁多的各种评审会、研讨会等等，黄汲清是国内外有名钽的大科学家，所以请他当什么评委、名誉主席的多的是。明白人都清楚，这些都不是白当的，只要去会场上坐一下，露个面，或者根本不用去，电话里应一声，别人就会送上少则二三百元，多则几千元！听说个别院士现在就靠这个发财，因而被人戏称评审院士黄汲清不干，他找来助沪，说：给我在报纸卜发个声明，凡是这一类东西，我一律不参加！助芦告诉他说这样的声明报上不好发。他就说：那你就告诉所有来函来电的邀请者，我黄汲清绝不当评审院士。助手照办了。可妤常到大师家的助手，知道大师家的生活窘境，有时想说服他适当地参加一些不是蒙人的评审会。大师一听就摇头摆手，说我也不处反对专家去参加评审工作，可是一拿人家的钱物，你心气就短了，心气…短你说话谈意见就会受影响，最后评审出来的东西就会不真实，就会误人误寧误闻家呀！从此助手再也不提了，而大师的生活依111那样清贫窘闲，八卜年代，在大学教授和有名声的专家中流行当博导博上研究生导师这博导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声望，而且还根据你所带的人数给予待遇呢！于是有人一下就带几个、甚至十几个的。论黄汲清的资格，当博导的博导都不成问题。本来嘛，他的许多学生此时早就是博导了。可大师就是不愿带，他说：过去师傅带徒弟都是单传，最多带两个，这才能严师出髙徒。一下子让那么多年轻人到你身边，你一个星期上不了两堂课，这是不负责任嘛。我不千。再说我现在年纪大了，跑不了野外，哪能光用书本上的东两教学生呢？在大师去世前两个多月的1995年1月12日，他要出席在中南海隆重举行的颁奖会。这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髙荣誉奖，颁奖者是李鹏总理。临出家门时，大师有些发愁，因为他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后来，全中国和全世界人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第一位走向领奖台的黄汲清，穿的是一件黄里发白的旧羽绒大衣。这是儿媳在好几年前给他买的。一百万港币的奖金拿到手时，何梁何利奖出资人中的——位女士悄悄走过来对黄汲清说：这钱不算多，老先生您韋着它享享福吧！大师当时一笑，没有说话。转头回到单位，就把这一百万元奖金拿了出来，设了一个黄汲清地质学奖励基金在我为大师这样为国家、为世界科学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人依然生活贫苦而不平与惊叹时，我更为他及他好友的那种书卷气感到由衷的崇敬。在我们今天的芸芸众生中，这种很可爱其实也很珍贵的书卷气12经太少了！与人与人之间发展到除了金钱便一切换取不回的时候，是否也昭示着社会的基本人伦与民族美德开始进人沦丧的危险境地！

我没有像黄汲清等大师那样熟读四书五经，也没有像黄汲清等大师那样沿着四书五经所规范的道德与哲学去开创自己的人生。不过，有一点我似乎已从他们的身上悟出：凡是太多书卷气的人，凭着他们刚正不阿和天真的性格，一旦遇上小人和政治的时代，吃亏便是他们尤可逃避的现实。

怀着对新社会和对共产党的那种渴望与敬佩的心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崭新时代的黄汲清等一批科学知识分子，他们对一呰过去未曾经历的新事物，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阳生、不安和恐惧，那就是政治和阶级斗争。

李春昱、谢家荣还可以列出一批知名人物，他们凭着自己的性格，敢说敢做，最后必然导致了自己不堪问首的命运。要我看来是他们都太不懂得政治。

政治是什么？间典里有两种解释：——为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困际关系方面的活动；——为是经济的集屮表现。任何阶级的政治都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和取得统治地位为0的。

我想，大师们都是从蒋介石反动政治统治下走过来的人，不会不明白这两种随手可以在词典中翻到的名词解释。不过，很明逋他们对后面的任何阶级的政治都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和取得统治地位为0的那句话缺乏深刻理会。要不然也不至于最后导致在政治斗争中霜要指出的是：有时并非是政治缘故，而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比政治隐晦得多的原因毁灭自己或毁灭自己的学术思想。

