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寺堡境内只有一座山，叫罗山，它像女人高耸的胸脯一样，让这片荒芜的大地，似乎多了一份诱人的魅力。于是千百年来，红寺堡虽“野得出奇”，却总有人对它牵挂，并想办法接近它。但仅有奢望的人最后总是以失败而告终，罗山依然像个永远嫁不出去的少女一般，寂寞且孤独地躺在原地，丝毫不想展示它应有的妩媚，故而红寺堡一直以来没有成为人与动物的家园，荒凉是它唯一的本色。

“9·16”的一声震天巨响，奔涌的清流灌向红寺堡的大地时，罗山突然从长梦中惊醒，侧身看去，顿时满眼泪水：我要活了！世人该知道我有多美了……

踏进无人区的人，后来当然也上了罗山，于是罗山的真面目得以展露于天下，它美得让人流连忘返。

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中，一名在西吉挂职的干部告诉我，他第一次带一群移民到红寺堡落户时，有一户农民带了5个孩子，他们到红寺堡后，发现这是一片平平的黄沙之地，举目远眺，不见以往在西吉身前身后皆是山的景象，十分不习惯，甚至对平川之地很是害怕。“大风来了咋办？”那家的男孩问爹。“下雨把房子漏塌了又咋办？”女孩问娘。可不！娃儿的爹心想：“这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小兔崽子们给大风刮走了，以后谁来耕地牵牛？”女娃的娘想：“下雨真的把房子漏塌了，咱女人不就献丑了嘛！回吧！回老家的山里去吧！”这一家人就这么偷偷地又搬回了老家。“后来我们三番五次地跑到这户农民家，花了好大功夫才动员他们回到了红寺堡。”

“不把家园建设好，何来脱贫致富可言？”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挂职干部说。

荒滩上建家园，先要让土地熟起来，这是农民心坎上所说的话、所想的事。黄沙土地想熟起来，可不是件省心省力的事儿。

姚建国是红寺堡首任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当年为了给移民们建家园，他和管委会的其他班子成员耗尽了心血和精力。“最早组织上派我来红寺堡当工委的‘班长’，从中宁调来的是田治国，从同心调来的是马凯，我们三人带着十几个干部，在双井子村借了工程总指挥部的几间平房，摆上几张桌子，安上几张床，支了一口三鼎锅，就这么干了起来。”姚建国说，前三年，来红寺堡报到的干部走了一半多，为啥？因为多数干部没想到红寺堡竟然会有那么大的风沙，恐惧啊！“我记得清清楚楚，1998年12月8日那天，那狂风真的像条黄龙在我们头顶上转悠了老半天，吓得大家都不敢出屋子。我下午要到银川开会，不能不出门。刚出办公室走了三四百米，突然一阵狂风刮来，我怎么也站不住，哐当一下被掀到了一个土坎里，脑袋上一下隆起一个大包，疼得我直叫，眼泪跟着哗哗地流了出来。当时我心想：活了这大半辈子，年过半百了，竟然还会受这罪！但睁眼看到正在建设中的一幢幢移民新房时，我就没了脾气，因为成千上万的贫困百姓正等着搬家落户呢！没有家园，他们咋来红寺堡落户嘛！所以我必须站起来，站起来抹干眼泪，继续往前走。”

“宁可苦自己，绝不误移民！”这是姚建国当年咬着牙从土坎里站起来，迎着大风喊的一句话，后来成为全体红寺堡建设者常说的一句豪言壮语。

干部和建设者们有如此情怀，让移民们感动至极。他们也开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并且喊出了同样气壮山河的口号：“一年搬迁，两年定居，三年解决温饱，五年脱贫致富。”

