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我们敢向中央保证，一定在预定的时间内把我们自己的氢弹爆炸成功。像以往的每一次会议一样，王淦昌觉得他手下的这批年轻人太有希望了。
好，我们向中央报告，以求尽快投人原理研究。同时也把实验迅速开展起来，同步进行，一旦有突破，合二为一，时间就能抢出来了。王淦昌说。
听说法国的戴高乐要当氢弹老四，我想我们绝不能当老五，争取把戴高乐比下去！邓稼先的话又引起了一片欢欣鼓舞。
王淦昌每每在临睡前都要向理论部方向望上一眼，每一次他看到的都是通明的灯火……太晚了，大家要注意身体。好几次他实在不忍心，进屋动员年轻的科学家们早点休息，但每一次都被赶了出来：王院长，您都快60岁的人了，还常年呆在戈壁滩吃沙子睡帐篷床，我们加点班开个夜工，还不是受您老影响？什么时候戈壁滩上见不着您的身影了，我们才敢偷懒呀！
有这些好小伙，中国还愁干不成上天人地的事？王淦昌常常被这些聪明绝顶而又可爱的小伙子们所感动。但是科学毕竞不是小儿的玩艺，核科学更不用说了，它是一门新科学，根据当时的实际，中国的战略家们在周恩来总理直接指挥与组织下，采取了龙头三次方合成作战的战略步玀。当时王淦昌他们有两种考虑：一是热核聚变，如美国的氢弹试验装置用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固定体，进行热核聚变就算完成了氢弹试验，这对王淦昌来说比较熟悉，他在研制原子弹时就成功探索了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其本身就包含着这方面的突破；还有一种意见就是直接研制出能装上导弹头的氢弹。后来周恩来总理综合各方面意见，提出了氢弹试验也要像原子弹那样小型化的见解，因此，王淦昌、朱光亚时任副院长和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统一了研制方向，即不求大而求爆的战略决策。
当时碰到第一个难点是关于氪弹爆炸的热核聚变的核数据掌握不广，因为没杳核数据的理论探索就等于大海捞针。为此女物理学家何
泽慧率三十多位科技人员，在王淦昌的另一位弟子丁大钊教授等曾进行过的轻核反应研究基础上，苦战半年，成功获得了相应的核数据。同年9月于敏率领的一支小分队在上海计箅机所不分昼夜，战斗100天，发现了氢弹的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等方面的关键性原理，为整个气弹试验开辟了一条光明道路。
于敏兄，太感谢你了！你为我们整个氢弹试验找到了一扇可以通向胜利终点的大门，哈哈哈，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邓稼先得知消息后，专程飞抵于敏处，当他见到于敏后拥抱住这位好搭档！兴奋得像个大孩子。
哎，稼先啊，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你这个样，我们都会吓出毛病来呀！后来邓稼先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此次氢弹原理研究成功时，由于太兴奋与紧张，竟然脸色苍白，连手都在发抖，害得周总理赶紧给他解围。
我能不激动吗？数据和原理这一关过了，就等于我们可以大踏步向实验的方向前进了！我又可以为不远的胜利而喝它个大醉！事后，邓稼先在王淦昌面前分辩道。
王淦昌特别欣赏自已的这位得力助手，他本人不善言谈，可邓稼先是位豪情喷涌的科学家，所以他从心眼里喜欢邓稼先！于敏他们给我们整个研究工作带来一个喜人的突破，这个开头好。你和光召同志要抓紧从另——条路子人手，对已经取得的成果进行计算论证，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攻克热核聚变原理。王淦昌不愧是个站得髙看得远的大科学家，他要求邓稼先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使中国在热核聚变理论的研究领域超越西方国家的老路子，从而为中国以后的核武器研究工作摆脱许多被动局面。
邓稼先不负众望，很快另辟蹊径，并和于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著名的邓一于理论方案。
直接进行多级热核试验。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王淦昌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氢弹试验。
由于氢弹的原理比原子弹复杂得多，虽然邓稼先、于敏他们把热核聚变原理的研究完成了，但从原理到实验、到核爆炸成功，这过程又是极其艰难和搜长的。王淦昌是实验高手，但氢弹试验却让他费尽心思。首先是那个核装置本身就够他动足脑筋的。假如能用不带核反应的冷试验解决的问题，都用冷试验解决，这样来提髙热试验的成功率，尽可能减少热试验的次数。这是他日夜思考的问题。王淦昌多次从周恩来总理的口中得知：为了进行核武器试验，政府和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王淦昌懂得，在试验中多动用一个核反应堆装置，等于把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口粮剥夺了，因而他比别人想得更园多。
搞核试验的人都清楚，冷试验的卜次效果可能就只抵一次热试验。为此王淦昌带领大家付出了比原先多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艰辛。正足在次次冷试验中，王淦昌他们很快解决了引爆设计中的许多关键技术。与实验中得到的技术再到邓稼先他们的理论研究之中进行回炉后，幣个氢弹研究工作便进人实质性的研制程序。
