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哩走哩哟，远远地远下了，

心里像刀子搅乱了。

哎嗨哟的哟，

眼泪的花儿把心淹下了……

走哩走哩哟，越哟远的啊

褡裢里的锅盔轻了

哎哟哟的哟

心里的惆怅就重了

重了，我的泪花儿哗哗地掉……

这应该是80多年前的一个黄昏时分，荒原上风沙弥漫，一位孤独的青年正在一片黄土山丘沟谷道上艰难地跋涉。突然，他的身后传来一阵高亢中又略带着沙哑的“花儿”。

那歌声是忧伤的，也是多情的，是车马店女老板五朵梅在为这个远行的青年送行。

青年朝歌声传来的方向回神的那一刻，“眼泪儿哗哗地湿透了衣襟”。这个青年就是后来成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

哎哟呐啊，妹妹是那牡丹那花园里长呀

哎哟是阿哥的肉呀

尔阿哥就是空中的个凤凰吔

哎哟，旋去来嘛旋去它没妄想呀

吊环在白牡丹的树上哟

阿妹我的心也跟着吊在空中哟

晃**着不安心哟

不安心哟——

“吊庄”把哥哥儿你心呀哟

吊到了天边去哟

阿妹我心不安哟

心不安哟……

30年前的那个春天，这首情歌在西吉、海原等六盘山一带的山梁间时常回**。那歌声夹着半是凄凉、半是期盼的悲调，让许多从大山迈向远方的伢儿在路上一步一回头……

这一幕，是宁夏扶贫、脱贫攻坚中最为悲壮而又最为难忘的印记。它也拉开了宁夏“吊庄”扶贫的历史性序幕，并且日后“吊庄”移民又将成为史册上的经典篇章。

“到底谁是第一个走出大山，成为真正的‘吊庄’移民的？”当我来到今天的“塞北新绿洲”玉泉营时，那些早已住上新房子、过上富裕日子的干部和村民们咧着嘴笑道：“我们都是……”

“你们都是？！”

“是，我们都是。”

我也笑了，他们确实都是……因为第一批总共是400多户贫困家庭的移民，这400多户加起来就可能是几千人，几千人后面又跟着几千人……还有当时一些正怀孕的妇女……

他们理当是第一批走出大山的人，他们是吃“吊庄”螃蟹的人……

“真要追根刨底的话，我可以跟你讲——我们几个是真正第一批走出大山的人。”已经退了休、自己的家仍留在西海固的3个人却这样对我说。

是吗？怎么反而会是他们呢？当我好奇地询问现今的固原市委领导时，获得的答复竟然是肯定的。

原来还真是如此。丁建懿、马强和谢君清3人就是当时最早从西海固走出大山的人，但他们不属于第一批搬迁的400多户贫困户，他们确实比这第一批搬迁的贫困户还要早两个月来到当时一片荒凉的玉泉营“吊庄”移民区……

他们是为这第一批“吊庄”移民服务和落地的“干部先遣队”——西吉县委、县政府给了他们一个工作单位：西吉县玉泉营吊庄移民基地办公室。

其实他们就是真正的被“吊”去的新移民。这3个人的命运后来与那片土地和“吊庄”移民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丁建懿，西吉县兴隆镇原副镇长；马强，西吉县农业建设办公室原副主任；谢君清，西吉县文工团原党支部书记。至于当时县里为什么调他们3人去开拓和开创那片土地上的“吊庄”移民事业，可惜西吉县当年的县级老领导都找不到了，他们3人自谦地说，可能是因为这几个原因：一是县上有设想，如果“吊庄”成功的话，会在那边建一个贫困户移民镇级单位，所以抽调了3名副科级的干部，意在探索和实践，作为能进能退的方案考虑；二是3个人来自不同单位，丁建懿当过副镇长，有行政经验，马强是农业建设办出来的，在农村基础建设管理方面是行家，文工团党支部书记身份的谢君清，大概属于能说会道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才吧——他自己这么定位。