这个目标跟六盘山一样牢固地立了下来。既然咱是西海固来的人，说话就得跟大山一样硬棒算数，说干就干，而且要在黄沙滩上建“美丽家园”。吃惯了苦的广大移民才不怕苦哩，他们的心被先于他们来到红寺堡的干部和建设大军感化了，所以“既来之，则安之”的决心已下定，剩下的就是跟天斗、跟地斗，一直斗到皇天后土投降为止。第一批移民至大河乡大河村的农民涂志福说：“娘生我出来就起了个‘志福’的名字，咱这一代再不幸福就对不起八辈祖宗了。我第一个报名到红寺堡来，但还真没想到这儿的土质跟老家那里完全不一样，老家的黄土和黑土，要是有了雨水，还真能长出好庄稼。红寺堡这儿不行，尽是沙土地，水灌进去转眼就渗完了，像个无底洞。有的地却坚硬得出白浆，用洋镐刨一个篮球大的坑，你得流半小时的汗水。再倒半桶水进去，过上两三个小时再一看，有七八成还在里面晃**着。”这就是移民们面对的最初的家园状况。涂志福和妻子头一回种70棵白杨树，整整用了10天时间。妻子双手的虎口都震出了血，眼泪汪汪地问丈夫：“这个家能安得下来吗？”涂志福帮妻子擦着眼泪，说：“既然带你和孩子到了这个地方，我就没有想过再回西海固。如果我们哪一天要死了，我也想死在有花丛和麦香的土地上。”

涂志福下定这样的决心，硬是在黄沙土上植下一棵棵白杨，后来又在浇灌的土地上种下一垄垄玉米，再后来又在土地上种下了一片片黄花菜，再再后来他又养牛养羊，并且在宅前宅后种满了鲜花，一直到把自己的家变得像个美丽花园。这回他拉着妻子的手说：“现在我不想早早地死了，想跟你活到一百岁，想享受够在红寺堡的美丽幸福生活！”

当然，这要感激红寺堡工委和管委会在遏制风沙、恢复植被方面所出的大力。从一开始，决策者和建设者就给自己立下了一条“铁规”：建生态绿区，并且要朝着“荒山林草间作、灌区林网交错、城区园林点缀、庭院花果飘香”的目标前进。

1999年下半年，红寺堡的建设和移民安置到了最困难和最关键的时刻，既不能往后退，又没法向前走……然而建设者和移民们获得了巨大的精神支持，他们更新理念：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中有一批福建来的挂职干部一直帮扶着各县搬迁到红寺堡的移民安家落户，他们看到当地许多贫困户不会耕种土地、不会灌溉旱田，便到地头田间同移民们一起耕作，提高粮食产量，起到了积极作用，坚定了移民们安家落户、建设美好家园的信心。

辛勤总能换来收获的喜悦。也是在这一年的一个秋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一行来到红寺堡，在视察大河乡四村时，朱总理问移民马喜元：“和老家相比，这里的土地比老家的土地能多打多少粮食？”

马喜元回答：“老家是旱地、山地，风调雨顺年一亩最多打400来斤，红寺堡这里才开始种，今年头一年一亩我打了1000多斤。”

朱总理笑了：“这个差距很大嘛！”又问另一群移民：“你们喜欢这个地方吗？”

移民们齐声回答：“喜欢！”

朱总理看了看另一户百姓的房子，然后问：“盖这房子要花多少钱？”

“好几千呢！”百姓回答。

“借来的钱？”

“政府给了一部分，自己的亲戚朋友帮一部分。但我不担心，等今年年底和明年把种的土豆卖掉后就可以还清了！虽然现在苦一些，但前途光明！”

朱总理大喜，竖起大拇指，称赞道：“说得好！大家的前途是光明的！”

红寺堡的前途确实光明。

红寺堡的前途必须光明，因为它是宁夏乃至中国扶贫、脱贫的主战场之一和具有代表意义的决战场之一。这里的扶贫移民能否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安居扎根，决定着宁夏“1236”工程的根本，毫无疑问也给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

20余万从山区和特别贫困地区搬迁来的移民，今天过得如何，这是我十分期待看到的。2019年第一次来宁夏时，我就对红寺堡所发生的事情格外有兴致。

记得7月23日那一天，阳光异常强烈，而此时恰是红寺堡一大特产——黄花菜——的收获季节。想起漫山遍野的黄花菜景色，就会让人如痴如醉……于是我提出去看看种黄花菜的农民们。

村民在红寺堡区柳泉乡柳泉村采摘黄花菜

柳泉乡——当年扬黄工程启动之初，第一口井出水之地。接待我的是年轻的美女乡长郑惠玲，她高兴地领我到一处晒黄花菜的场上远眺她的“领地”——远处是起伏连绵的罗山，中间是郁郁葱葱的万亩葡萄园，近处和眼前便是黄花菜地和黄花菜晒场。