氢弹试验实在太复杂，从热核材料的部件研制到产品设计、爆炸实验、再到物理测忒，每一个环节都得王淦昌操心。他早出晚归，奔波在几千里基地上，从细微的一个计算题到顶天立地的一个钢铁装贾，他都要过问。
当年与王淦昌并肩战斗在罗布泊的同志告诉我，王老头除了工作和技术，其他什么都不在乎。穿的也是绿军装，住的也是帐篷，睡的也是木板床。虽然中央有指示，他的待遇应当跟基地司令级首长一样，伹见过王淦昌的人，实际上谁都不会相信他有那么高的待王淦昌是以一名忠于职守的科学家，在对待每一件生产和技术上的事，而在庞大的氢弹试验的系统工程中，他又承担着统率千军万马跨越各种艰难险阻的重任。然而，王淦昌没有而且不可能想到的事发生了——报告王院长：北京城里全乱了，到处都是大字报，我们的灰楼也被包围得水泄不通。
周光召主任的家都被抄了……
备人把这呰消息偷偷地告诉王淦昌。
谁敢包围我们的灰楼？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说过的国家绝密地方呀！为什么要抄光召的家呀？他又没做什么坏事！我要到北京给他作证！王淦昌是一个从来不知政治奥妙的老知识分子，他根本想不到别人告诉他的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光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我们是什么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戚怎么为国家造原子弹嘛？瞎胡闹。我要找聂元帅问问清楚！
王淦昌从来没有这样气愤过。
1966年12月27日，王淦昌想找的人来了。当聂荣臻元帅从飞机上下来，来到指挥部帐篷时，王淦昌劈头就问：聂总，周光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话，那我这个当老师的又是什么呢？你得给我说说清楚。
聂荣臻一愣，继而笑开广：王先生，你当然是大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哩！
什么？我、我是大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我怎么会是呢？王淦昌瞅者大家，又瞅着自己草绿色的军装，一脸茫然。
哈哈哈……廷荣臻大笑，然后打趣地说：王先生，你相信我足大军阀吩？他们骂我是大牢阀，还要火烧我，万炮齐轰我，可我并不怕他们呀！我告诉他们，毛主席让我指挥原广弹等核武器试验，你们谁敢来火烧和炮轰我？那我就让谁尝尝磨菇蛋是什么滋味！你跟我一样，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比你来搞原子弹的，谁要说你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你就告诉他，你是革命的学术权威，那就来罗布泊造造原子弹呀！
王淦晶被逗笑广，自萏自语道：怪了，政治怎么就比我搞原子弹还复杂？
聂帅的到来，使基地重新恢复了紧张而专一的试验工作，王淦昌的心头暂时消除了——一丝掠过的疑云。爆炸之前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使得他尤暇顾及北京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千里戈壁滩上的核试验基地上有的只是一片神秘而紧张的战斗情景。
经请示中央，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在聂荣臻到来后的第二天进
行。
王淦昌和邓稼宄等科学家们感觉这——次试验似乎比两年前进行原子弹忒验时还要紧张，原闪是这一次大家心里都没多少底。我到罗布泊不下卜次，每次做这种试验，心都提到嗓子眼上……记得有一次试验，当鲎知道，第二天才能知道物理试验的具体结果。会不会没有结果呢？那一夜睡不着，翻腾得厉害，真担心啊！心慌、心跳、紧张、不安，非常之难受！我躺在**，不敢动，也不好意思叫人，强忍着，现在想起来真后怕，那时我是四十多岁，如果是晚几年，心脏就会受不了，就会死在那儿了……知道成功了，好像五脏六腑和浑身的毛孔全都舒服极了……于敏在十几年后对作家彭继超谈起当年的心情时，充满丫真切感。
1966年12月28日，曾经让全世界震惊的中国西部罗布泊又腾起一团直冲云筲的蘑菇云……
这便是让王淦昌终身感到自豪的大太阳氢弹爆炸成功
了！
王院长，你感觉怎么样？在大太阳徐徐升起的一刻，聂荣臻元帅握住王淦昌的？关切地问。
王淦昌吐出了一句真言：不轻松，太不轻松广！
聂帅听后，默默地点点头，因为这仅仅是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氢弹大爆炸还有太多的路要走。可此时此刻的聂帅心头不由涌起了难以形容的忧郁：唉，罗布泊的大太阳虽然升起，可当量级的热核聚变还有很长的距离。但聂帅最担心的不仅是这些，他担心的是一场已经开始袭击神州大地的劫难……
**？
知识分子被叫做臭老九？
有功之臣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
聂帅望着身披绿军大衣、脑门已呈光溜的王淦昌背影，心头——阵痛楚：这么好的老科学家，忠心耿耿为祖国，凭什么把他们推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之列？我能保得住他们吗？一个被别人火烧、炮轰的人？
聂荣臻对天长叹：唉，老天啊，能多给我几年时间，中国的核武器就可以在世界强国之林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中国人也可以不再总受人欺压了。