其实，当时的西吉县委就是这么个意图。

集体上访事件后，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在与西海固几个县及银川市和自治区相关部门进行认真细致的协调和调研基础上，由时任自治区副主席李成玉主持召开了一个协调会。会后以自治区政府的名义作出决定：将自治区农垦局下属的连湖农场10队和11队搬迁出来，划出26000亩土地作为西吉移民“吊庄”基地，同时对海原、固原上访的那些农户也进行了安排。文件（宁政阅〔1990〕13号）规定：玉泉营“吊庄”的界址，东界西干渠，西接沿山公路，南毗连湖农场，北邻永宁县。东西长5.2公里，南北宽3.75公里，总面积29200亩，可开发面积21100亩，农田面积17800亩，其中铁路以东9800亩，铁路以西8000亩。之后文件（宁政办发〔1990〕122号）又指出，扶贫扬黄骨干工程完工后，青铜峡甘城子还将划出净面积的40%，即18000亩土地作为西吉县“吊庄”移民基地。之后1995年、1996年又两次对玉泉营“吊庄”基地土地进行调整扩大，总面积接近6万亩，包括玉泉营、连湖农场、黄羊滩农场及青铜峡市、永宁县等地，计划移民10000人。

“吊庄”移民是宁夏人的发明，也是一届又一届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在中央扶贫、脱贫精神指导下书写的具有创新意义的一部已经载入史册的史诗。而当年，从事具体工作的那些扶贫工作者以及从大山里走出的父老乡亲们，则是这部伟大史诗中最动人心弦的音符——

“明天就走吧！想好了带啥就带啥……去了就不能当逃兵！你们仨都是干部，又是党员。”县委书记、县长，还有分管的一名副县长和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及组织部部长集体跟丁建懿、马强和谢君清谈话，县长这么说。

县委书记接着说：“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也非常光荣。自治区领导看着你们，全县几十万人民看着你们。一句话：只许往前行，不能往后退！咱西吉人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就没过上过好日子，因为我们这块土地太亏肥了，人又多……所以先得把一批人吊出去！吊好了再吊一批出去。把这些吊出去的人先弄富了，其他人就跟着一起富起来了。所以说，你们肩上担的不仅仅是工作责任，还是咱西吉人、西海固人的希望和未来啊！”

“书记、县长你们放心，我们就是把骨头烂在那里，也要把移民‘吊庄’建设好！让先到那里的人扎下根，富起来……回头我们再回来一批一批地带出去！”

“对对，一批批地带出去！”

丁建懿、马强和谢君清纷纷当场表态。

1991年元旦后上班的第一天，西吉县委、县政府开了一个专门会议，决定了人事调动，和吊庄办公室班子成员进行了集体谈话。

“紧接着我们就开始准备到远隔几百里外的玉泉营‘吊庄’基地工作的事宜……”丁建懿的职务由“丁副镇长”变成了“丁主任”——西吉县玉泉营吊庄移民基地办公室主任，另两位就是分管不同工作的副主任了。

“既然是办公室，就得有七八条‘枪’。”丁建懿他们便开始手忙脚乱地筹备起来。说手忙脚乱是因为县长要求他们在接到通知后“立即出发”。

“当时我们就像当兵的那样，接到任务后就准备马上走。再说，其实也没有啥可准备的……那个时候办公室能有啥呀？打字机、复印机都是不可能有的。电话也是有线的，等到那边好几个月后才有……打一次电话向县里汇报工作，要专门跑到银川市里去。”丁建懿他们说。

“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全部家当是什么吗？”几个老吊庄办公室人告诉我，他们在丁建懿等人的带领下，坐在一辆县里专门调度出来的老解放牌汽车里，“上面除了我们几个人自带的粮食与被子外，还有从县委党校借来的30多张旧床板和几张办公桌、几个凳子……也就是说，这些就是我们‘吊庄’事业开始的全部家当。”

“那时从我们南部山区到银川没有高速公路，一条省道也是坑坑洼洼的。1月份天又冷，风又大，我们的老解放牌汽车走了整整两天才到达银川……记得那天到银川时已经夜深了，我们就住在郊区的一个小招待所里，第二天一早就到自治区农建委报到。之后赶往连湖农场11队所在地时天又黑了。原先说好我们一到，农场就腾间旧房子给我们住，可到了那儿人家说不知道，没人通知他们。这可怎么办？只能就地窝一宿吧！”