“真美！”如此层叠多姿的大地还是第一次见，不由让人感叹。

女乡长开怀大笑道：“我们柳泉乡啥都占了：美的花，美的酒，美的水，美的生活……”

“还有美的人！”

哈哈……女乡长乐得前俯后仰，道：“作家就是会说。”

其实我说的是心里话。眼前的女乡长固然美，但更重要的是柳泉乡的百姓一个比一个笑得美：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幸福美满感。

在黄花菜晒场旁，有个黄花菜加工车间。农户谢仁义今年47岁，是 1999年从海原搬迁到这里的移民。他告诉我，现在家里住的新房是政府“危房改造”工程的“产物”——政府补贴3万元，自己又掏了8万元，所以很新、很别致、很讲究了！看得出，这一户是蛮幸福的小康之家。

“我有9亩地，全部种黄花菜，保种保收。”谢仁义介绍道，现在他们种黄花菜每亩政府给补贴500元，他自己采收、自己加工，这样收入可以更高些。“也可以放在合作社托管，旱涝保收，自己少操心些。但那样价格会比自己加工低不少，我家有劳力，所以我就自己干。”原来黄花菜从地里摘下来后，先需要晒干，再进行烘干等加工程序后才能进入市场。鲜黄花菜摘下来也能卖掉，但很便宜。

柳泉乡柳泉村正在晾晒的黄花菜

“忙的时候，我雇了8个摘花工。每年一茬黄花菜，收入稳定。毕竟红寺堡属于少雨多旱之地，适合黄花菜种植。”谢仁义从院子里的果树上摘下鲜果给我们尝，又切了西瓜。那瓜果无法不让人称道。

在一旁的黄花菜加工车间就不太一样了，有很庞大和很现代的机器设备，一天可以加工十几吨鲜黄花菜。老板也是本地人，负责这几个村庄黄花菜的收购和加工，然后直接把加工好的黄花菜发往全国各地。他引我进入加工车间，介绍道：“过去菜农辛辛苦苦种下黄花菜后，看到繁茂的花儿很开心，但弄不好到最后还是水中捞月一场空。为何？没有加工烘干设备，老天若阴上几天，鲜嫩的黄花菜就彻底成‘黄花菜’了！”原来那句“黄花菜都凉了”说的就是这呀！真是让人长了知识。

“你瞧，现在我们的菜农就不用再怕了！这烘干设备一天能‘吃’进好几个村采摘的鲜黄花哩！”女乡长指着庞大的烘干设备，告诉我这是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经费购置的。

呵，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真是处处开花结果啊！

晒花场特别清香芬芳，有一种平时极少闻得见的味道，既有黄花菜本身的香味，亦有远处和周围葡萄园、瓜果地飘来的阵阵香风夹杂其中，故能令人陶醉。

“你一定要到我们这里的农家乐体验体验！”女乡长的盛情邀请让人无法拒绝，于是我们一起来到永新村的一个农户家参观他的农家乐。

主人叫李文彬，他的农家乐着实不一般，几间客房干净整洁，里面还有能上网的电脑，这是我没想到的。“我的客人来自四面八方，得考虑他们的需求。”李文彬说。

农家乐在我看来，除了客房外，还有两个地方十分重要：一是厕所，二是厨房。

想不到李文彬家的厕所安装了城里宾馆标配的现代设备，坐式、蹲式抽水马桶齐全。再看厨房更意外，是县上评选出的标杆级样板。“这是我们乡上与自治区旅游部门联合考核发的星级证书！”女乡长指着李文彬家厨房墙上挂着的那张“卫生合格证书”和“星级餐饮证书”，很自豪地告诉我。

“来，到后院看看——”李文彬拉住我的手，一定要让我去他的“旅游胜地”瞅瞅。其实也就是二三十步远的后院，这一走竟然让我大呼“太美了！”原来，李文彬家的后院是一片果树林，除了随手可摘的果实外，树林中间还有一处孩子玩的航天航模游乐空间……