然而突发的政治风云，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历程开始陷人可怕的命运1967年初，当中央决定大当量的氢弹实弹试验命令正式下达后，——一些電要部门和生产基地却像断了齿的轮子转不动。那个试验必须用的铁塔制作任务交给了华北某金属结构厂加工，可人家根本不动手。
张展寰，你去用三天时间给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并指派大将。
作为氢弹试验的基地总指挥，张農褒后来因为脱不开身，周恩来又重新派遣另一位大将到这个金属结构厂，他整整用了！2个白天和黑夜才总算动员了职工到车间干活。
至于王淦昌他们急需要的一些部件，更是催张三张三说要革命没时间，催李四李四讲批判还没完。这样还能干事嘛？勿来事勿来事！王淦昌一着急就冒出几句别人半懂半不懂的常熟话
啥都可以马虎，科学实验是马虎不得的。这样搞法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更大的核试验嘛！王淦昌向周恩来总理和元帅们发起牢骚来。
于是一封以中央军委名义的特别公函产生了。
毛主席号召做的事绝不能耽误！特别公函所到之处，全都坚决拥护。
为试验发展中国核武器作贡献是顶顶光荣的事，成了千军万
马的战斗号角。然而，被革命和造反弄得神魂颠倒的中国人已经难以控制自己的狂热，就连国家一级机密单位的人也跟着发疯与发高烧。
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爆炸成功后的第二、第三天，聂荣臻元帅在基地的马兰招待所主持了一次核武器试验高层会议，基地指挥方面的负责人有张震寰、张蕴钰、李觉、胡若嘏等，技术负责人有特意从北京赶来的钱学森和一直在基地工作的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程开甲、郭会英、于敏、周光召等。聂帅给大家出的议题很清楚：总结此次核爆经验，来年进行百万吨当量的空投氢弹核试验。
大家谈的时候小要过于慎重，随便些。聂帅的话，使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特别听说来年就要搞大当童级的空投氢弹试验，将军们和科学家们精神振奋。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眼下到处都在貼大宇报、抄家，可这样的风我绝不允许它刮到基地来，也不允许它对准在我们这儿辛辛苦苦工作的科学家们。我们这儿是什么地方？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是毛主席、党中央亲自领导指挥的最高机密单位呀，乱冲乱批还了得！大家放心，有我在，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谁要想动你们或者想在基地上打主意，我和几位老帅都说了，那就拿我们的命一起抵上！
王淦昌他们听完聂荣臻的这番话，内心泛起无比感激的巨橢。尤其是周光孖，这位已经被冲击得不轻的科学家，身体又有病，在聂帅亲自过问和保护下，才使他摆脱了造反派们的无理纠缠，来到基地重新参加核试验。
就在这时，一向被外界视为苍蝇也飞不进的罗布泊也发生了一连串荒唐的事。
有一天，一辆全副武装的吉普车横冲直撞地开进基地禁区，警卫人员想拦住，结果反被对方缴械。谁敢这么胆大妄为？原来一打听，是那个通天人物毛远新。
谁敢冲核试验基地，就给我统统逮起来，一个也不放！聂帅火了。一道命令下达，那个中央文革派来的要员毛远新被官兵们押进一间小黑屋。
谁干的？给我马上放人！康生冲着聂帅高嚷，聂帅义正词严地回答：放人可以，但得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核基地是国家保密地方，难道你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连最起码的知识都没有？
下面的一件事更叫人听后心惊肉跳。
1967年6月17日，中央决定首次空投氢弹爆炸试验。聂荣臻亲
自在基地坐镇。空投爆炸时间定在上午7点。一切准备就绪。聂帅和王淦昌等都进人了指挥室，等待空军飞行员驾着栽有300万吨当貴的热核装置的飞机起飞。
嘶飞行员徐克江驾驶着726号轰一6飞机准时从马兰机场起飞，聂帅和王淦昌等基地指挥员与科学家们始终盯着战鹰，并且不时指指点点。8点整，徐克江的飞机进人空投区，地面指挥立即发出10、9、8、7、6、……2、1起爆！的命令。
……10秒、20秒、30秒过去了，飞机竟然还在平稳的飞行，聂帅和王淦昌他们期待的大爆炸迟迟不见。
怎么回事？聂帅不安地看看王淦昌，王淦昌则用更加不解的目光看看聂帅，目光分明在说：这是飞行员问题。
是吗？聂帅又把头转向穿越于白云间的轰一石战机：嗯，好卨嘛。它还在天空中转悠，好你个家伙！
快给我接通飞行员，问清到底是怎么回事？马上！聂帅发脾气了。
报告聂老总：飞行机长徐克江说他因为背毛主席语录而一时忘了按自动投掷器！
扯淡！聂帅脸色发青，看得出他是强忍着不让自己的口中吐出脏字。
报告聂帅：北京来电。
不接！
是总理的。
聂帅这才接过话筒：是总理啊，我没有完成好您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呀。
怎么回事呢？是技术故障？人员有没有伤亡？这是总理关切而焦急的声音，……好，没有伤亡就好。告诉徐克江同志，请沉者冷静，不要紫张。
总理和聂帅的指示传到了白云间的战机上。机长徐克江定了定神，将拇指貼向自动投掷器，然后用力一按……