在解放后的一场政治斗争中，地学界的大师们真正尝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黄汲清、谢家荣，还有李春昱等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被划人右的一类，纷纷从政坛和科坛上落马。

之后，围绕谁是大庆油田真正发现者的名利之争开始。紧接着，便是资产阶级反动阵营和无产阶级革命阵营你死我活交锋的文革运动开始了。那时，地学界的革命学术权威，在发现大庆油田的卓越功绩下，如同太阳一样光芒四射。而革命学术权威的对立面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此时已老的老，死的死，溃不成军。黄汲清在此时此刻便被光荣地推举为这一阵营的统帅人物。他的地位，他的名望，尤其是他的大地构造理论，正好是从苏联引进的修正主义加资产阶级的洋货。他当这个角色在革命派看来，是再合适不过了。黄汲清的运气从此来了，他还没有來得及从大庆油田是谁发现的一团疑云中抬起头来，那轰头砸脑的天庭巨雷，如鼓点般地向他袭来……

他被打倒了，批臭了，扔进了地下狱室。后来又被一脚踢出北京，遗送到江西峡江的一个农场。他不仅被剥夺了工作与科研的权利，而且连做人的基本尊严都不给。

那时大师12经65岁，精神和肉体的严重摧残，使他瘦得不像人样。为了保证火君能有！！气活下去而同往农场的老伴，一次偷偷从农陡家买得——只鸡，想给大师补一补。谁知被人发现。造反派派去的管教十部指着大师的鼻尖骂：你这个老资产阶级腐朽，怎么，想补好身——了——跟我们无产阶级作斗争？哼，看我给你补。那人把煮好的一盆鸡踢倒在地，一把揪住黄汲清的后背，直拖到批斗会上……一只不用力气就可以推倒的死老虎。数月后，北京来了一位造反派头头，他跑到农场猪棚，看见连提起来个水桶都费劲的黄汲清，以胜利者的姿态，哈哈大笑起来。

以黄汲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技术人员，不是被打倒，就是被清理出地质队伍。

黄汲清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几乎全部被下放劳动。他的大地构造研究室等一批机构被撤销。

更严重的是，几代人苦心经营起来的中国地质教育单位由于设立和培养的都是黄汲清资产阶级式的专业课程而被停课、下放、撤销。现在的中国地质大学有两个校址，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武汉，就是在文革时，上面一声令下，把学校的教师、器材、研究机构统统赶出北京，先迁至湖南石门，后又移至湖北江陵，最后才迁到武汉市。一个拥有上万人的名牌大学，经得如此折腾，真可谓文革一大奇观。代表红色革命势力的人要的就是这样，不然黄汲清他们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徒子徒孙们的阴魂散不掉。

地质队的状况更荒谬了。不管你过去和现在是干什么的，你都必须学习和反复学4地质力学。江西有个物探队的技术干部说：我从事电测工作学地质力学干吗用？上面的人回答他：地质力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地质领域的具体化，你不想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工作，还想用黄汲清那一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啊！更为可笑的，有人竟将什么地质工程师布钻孔，孔孔落空；老贫农布孔，孔孔见煤一类话编成经验，在报刊上大吹特吹……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时光已经移至1971年。

这一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鼓动了数栽四海翻腾云水怒的毛泽东，显得异常疲劳。他的最亲密战友野心家林彪一直在盘算如何解决了林立果谋反分子对毛泽东的代称笔者注、以登匕国家上席宝座。几个月后，林彪彻底背叛，最后摔死在蒙古乌兰巴托以东的沙漠里。

毛泽东万分沮丧地低下头颅。他自然顾不及他那亲自树起的大庆、大寨等红旗，此刻他最关心的是如何抓好林彪一直控制的人民解放军部队。

1971年4月29日，北京医院急救手术室一位虚弱的老人在被胸部剧烈的疼痛折磨中，缓缓抬起眼皮，想说什么，又没有说什么就闭上了双眼……一代名流李四光，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在痛苫的手术台上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