我心头不由直乐：他还真会玩！

“我这儿能住10个旅客，一人一天收100元，旺季收120元，成本30%，也就是说一天能赚700元左右，你说我这个院子值不值钱？”李文彬得意地夸起身边的女乡长：“她经常对我们说，除了要把地种好外，还要把家园建设美，这样才能有更好的日子过。可不，我们现在有20户村民开起了农家乐。有去年开张的，有今年开张的，凡是开张的，都乐了起来——钱袋子满了呀！”

“怎么样？跟浙江那边的农家乐、洋家乐差不多吧？”女乡长让我说心里话。

我自然不能说假话，于是告诉她：“除了交通不如浙江那边方便外，其他的一点不差。”

红寺堡的干部群众听后，很是兴奋，说过不了多久，他们这儿的高铁、机场都会建起来，到时欢迎全国各地游客来黄花菜、葡萄园的故乡旅游。

以我亲身目睹，这里确实值得“到此一游”。

红寺堡的葡萄园为什么这么多、这么旺？这是我格外感兴趣的事儿。

说到红寺堡的葡萄园，肯定得到中圈塘村，因为这个村的葡萄代表了红寺堡葡萄产业的创业史和成功史。所以当我说要看看红寺堡的葡萄时，主人就将我拉到了红寺堡葡萄的发源地，也是如今红寺堡葡萄最鼎盛的中圈塘村。

昔日黄沙飞舞的不毛之地上，如今长满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葡萄，这种反差倘若不是亲眼所见，是无法让人相信的。然而红寺堡的大地上，人所创造的奇迹几乎随处可见，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自己的人民和国家战胜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所表现出的超凡能力。

在路上的时候，当地干部将一位叫王青山的转业军人叫到车上，说他现在是红寺堡“葡萄王”，请他向我介绍这儿的“葡萄诞生史”。王青山十分干练，说自己在部队时就在农场工作，转业后分配到林业局，种植葡萄归口在农林部门，所以这位军人出身的干部就成了当地的“葡萄王”。

王者气魄就是不一般，王青山让我们在一片葡萄地中央下车，然后引我们走在一条足有千米长的葡萄长廊内，边走边说。2018年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农村中选了10个景，这红寺堡葡萄长廊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红寺堡葡萄现在名声在外，为全国农村标志性产业。

“红寺堡葡萄能够诞生，首先要感谢闽宁对口扶贫协作，因为我们当时在讨论研究移民们来到这块干旱土地上到底种什么东西、发展什么产业时，就先到银川的闽宁镇去学习参观，去后就被那里的葡萄园吸引了，而那里的葡萄就是福建企业家引进和种植的。”王青山告诉我，红寺堡与法国著名红葡萄产地处在同一纬度上，加上这里的土质优于法国，所以十分适宜种植酿酒的红葡萄。“福建企业家在闽宁镇一带成功种植葡萄后，对我们影响极大，回来我们就布局发展葡萄产业。”

“但最初农民们不太愿意。”王青山说，“种葡萄前两年基本上不会有收益的，到了第三年才可以摘葡萄，到第五年收成才真正开始稳定。而农民种地习惯于当年种下当年有收成，我们动员他们种葡萄，他们说头两年不产东西让我们吃什么？”

这不能不说是个问题嘛！农民讲求实际。

“后来我们的干部带头种。中圈塘现在被称为‘葡萄第一村’，原因就是干部带了头，村主任自己先种了20多亩，第三年就有收成了，之后年年收成不错，是种其他农作物收入的几倍，这样村里的百姓就跟着学种，一种就种成了连片，种上了万亩，成为红寺堡面积最大、收入最高的葡萄园区，全村的日子越来越幸福。”

红寺堡区红寺堡镇中圈塘村移民乔英波在罗山酒庄葡萄基地向农户讲解葡萄藤养护知识

“他原来就是中圈塘村的支书，让他说说。”这时有人把一位叫李虎的人拉到我的面前，说他最了解中圈塘村的葡萄种植史。

李虎说，他是红寺堡的原住民，他的家附近还有座寺庙，他舅舅家离那庙更近。庙里有座铁铸的佛，后来铁锈了，佛像红了，所以红寺堡就是这么叫出来的（瞧，“红寺堡”还有这么一种解释）。以前红寺堡很少有人家，人们出去都是骑驴子，村与村联姻，所以出门走一村就到那个村里的亲戚家吃饭，或者住在那个村的亲戚家。李虎说，因为是不毛之地，所以原住民和村庄不会增加，只会越来越少，他父亲一代后来就是因为自己出生地的村庄消亡了，又搬到另外一个村庄。“我就是在新庄村出生的。”李虎说，他1993年参加工作，中专毕业，学的是农业机械。红寺堡开发启动后，他成为第一代农机检考员，就是检查农民机械驾驶证一类的，并且为农民开农用机械发放证件。