顿时，他看到被自己抛出的一个白色圆柱体，飞速地坠下，瞬间，一顶猛然张开的降落伞使劲的想拽住坠下的圆柱体，只见白色圔柱体在与地面即将撞击的瞬间，一个巨大的太阳闪着强烈的光芒，亮彻天宇与大地之间……
王淦昌泪水横流……
空中投掷氢弹爆炸成功后，王淦昌接到周恩来的指示：着手研究地下核试验。
进人六十年代，行从美国奥本海默完成曼哈顿计划，苏联的库尔恰托夫院士也在斯大林元帅的紧遥下相继完成多次原子弹试验后，当时的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一方面为抑制对方的核试验，一方而想使自已永远保持在全世界的核簕地位，签订,限制在空中和地面核试验条约。虽然这…条约对第三国并不存在约束力，然而毕竟核武器由于它所具有的臣大毁灭性后果，只要继续不停地试验，就会对自己的闽土家园带来环境与自然条件的严重破坏。地卜核试验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被提了出来。中国总理是人民的总理，周恩来想在了所有中国领导人的前面。
王淦昌在接受这——新命令后立即开始布置。10月，他与自己的学生、后来也成为杰出物理学家的程开甲教授时任西北技术研究所所长，组织召开了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讲座。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争取在一两年内将地面核试验多数转人地下。在这之后，王淦昌作为我国地下核试验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全面担起理论与设计的策任。繁重的工作使他不得不奔波于罗布泊和北京之间。然而这位年已六旬的老科学家不曾想到在他从事如此机密和重要的工作时，一场他根本弄不懂的劫难洪水猛兽般地向他袭来……
那一天王先生从青海回到北京，我开着他的伏尔加专车去接他上班。在他将要钻进车内时，王先生突然站住了，然后绕到车子后面，半天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我急了，以为出了什么事，回过头一看，原来后车的玻璃上又被造反派貼了张标语，写着反动学术权威几个大字。我看到王先生的脸色气得发白，嘴唇微微颤抖着。这帮狗日的！我心里骂了句，因为在王先生回来之前就有人已经贴过同样的标语，可每次都被我撕广。我没有到今天又有人贴上了。为此我曾向李觉副部长反映过，他也很生气，说王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宝，怎么能不负责任地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李将军指示我不要比王先生知道这样的事，以免刺激王先生。可是那天我还是没有把好关。时隔近二十年后，我采访跟随了王淦昌十几年的司机大邵同志，这位中原大汉仍然怀有几分内疚。大邵全名邵春桂，现已退休在家，这位经历朝鲜战场洗礼的老战士，自1960年起就来到核研究所院之后成了王淦昌的专职司机，同时又兼王淦昌的随身警卫。
王淦昌平时是个好老头，从不跟别人计较什么，埋头业务工作，把国家和人民交给的任务视为生命去实现，这是他最大的乐趣和追求。他的女儿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父亲从来不知道向单位和上面要点什么，所以单位的人一说起我父亲就是王先生那里不会有什么事的。他就是这样的人，倒是我们这些儿女和家人被他常常弄得一肚子气。
但王淦昌的大智大惹又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别人想嘲弄就嘲弄、想污辱就污辱的人。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的人可以参加国家最机密的核试验？天下哪有你们这样的革命者？造反派？王淦昌平时本来就不善言辞，有话常常心里说。
这回他火了，一连几天在心里骂人。
好啊，你们说我反动学术权威，那我就反动吧。王淦昌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不再坐专车，改乘公共汽车。
王淦昌住在中关村，工作在花园路的灰楼，其间有相当一段路程。原先每天都是大邵车接车送一这也是中央规定给王淦昌等大科学家的待遇，一方面是出于照顾，另一方面为了保密。自隐姓埋名后，王淦昌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自由出没在公共场合。这回老先生不坐专车，可把大邵急坏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或者失密了怎么办？
王先生，您快上车吧！您越这样人家越会注意您的。伏尔加里的大邵一边把车挡和油门开得最低，一边急红了脸跟在王淦昌的后面不停地叫唤。
王淦昌只管自己走，不理那一套，既然昨晚决定不坐车就永远不坐车了！他从家门出来后直奔开往花闶路的331路公共汽车站。他上了车，把大邵害苦了，开着伏尔加不快不慢地跟在公共汽车后面，一路上被后面大大小小的其他车子骂得狗血喷头。331路车到站了，王淦昌从公共汽车上下来后照样步行，任凭大邵大呼小臧。
—连数日，王淦昌和大邵天天这样对峙。结果吃不消的不是60多岁的王淦昌，而是身强力壮的大邵。组织上让他为王淦昌开车时就说得明明白白：王淦昌先生是我们国家杰出的科学家，要像保护高级首长一样保护他，不得出任何差错，这是一项极重要的革命工作。虽然大邵并不太清楚王淦昌到底是在从事什么工作，但王淦昌经常进出中南海，去见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可知他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伏尔加像只蜗牛似地跟着王淦昌一步一步地慢行着……望者性格耿直的老头儿，大邵突然灵机一动：王先生你是不是爱国的？大邵把伏尔加贴近王淦昌，然后伸出半个头冲王淦昌这么说。