丁建懿说他一辈子都记得那一夜他们是如何度过的。1月的宁北大地仍然寒风刺骨，气温在零下十几摄氏度。“吃的我们从老家带着，不怕。可水没有呀！于是，只能临时去小店买了几只铁桶。我就派了4名干部穿过西干渠打水，在那里4个人提了4只铁桶，来回整整走了4个小时，结果回到我们夜宿的地方只剩下两桶半水，因为一路坑坑坎坎，又是走夜路，所以能剩下两桶半水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丁建懿说，“水解决了，睡觉又成了问题，毕竟大冬天的，晚上气温低至零下二十几摄氏度！我又派几个干部到沙滩上铲蒿子来生火，然后垒了砖，支一口锅，开始烧水，喝水暖肚子，烤火暖身子。但风太大，一口新铝锅全熏黑了仍然没把水烧开，只能凑合了！睡觉只能从车上拿下几块床板，围了一个圈，大伙坐在铺盖上……就这样一直坐到天亮。”

这是“吊庄人”度过的第一个夜晚。这个夜晚的景况其实预示着“吊庄”移民本身的艰难，更展示着扶贫、脱贫攻坚战的峥嵘岁月是如何开启的。

这是一批能吃苦、能吃大苦，又能干成事、干成大事的“吊庄”移民工作干部——丁建懿一行，仅仅用了20天时间，就对自治区划定的2万多亩“吊庄”移民基地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土壤状况、发展前景等进行了详细调查和论证，同时也完成了资源调查、土壤普查等工作，在满是风沙的床铺上写下了《西吉县玉泉营吊庄建设总体规划报告》和《搬迁计划报告》等。

很快，西吉县和海原县等有相关“吊庄”移民计划的县还统一制定了搬迁的安置和管理办法：

1.吊庄办公室负责安置和管理工作。吊庄办公室按照搬迁通知单和身份证按审批的居民点顺序划给宅基地，每户0.5亩（净面积）。对于无手续和手续不全的农户，一律不予接收。

2.吊庄共安排32个居民点，1个居民点安排55户约275人，4—5个村民小组（居民点）为1个村民委员会，共安排5个村民委员会。为了照顾搬迁农户的生活习惯，分民族安排居民点。

3.房屋建成后，吊庄办公室按审批人口划分基本农田和经济林地。

4.搬迁户不准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5.对现有的树木、果园和园内的350亩耕地，由吊庄办负责集体统一经营管理。

6.搬迁农户在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建房者，通知原籍乡镇人民政府另行安排农户。半年内不建房者，注销搬迁指标，吊庄办再另行安排给其他乡镇。

7.搬迁农户必须服从吊庄办公室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对无理抢占土地，抢种，破坏和干扰搬迁秩序，影响群众生产、生活者，吊庄办公室有权取消指标，限期返回原籍。所造成的损失由本人承担，并视情节从严处理。情节严重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违反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吊庄办公室根据搬迁进度逐步成立基层组织，加强对搬迁农户的教育和管理。

9.搬迁农户原耕种的各类承包地从吊庄新分配土地开发耕种起3年后收回。在此期间必须履行承包合同规定的各项义务。

在此基础上，自治区也要求西吉县等在搬迁上需要有进度标准，明确要求各部门按规划建立健全各种服务机构。1991—1995年，先后要建立水管所、卫生院、小学、农业综合服务站、林业站、畜牧兽医站、供销社、派出所、乡政府、粮库等。至此，宁夏和西海固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一段独具创新意味的“吊庄”移民史，便这样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战幕——

“娃儿，你要走了，什么时候娘才能看得到你啊？”娘送到村口，拉着就要扬鞭而去的儿子，死死不肯放手。

“哎呀，娘——我去那边安好家后就会把你和俺爹接过去的！”儿说。

“接过去了，这边的家咋办？”娘疑惑道。

儿子笑了：“扔了呗！”