“我主要去检查开着车的农民有没有证，但一去检查我就很难受。因为他是拉煤的，查他没有证的话，是要罚他50元钱的，他就说没钱了，回家再不出来拉了。可他不出来拉煤，就等于全家人得饿肚子。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实在太让人难受，也让我自己难受。我就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到镇上参加大开发的工作。”

李虎说他会开车，镇上就让他开了辆吉普车到处贴标语。“现在我还觉得自己这个工作很正能量，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干啥事，不都得宣传嘛！不宣传，人家百姓怎么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事，想让他们干什么事嘛！那个时候我贴得最多的一条标语叫作‘宁可苦自己，决不误移民’。那个时候所有参加大开发的建设者们都抱定这个精神干活。我记得当时的扶贫办主任是同心人，离家也就60来公里，但平时根本不能回去，天天在红寺堡的黄沙里加班工作，家人也习惯他不在家了。有一天星期六他顺道回家，妻子很奇怪地问他：‘你咋回来了？是不是犯了啥错误，人家不要你了？’弄得这主任哭笑不得。”

后来李虎被派到中圈塘村当村支书。“村上有387户，1300多人，都是搬迁来的贫困农民，他们都是从关口火龙沟搬来的。”

“慢着慢着！”我一听“关口”二字，忙摆手问李虎，“是不是我们从同心那边过来时看到的那片村落遗址？”

“对对，就是那个关口。”李虎说。

噢，那片被当地政府保留下来的旧村落遗址我参观过，能够非常完整地体现当年红寺堡原住民的生活状态。而在那些旧居里，我们竟然发现，农民们居住过的窑洞的洞壁都用当年的旧报纸糊着，而这些旧报纸最早的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多数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最为神奇的是那些报纸竟然多为《福建日报》。当我为这一发现惊呼，招呼在场的宁夏的朋友一起来看时，大家也都跟着热议起来，纷纷道：“原来福建与宁夏的关系早就深入人心啊！”

李虎听了我这一说，也频频点头，说：“中圈塘村葡萄的诞生与发展，同样离不开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他说村里人一开始不是很愿意种葡萄，多数依然像在老家那样种土豆，但收入不行，而且受市场影响极大。怎么办？干部坚持带头种葡萄，而且告诉大家种葡萄既省水又效益高。“这经验是我们到闽宁镇福建人种植的葡萄园学到的，而且不是有句诗说‘葡萄美酒夜光杯’吗？所以我们坚持认为种葡萄不会有错。同时我又带领那些对种葡萄持怀疑态度的农民上闽宁镇去参观，还请他们上银川吃自助餐、参观西夏博物馆。村里的农民高兴了，说种葡萄发财是真的，于是回来都开始种起葡萄来。可又碰到了问题，有人说辛辛苦苦种了葡萄，第三年才有收成，到时也像种土豆一样没人要咋办？有人就打退堂鼓，并且偷偷把葡萄树砍了改种玉米。”

“当时压力大啊！”李虎感叹道，农民脱贫致富的道路并不那么容易，在红寺堡的不毛之地上要让百姓脱贫致富更是难上加难，有自然环境的限制，有观念上的问题，也有生态本身的问题，等等。“我是村支书，我必须去面对、去攻克。所以我一连几个月没回家，天天在村上，盯着大家把种葡萄这事落实好，砸实它！我的孩子因为学校几次开家长会我没能去成，竟然哭着对老师和同学说‘我爸不要我了’！”李虎为了让中圈塘村的葡萄树活下来、扎下根，没少吞苦水。