王淦昌一愣，停下步子，两眼直盯着驾驶座上的大邵：我怎么会不爱国？
大邵心里偷偷一笑：老头儿上钩了！随即装出一副特别认真的样子：我看你不爱国。
我怎么不爱国？我不爱国怎么去……王淦昌想说去为国家造原子弹、氢弹的话，但一想到纪律，便改说，我不爱国做啥当初从德国冋来到浙江大学去教书，后来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我看你不仅不爱国，而旦你还里通外国……大邵有意气他。对人情世故一点不沾边的王淦昌哪能清楚大邵的阴谋：我怎么会里通外国？胡说八道！
真的？真的是胡说？
自然，绝对是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会里通外国嘛？王淦昌挺着脖子，分辩道。
那你为什么不坐专车？
人家骂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可我不是！笑话，我怎么会成反动？成为坏人？王淦昌一提起反动学术权威，气不打一处
大邵哈哈大笑起来：王先生既然你坚持自己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不是里通外国，那就证明人家确实是在胡说八道。既然您认定人家是在胡说八道，干吗还理他们？生他们的气呀？值得吗？您生了气，影响了工作，您说谁高兴？还不是那些想整倒你的人高兴嘛！所以你犯得着吗？
这劈头盖脑的反击，真把王淦昌给点拨开了：是啊，我凭什么跟那些无知又鲁莽的人计较呀？他们哪能理解我们这些连自己真实身份都要隐藏起来的人一生所追求的是什么呢？真精糕，我干吗自己生自己的气？想到这里，王淦昌止住了步子。
上吧，再不上后面的车就要顶我们的屁股了。
就这样，王淦昌重新坐进了伏尔加。
1969年，党中央正式决定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并任命王淦昌为此次核试验的总指挥。同以往核试验一样，当中央的重大决策下定，所有相关的制造与参加试验的数百家工厂、数十家研究单位、数万人将要投人紧张的运转。
可是人呢？人都到哪儿去了？王淦昌从北京飞抵罗布泊时一看，昔日人声鼎沸的战场，怎么就见不着几个人了？
老院长您总算来了，我们的人都被拉去开批判会了，这儿已有―两个月没正经搞生产了！有人走过来悄悄告诉王淦昌。
—两个月没工作？这还是不是核试验基地了？王淦昌心头之怒不由直冲脑门。他找到上面派来支左的头目、人称恶二赵的！两个人此两人后被镇托！，责问道：中央的命令可以不执行吗？9恶二赵见中央有文，自知不好正面与王淦昌较爾：，便悄悄避到一边去。然而没有人干活怎么行呢？地下核试验可不是往地里种萝缺一个方面的人马，就会使整个系统无法正常开展工作。身为地厂核试验的总指挥，王淦昌心急如焚。他又一次找到军管会头恶二赵，要他们赶快停止把大队人马整天拉出去搞运动。
那怎么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本身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群众运动，广大群众不参加还叫什么运动，谁都别想破坏这场伟大运动的开展！恶二赵气势汹汹，根本没把王淦昌这个总指挥放在眼里。王淦昌是个忠于职守的人，想不到碰了如此！典子灰！当天，他用机密电话向北京汇报了基地的情况。
胡闹！地下核试验是毛主席、党中央作出的决定，怎么能耽误呢？定要恢复生产和科研工作，该上班的同志都得回到第一线！这是中央的命令，必须执行！周恩来得知后，直接向基地打来电话。
恶二赵无可奈何地硬着头皮开会传达，然而基地的广大干部群众和指战员恨透了这两个人，没有人理他们。这一下，恶二赵反倒紧张起来了。他们明白，文革重要，可核试验也不是件小事，每次核试验执行的都是铁的纪律和铁的命令，跟打仗没有两样，谁真要耽误了，或者在试验过程中出了什么事故，那可是天塌下来的事，谁顶得住呀？恶二赵只得极不情愿地张罗人开工，但已经餡入混乱的基地竞然到了想动也动不了的地步。
无奈，恶二赵找到了王淦昌：王总，这可怎么好，找不到人上班呀！我们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可还是不见效，是不是由你向中央把这里的情况汇报汇报？
王淦昌不傻，知道对方想把皮球踢到他这边来。思忖片刻，他说：既然这样，就用我这张老脸去做做工作吧。在中央对地下核试验定下的时间内，我们一定要按时完成，否则就是对不起毛主席。你们说呢？
危难之际，王淦昌心头比谁都着急。其实基地广大干部群众、科技人员和指战员都很关心地下核试验，只是大家恨透了恶二赵破坏生产和整人的那一套，一些胆小的人甚至惧怕他们的疯狂行径，所以宁可少找点麻烦，让造反就去造反，让参加批判会就去参加批判会，啥生产啥试验，才不管呢！面对如此一盘散沙，王淦昌怎能不急？
同志们，我们干的这个事业比西方世界有一大段距离，不能再耽误了呀！大家应该清楚，科学试验花的时间是很多的，我们本来就
有很多事情要做，再因为运动和整天开会，生产和科研就没有了保障，这就完不成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核试验意义重大，它可以丰富我们过去的地面和空中试验，能牮握许多新的数据。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全力投人工作，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试验这一关！