娘哭了，就地而坐，哭叫起来：“娘不去！你也不要去哟！”

“哎呀，行了行了！等着过好日子吧！马儿走——驾！”儿子扬鞭而起，马儿四蹄奔腾，山道上扬起一阵飞尘。

村口尽头，早有数十辆马车、板车、拖拉机……汇集成一股细细的“吊庄”洪流——与巍峨的六盘山相比，它宛如在山谷间的一条细流。然而它异常的顽强不息、勇往直前，一直向远方的未来前进……

这是另一个村口。

阿妹等在无人瞅得见的山梁后，等着阿哥的拖拉机出现……

“突突突”的引擎声，振动着阿妹起伏的胸膛。

“停一下！快停一下！”阿妹着急了，背着小包袱，飞步从山梁后冲向山道上，然后扑到阿哥的拖拉机前，将小包袱塞进阿哥的怀里，又扔下一句话：“安顿好了就来信啊！”

“知道了——等着吧！”阿哥的声音回**在山谷与山梁之间，如一曲不散的情歌，让阿妹站在山岗上痴痴地听了一宿又一宿……

这个村口有些与众不同：

十几辆板车装得满满当当。这是五户人家倾巢而出，每一组板车上都是祖孙三代人，老的七八十岁，小的甚至不到四五岁……

“我们不想回来了！我们穷怕了！我们只想……只想出去过上哪怕是一天好日子也不情愿再留在这穷山窝窝了！”这是那位抖着山羊胡须的老者说的话，因为他有这份心，全家9口人没有一个再留在老宅子。

与他家同行的是同村人，他们都吃尽了苦，连炕头上前年解放军送来的慰问棉被也都被睡出了一串串洞洞……他们全都是家里几乎啥都没有的贫困户——如果再留在老宅，也许下一个冬天老人没了，孩子饿得只能啃泥巴，男人和女人都跑了……不如现在全家一起到一个新地方闯一闯，或许能闯出一条新路，至少全家人还能在一起拼一拼！

于是这几家就这样团结一致，一起奔向远方的那个他们从未去过的“北边”——未来的他们的家，在当时，那仅仅是个梦想。而梦想就是一种希望，有希望就有力量支撑着他们前行……

这份前行的力量来自这些吃够苦的山里人心中装着的一个梦想，所以他们不顾一切地放弃祖先留给他们的土地和老宅，开始走出大山，向一个不曾知晓的地方前行。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

“因为留在老家实在没法再把日子过下去了！与其那样，还不如出来走一步看一步吧！”许多人都这样对我说。当时加入“吊庄”移民大军的乡亲们十有八九怀此心态。

一位西吉县的老领导介绍说，1991年那会儿，他们西吉县的多数农民家庭，家徒四壁，满打满算平均也才三四百元的家当，一趟推车就可以把全部家当拉走了。“说得难听一点，有的女孩子刚嫁人，倘若外面有男人给她几百元钱，她可能就动了跟人家走的念头……婆姨一走，这家不就垮了？！老的等死，小的饿着，没了婆娘的男人还能扛下去吗？这就是当时我们许多西吉人、西海固人面临的现实！”这个干部说的是大实话。

他还说，如果家里有个病人，有个残疾人，景况还不知怎么形容呢！

“这就是当时的现实。”他的一个“现实”，能把人的眼泪催下来。

西吉人苦，西海固人苦。所以他们拼着命想找到一条能够活着的有希望的路……

“玉泉营？好！听着名字就是块宝地！去，我报名！”

“我们家也报名！玉泉营，一定有泉水！有泉水的地方也就是好地方！”

玉泉营后来成了那些加入“吊庄”移民大军的山民们的一种向往和梦想。

“屌，啥玉泉营好地方！我们西海固有一百个‘满水村’……哪个‘满水村’你见过有水啦？半滴尿水都冇见嘛！”也有人这么说。

“是的嘛！老祖宗留下的山，留下的峁，再穷，也是咱的。就是冇了裤衩衩，咱溜光出门也不会有人嘲笑咱嘛！”更有一些守穷守家的人这样说。

从各种不同的议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脱贫攻坚战来自内部和自身的阻力是何等强大，任务何等艰巨。然而，历史的车轮依然在向前，那个远方的玉泉营如梦般地吸引着更多怀揣希望与致富梦想的人……他们不再为他人的讽言讽语所动，他们只为自己的前行“加油”！“加油——！”