他的苦水吃到第4年，村主任乔文森带头种的葡萄在这一年每亩收获了7500元，这下把全村的百姓给震醒了，接下去就简单了，全村人跟着干部拼命种葡萄。这不，中圈塘村的万亩葡萄园就像一面猎猎飘扬的红旗，高高地插在红寺堡这片曾经黄沙飞舞的荒凉土地上，成为其他移民的榜样。

“现在大家看到的红寺堡万亩葡萄园就是被中圈塘村的一股风刮起来的。”看上去40来岁的村主任乔文森颇为得意地告诉我，他是红寺堡第一个尝到种葡萄甜头的人，后来村上的百姓也尝到了种葡萄的甜头。“葡萄丰收的第一个年头，村上一下买了几十辆汽车，现在平均每家都能达到年收入几十万元。”

“中圈塘村是红寺堡葡萄的发源地，但现在的红寺堡葡萄种植面积已经多达10万亩，而且不再是农民们散种了，而是投资商进行规模种植和开发红葡萄酒生产相结合的葡萄生产基地。你相不相信，我们这儿现在仅开设的酒庄就已达28家了！”这时，身边的“葡萄王”王青山朝我耸耸肩，意思是你北京人可不要小看我们红寺堡噢！

“走，我们参观一家酒庄去！”我笑着拍拍他的肩膀，便在他的引领下到了一家叫“江达酒庄”的地方。

酒庄老板叫常亮，宁夏人，原本做房地产生意。2013年，他见红寺堡种葡萄热火朝天，于是丢下原本的生意，来红寺堡投资种植葡萄园和开酒庄。常亮的酒庄完全是法式水平，高端又高雅，想象不出在中国几乎是最贫困的“不毛之地”上，竟然有如此漂亮的现代化酒庄。站在他的酒庄凉廊上，举目是一片不见边际的飘香葡萄园，身后是一个集酿酒、贮酒于一体，兼以红酒为主题的旅游博物馆、餐饮和住宿配套的城堡，让人除了感慨便是感叹。

“我的酒庄有7600亩葡萄园，所酿红酒有10个品种，全部销往一线城市。葡萄园一年用工达3万多人，他们都是当地的农民工。他们在我这儿有两份收益——土地租用收入和务工收入。所以我跟他们关系很好，他们叫我‘红老板’！”1969年出生的常亮谈起他的葡萄园和酒庄时，未饮红酒却有些酒醉似的兴奋。

“我们的葡萄产业能有这样健康的发展，还得说到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好处哇！”红寺堡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志东抢话说，“移民们种葡萄的积极性上来后，酒庄酿的酒也多起来了，可酒销到哪儿去？能销到什么价？这又是新问题。”

对啊，你们怎么解决呢？我用眼睛问他。

杨志东抹抹嘴，得意道：“我是2018年4月到2019年4月作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派往福建泉州去挂职学习的干部，就说说这一年中为我们红寺堡红酒干的事吧。”

他说，福建那边开放程度高，喝红酒的人也多，所以他挂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推销宁夏尤其是红寺堡产的红酒。“我在那边通过当地政府的支持，利用供销社的地盘，建了一个闽宁特产馆——400多平方米，推销我们红寺堡和宁夏的特产，尤其是红葡萄酒，生意不错。后来福建方面对我们宁夏的事特别支持，甚至连省里的领导也在公开场合讲：中央的八项规定不能违反，但工会、机关等政府和公家单位在采购时，要优先选择宁夏的产品。这么一号召，我们的红酒和其他产品的销量一下增加很多。后来我又开了一个福建省闽宁园文化传播公司，专门宣传红寺堡和宁夏的商品。这么一年下来，红寺堡红酒的声誉在福建各地几乎无人不晓，销路大开。市场好了，家乡的农民种葡萄的积极性更高了，酿的酒质量也更高了。葡萄种好了，又带动了其他产业，现在玉米、黄花菜、土豆等也都越种越多、越种越好。土地熟了，生态好了，树木花草也茂盛了，生活在这里的百姓的家园自然而然也美丽了！”

是啊，今天的红寺堡，你怎能想象得出它在20多年前竟然是个除了黄沙和戈壁之外一无所有的不毛之地？

扶贫和脱贫的伟大战略和伟大战役，让沉睡的大地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在巨变，能谱写这一传奇的也许只有中国。

其实也就只有中国。

戈壁滩上建起的红寺堡生态移民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