王淦昌一个科研室、一个生产车间地跑，一遍又一遍地跟大家讲道理。当时的科研人员连看业务书都被禁止了，只能在自己的家里偷偷看。王淦昌就利用就餐时间，挨家挨户去请出科研人员带着业务书上研究室学习、研究。
生产部件的车间里不见一个人，王淦昌拖着自己有病的身躯，到处寻找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告诉他：王总啊，我们都已经给人家夺权了，再出面也没有人理我们啦。再说，大伙真的来上班，连食堂里的饭都吃不上啊。大师傅们也都回家的回家了，闹革命的闹革命去了，不好办呀。
看着车间主任为难的样子，王淦昌急得直搓手，他是个科学家，能独自运算和设计无数错综复杂的中子、原子一类的顶尖难题，也能作为一名核武器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导与组织者指挥和处理各种千头万绪的业务工作，但他却从来没有做过行政工作。面对车间主任和下面提出的类似难题，不知如何是好，深思之后，他突然对车间主任说：能不能把同志们的家属发动起来，让她们给大家做饭？
这……车间主任想了想说，倒是个好办法。可谁给她们开工资呀？我们职工的钱都是上面按人头拨下来的，家属们干了工作也不能从财务那儿拿得到钱呀！
这个问题我能解决。王淦昌不假任何思索地回答，可以由我来给她们发工资嘛！
车间主任不由捧腹大笑起来：王总您有多少钱可以给大家发工资？再说您真给大家发了，人家造反派会说您是在雇工干活，是剥削阶级的行为嘛！
王淦昌一下愣住了，心想对呀，这倒是个难埋。于是嘀咕道：那还是我去动员那些烧饭的大师傅吧。
也许正是基地的干部群众和科技人员们看在他们老院长这么认真和天真的份上，再加上王淦昌本来威望就高，所以大多数部门和机构都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然而，被恶二赵人为搞成的两派只要一发生冲突，基地上的生产和科研就会受影响，甚至伴工停产。派别斗争已经严重到拿枪拿重武器的地步，为了让双方停止武斗，回到生产和科研上来，王淦昌不止一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跑到两派的司
令部劝说。
你们都清醒地想一想，现在是啥时候了？按照中央规定的时间我们已经紧得不能再紧了，你们大家都不能再情绪化了。搞地下核试验是国家大事，大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否则将来就会变成历史的罪人!
但由于派系斗争和管理匕的混乱，一些原先就借机回北京休假或者办事的人都没有回到基地，使得基地不少岗位的人手异常紧缺。从青海到北京，来去需要坐好几天火车。王淦昌利用自己经常回北京汇报工作的机会，抽出时间走访那些留在家里的同志，劝说他们返回基地。
九院家属大院中不少老同志感慨地对我说：那阵子王院长天天串东家走西家地找人，碰见一个就盯住一个不放，一直到人家同意回基地为止。好多同志回到基地，就是冲着老院长的面子才离开北京的。没有他呀，我国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还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呢！
如果不是王淦昌上上下下动员，如果不是凭着他崇高的威望，被恶二赵把持大权的基地在那几年是绝不可能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试验工作的。基地的人们还记得，当时从乌鲁木齐通往基地关口的要道，都被两派的造反派重兵把着，别说物资不易运送，就是行人也常常都要被扣下。
一次，王淦昌和随行几个要员刚走出乌鲁木齐机场就听到激烈的枪声，通往基地试验场的通道被造反派们死死地把守着。怎么办？我们带的都是机密资料，可不能被坏人抢走啊！王淦昌着急得在原地转圈。
有人建议绕道而行。不行，一旦途中发生情况，资料丢了怎么交待呀？得重新想办法王淦昌急中生智，连夜给有关部门打长途电话，于是很快来了一架飞机将王淦昌一行安全送抵了核试验基地马？
今天很多中国人为自己国家拥有强大的核武器而无比自豪，谁能想到当年王淦昌他们所进行的试验工作是那样的艰难！不说国家的物质经济条件差，不说西方世界对我技术与情报的封锁，我们自己给自己却制造了那么多的难题！
中国的地下核试验，实际上是在一个人工挖掘的山洞里进行的，这个洞长达一公里。在这样深的洞穴里装配原子弹，其难度要比在地面上大好多，特别是几百稂各式各样的线路，每一根都要拉几公里长，接头与接头之间、线路与线路之间，稍稍有一点点问题，都有可
能酿成大难。
为了确保所有地下装置与线路不出任何问题，王淦昌一面向各个环节与系统提出要求，同时亲自深人洞内指挥和监督每道工序的操作和检验。
―次，探测器突然发出啪啪啪的响声，王淦昌立即赶到现场，询问是不是产品本身有放射性物质泄漏了，是不是山体本身有贫铀矿存在？为了査清真相，王淦昌一连几十小时钻在幽暗潮湿的山洞内，那时的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呢？经过反复测试，终于査明是一种叫架气的东西在作怪。氡气是一种放射性有害气体，对人的呼吸系统有很大损害作用。王淦昌得知真相后，看到在洞内工作的解放军小战士们根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便一个个告诚他们：小同志们，大家在干完工作和吃饭时尽量不要呆在洞内，那样会很危险的。在工作时，一定要戴上防护口罩。千万千万记住我的话，人的生命宝贵啊！
他这不是宣扬活命哲学吗？
这是扰乱军心！王淦昌没有想到早已想治他的恶二赵一帮人，竟然把他关心战士们的话当作反动言论，公然在大会上指名道姓地拿出来让革命群众批判。
王院长，他们把大字报都貼出来了，您还是先躲几天吧。几位好心人过来劝王淦昌。