没有人可以阻挡他们。“嘚儿——”一声鞭响，催动了他们的板车轮、拖拉机车轮、马车轮，还有自行车轮。

眼泪是要流的，毕竟要离开生长的土地。

眼泪必须流，因为既要告别老宅，还要告别乡亲，更要告别那片熟悉的又恨又爱的山岗与山崖……

但这眼泪太咸，咸了几辈子，没有一天是甜的。即使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了，仍然是咸的：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老人死后买不起棺材，媳妇进门后几十年添不上一件新衣，所有的生活里难见几丝甜味，唯有咸味——那是大山人的汗水浸泡出的苦涩味。它是宁夏人、是西海固人的生活本色之味。是它，才让宁夏人想出了一个“吊庄”的名词。

“吊庄”二字，在我看来，它几乎可以等同于人类从落后的自然文明到先进的现代文明过渡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跨越。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一步的跨越，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地域和距离的问题，它更是人类争取彻底改变自然条件的一场堪称悲壮的文明革命。看起来似乎仅仅是从“这地”搬迁到“那地”这么一件事，其实对个体的百姓，对一对正在热恋的山伢山妹或一个家庭来说，它意味着的可能是终身的改变、命运的改变，而随之又可能是几代人、几个世纪的彻底改变——这种改变，对一个地区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今天我们回头看“吊庄”时，已经证实我上述的这种观点。然而在30年前的20世纪90年代初，那些为改变命运而走出大山的农民们，他们面临的重重客观的和心灵世界的阻力，可以让巍峨的六盘山震动，也可以让黄河水倒流……

无论是谁，只要不是那场“吊庄”搬迁的亲历者，任何一个外人都无法来描述当时他们这些人所经历的是怎样一番酸苦。从1991年1月到2020年2月15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我正在写此作品时，已长达10000多个日夜，中国经历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有关当年宁夏的“吊庄”移民史话也许没有几个人能够真切地将其描绘出来。恰在此时，我读到了王富荣先生当年所写的《搬家的日子》一文，令我感动不已——

金秋的一个下午，太阳照在老家的一个山梁梁上，一大片向日葵像情窦初开的少女，羞涩地低着头。秋风就像骚情的男人，轻轻抚摸着少女的头，萌动了一地的心跳；让山里的妹子含情绽放，烂漫了一座山梁，浪漫了整个季节。

蜜蜂找到了花的海洋，忙碌地采摘花粉，正在酿造甜蜜的生活。花儿的香味飘得很远，散发着蜜糖甜甜的味道，沁人心腑。微风轻轻地吹着，天气很凉快，村庄显得很安静、很祥和，这个村庄叫王家大湾。

热赫曼就住在这个村子里，今天他要搬家了，搬到很远的一个叫闽宁村的地方去生活，听说他在那里买了一院地方，村子里有几个女人流着泪在议论着。 热赫曼叫来了一辆准备搬家的大卡车，媳妇法图麦早把家里的东西整理了好几天，整理了好几遍，实在没有啥值钱的东西了，但每一件都舍不得丢下。法图麦自言自语着：这是真的要搬家了，搬到离娘家800里路远的闽宁村去。看来以后浪娘家就难肠死了。咋舍得离开这个院子、房子、亲戚哩，她的心都碎了，眼泪把心都淹了。

乡亲们知道了，好多人都来帮忙往车上装东西，几个老奶奶拄着拐杖，拖着孙子颤悠悠地来为热赫曼家送行。她们拉着法图麦和娃娃的手，80岁的白奶奶说：“媳妇，你们要搬走了，咋舍得让你们走哩，这一走我就再见不到你们了。”说的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法图麦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大家都劝她不要哭了，白奶奶说：“娃娃，你们的路还长，搬过去好好过日子，那里的地方都比咱们这里好。”