王淦昌两只眼睛一下瞪得老大：我躲什么呀？周总理交待的任务谁来完成？氡气就是有毒嘛，他们懂什么？同志们长期在洞内，不注意防护就是要伤命的嘛！我叫大家注意点有什么错？他们这样批判我，我要向总理汇报，看看我到底有没有错！老科学家较起劲来谁都拉不住他，什么叫活命哲学？我们是搞科学的，科学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嘛！
正是老科学家的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影响了全基地参加地下核试验的将士与科技人员。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试验准备工作热火軔天地进行着。
然而，地面上的大批判一——浪比一浪高。当恶二赵**裸地批判王淦昌是反动学术权威、笑嘻喀地腐蚀青年人时，—位同志实在看不下去，便责问造反派：像王淦昌这样好的专家，你们都要批判，那这个世界七就没有好人！就这么一句话，这位同志竟然被恶二赵一伙抓了起来，并戴上了手铐，拉到刑场进行慘无人道的假枪毙。
王淦昌得知此事后，潸然泪下。他愤怒地对天长嚎：我们辛辛苦苦干工作错在什么地方？他终于倒下了，血压骠然升高。但是他知道核试验远比自己生命重要得多，于是不顾大家的劝告，连续三天三夜在现场指挥把最后的核装置和千燥剂放进洞穴。当工兵用最后一块水泥封死洞口时，指挥系统传来紧急状况：控制台的电压几乎全没了！
没有电源怎么引爆几千米地底下的原子弹呢！
把洞口重新打开，我要进去检查！王淦昌立即命令。
不行，王院长你不能进去，里面已经有了核物质装贾，太危险了！你绝不能进去！战士和现场的同志们组成一道人墙，把王淦昌拦住在外面。
你们都给我闪开，技术方面的问题，我有权负责处理。谁也别想挡得住我，走开，让我进去！王淦昌扒开人墙，指挥工兵迅速拆除封口，猫着身子钻进深深的山洞之中……
后来终于査出事故原因：一个地方的电线脱壳！
这一事故，使乇淦昌下决心发动基地人员重新从头到尾对已经装置好的整个核爆系统进行全面检査。
1969年9月23日，王淦昌和参加试验的上万人在几十公里外的山巅上，亲眼看到了在天山支脉的一个山体上扬起滚滚尘埃。从千米地下发出的阵阵闷雷，回**在天山南北……
我国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了！
老院长，我们成功啦！我们终于完成任务啦！
在大家兴高采烈地向王淦昌祝贺时，这位两殚元勋的脸上只露出了一丝十分凝重的微笑……
王淦昌带着地下核试验成功的喜讯回到北京，然而当他回到那个熟悉的灰楼时，一切都突然变得陌生了。
王淦昌先生，根据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我们决定把在北京的九院所有机构，迁至四川绵阳一带，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大迁移工作，组织决定你也一起迁至那儿。二机部军管委正式通知王淦昌。
我一个人去，还是家属都迁去？王淦昌问。
当然是全家都去，而且，你们要作好长期工作、生活在那里的准备！
好的，我回去马上作迁移准备。王淦昌丝毫没有想过其他什么问题。在他看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本来就是高度机密的，几年
前自己连名字都改了，这很正常。只是这一次是大迁移，所以他想到了家的问题。间到家里，王淦昌对老伴和子女只说了几句话，就把全
家离开北京的事全都定了下来。王淦昌当然不明白中央作出这项决定的大背景。
就在王淦昌忙于在罗布泊组织地下核试验时，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9月119，周恩来总理和苏联的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短暂会面。这次会面，中苏两个大国敌对了近十年后双方都想试探——下对方的某桦意图。怛是那时的两国政治家们实在太不相信对方了，所以作出的一些判断现在看来都很偏激。在柯西金走后的一个多月，也就是在王淦昌报告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消息后的第22天，中南海爿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主题只有一个：研究当前国际形势和苏联战略动向。不知哪来的一份情报显示，苏联内部有人主张乘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尚不够充分的时候，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毁灭性打击，这使得中国领导人怀疑老苏真的想对我们中国突然发动核袭缶。会议经毛泽东批准，政治局作出决定：在全国立即开展一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全民战备动员。为防患于未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管有无问题，一律紧急撤离北京。根据这一梢神，毛泽东随即到了武汉，林副主席到了苏州，只有周恩来留在北京守家。
据后来了解，林副主席的彳一号命令共有五条内容：一是苏联谈判代表团于10月20日来北京会谈，对此要提高警惕；二是为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军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将重武器和重要目标隐藏起来；三是通讯联络要保持通籌；四是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五是导弹部队要随时作好发射的准备。
王淦昌老两口带着外孙女三人很快到了目的地四川绵阳而今的长虹集团便是当年王淦昌他们的九院子属单位司机大邵——一家跟着王淦昌荣幸地一起到了绵阳那片山沟沟里，并且这一去就是近二十年。下面是大邵回忆跟着一起到四川后的有关王淦昌的―些情况
开始部里说了，凡是重要的领导和院长们都要迁到那里，可等我们一到那儿住下后，发现院级领导中就王先生一家搬去了。其他的院长都没有去，房子留着却是常年空空的。我对王先生发过牢韁，说你看人家多精，根本就没打算来。我们倒好，一下把全家的户口都迁到了这儿，现在想回去都没有门了。王先生说，别人我不管，可我们来这儿没有错，九院把主要人员和技术设备都搬来了，今后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机构，我们不跟着工作的地方还能干什么？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心目中，从来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私事，只要他认为是上面交给的任务，不管在哪里，不管是十什么，他都要全身心地投人，直到完美地把它做好为止3那时绵阳的条件极其困难，连孩子吃的食糖都得从北京带过去。而我们的九院工作区为了适合战备需要，整个工区和生产厂失铺得特別大，共占6个县的地面，近的相互间距离三四十公里路，远的达一百多公里。整个绵阳地区实际上成为中国核武器试验的大本营。那时王先生已经近七十岁的人了，但他是生产和技术的总负责，所以几乎每天都要在几百公里的工区里奔波。当时我们所在区域还有不少国民党残留部队，敌情很复杂。每次跟王先生出门，我必须带上武器，随时准备应付不测。由于文革影响，许多工厂停停干干，这给王先生的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他既要安排科研工作，还要做人的工作，那几年真是难为他了。绵阳地区又是地震多发区，我和王先生多次出门碰上地震，因为担心出事，我不让他往下面的工区跑，他哪肯听！地藤一来，夜里我把他拖到汽车上睡，他就是不让，说怕什么？我是搞原子弹的，震波多大，对人类危害多大，我心里都清楚。他照常睡在屋里。有一次我问他，王先生你真的不怕地震砸死人啊？他嘿嘿一乐，说死谁都怕，只是你心里装其他事多了，死的事就给让路了。我相信他的话，因为他心里装了那么多工作，哪能顾及到自己生死？但就是这样一个兢兢业业为国家作贡献的老科学家，四人帮一伙仍没有放过他。青海基地的恶二赵派人把王先生抓到罗布泊，说是工作需要，实是为了批斗他。而在后方的绵阳，他们则进行大抄家。我知道王先生家里的东西都是国家核武器试验的重要资料和文件，所以我坚决不让造反派动一动。为此，造反派也给我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司机帽子。但这也并没有使我在抄家问题上屈服。我一直死死地把着王先生家的门，就是不让造反派进王先生住的房子。后来总算达成了一个协议：把房子封存起来。我心想这一招也行，既保护了王先生的东西，又可以过抄家这一关。但造反派头头警告我，说你以后不准再照顾王淦昌了，就是他从青海回来也不能去车接。不几日，王先生真的从育海回到绵阳，我偷偷开车去接了他。王先生见了还特别高兴地对我说：还是绵阳这儿好，在这儿我就不是受批判的坏人了。他哪里知道这儿的斗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许多好心人一直全力在保著我们这位可敬的老先生而已……
1975年，因文革中断数年的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又重新被列人议事日程，时已68岁的王淦昌仍然以技术总负责人的身份，与小伙子们一起，从吐鲁番到戈壁滩，乘着汽车，整整颠簸了！1个小时，到达爆炸地。
让我再进洞看一遍。同每一次核试验之前一样，王淦昌坚持要在最后时刻亲自检査——下装置和线路。当在场的人看到老先生吃力地弯着腰在低矮的猫耳洞里钻进钻出时，谁都会感动。
大燦炸仍然在王淦昌的注视下获得预期的成功。
这一年，正是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的年份。
这——年，王淦昌的名字又出现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名单上。
1976年，70虚岁的王淦昌再赴风雪迷漫的青海高原，在一望无际的死亡之海的腹部又一次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三次地下核试验。经过代号为21—29、21—92、21—93三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我国的空中、地面和地下核试验基本走完了所有历程。王淦昌带着让全国人民引以自豪的核试验成果，回到了北京。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最最敬爱的人周总理离开了人世。
你们看，上次我向总理汇报工作时，他向我提了五个问题，当时我只回答了三个。现在剩下的两个问题我也想出来了，可他已经走了……王淦昌坐在椅子上悲痛欲绝地向人诉说著。
几个月后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悼念人民总理的活动。王淦昌不顾人多车挤、年高体弱，义无反顾地加人了悼念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