从结婚到现在，法图麦已经在这个庄子上整整生活了15年了，两个孩子都10岁多了，故乡难离，故土难离，最舍不得的是乡亲们，还有娘家的亲情。村子里的媳妇从前都在一起干活，挖柴担水，闲的时候就坐在一起纳鞋底，说东拉西地说闲话。现在听说热赫曼家要搬走了，心里觉得很难受都来送行了，她们抱在一起，哭成一团。都说法图麦是很孝顺公婆的好媳妇，心软、不得罪人，把谁家的孩子都看在眼里，把谁家的事都装在心里，对村子里的老年人都很尊敬，只要看见村子里的老人都要说色俩目问候，谁家忙就帮谁家干活，谁家有事就给谁家帮忙。“唉，真是个好媳妇啊。你走了让我们看见这个院子多凄惶啊。”村民们说。

乡亲们你十块、她八块地往法图麦和两个娃娃手里塞钱，这是村子里送行的风俗。煮熟的鸡蛋，炸好的油香、面包，装了两大包。法图麦把自己用过的铲子送给了邻居家的媳妇，一把铁叉送给了邻居大嫂，一口吃饭锅送给了弟媳妇，还有些柴草送给了邻居。“给娃娃填个热炕，做个留念吧，我的亲戚，有在言语上得罪了大妈大叔、大哥大姐的地方，就请大家给我一个口唤，给我们做个好都哇，以后见面的日子少了，想念的日子长了，照顾好老人娃娃，想了我就给你们打个电话问候……”千叮咛万嘱咐的话说了再说，送别的场面很揪心，也很感动人，这就是热赫曼的邻居，热情的父老乡亲。

车上装的是要盖房的椽子、檩条。几个老爷爷把铁锨、?头装上了车。“娃娃，我们是庄户人，走到哪里都需要用铁锨，要买没有钱。”几个老奶奶把法图麦背过的背篼、筐子都装上了车，几个年轻人把一辆压车子抬上了汽车。搬个新家啥都要买哩。最后装上车的是热赫曼和法图麦结婚时娘家陪的一对嫁妆箱子，这是她一辈子不能丢的念想。

热赫曼走进了老坟地，给父亲、爷爷、奶奶、太爷等所有无常的亡人坟上点了香。他深深地弯下了腰向亡人说色俩目，之后双膝跪下开始上坟，诵读上坟的经文。这时热赫曼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酸楚，放声大哭了起来。他看着睡在这里的亡灵，想到今天告别后就不能经常来这里给父亲、爷爷、奶奶、太爷及所有的亡人上坟了。跪着哭着告诉父亲、爷爷、奶奶，他要搬家了。他要离开这个生活了35年的故土、故乡，要离开生育养育他的黄土地，要告别亡灵，要告别所有的乡亲、亲情，要告别这里的山川草木。热赫曼心里像火一样地燃烧着、矛盾着，举着虔诚的双手向真主祈祷，希望亡人喜欢，真主护佑他全家平安离开故乡，平平安安在闽宁村生活。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刷刷地滚落到了衣襟上、坟地里，他久久地久久地跪着不肯起来。

其实热赫曼跪着不起来是有原因的。前几年，热赫曼要搬到闽宁村去，他问父亲，向父亲讨口唤，父亲没有同意。父亲说：“我知道你要搬走了，因为你的翅膀硬了，我们老了。这里咋就养活不了你哩？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就你生活不了，就能把你饿死？这里穷吗？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穷。坐上三年搬不动，跑上三年一条棍。这里是你的家，有土地，有亲戚，有房子。外面的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土窝。闽宁村没有你的爹没有你的娘，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娃娃没有个上学的学校。你能受得了被蚊子叮咬的苦吗？那里全是沙子没有水，太阳把人的脑子都能烤焦，你受不了那个苦，娃娃。玉泉营、黄羊滩来的人都说，那地方就不是个人住的地方，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百里无人烟，风吹石沙跑，荒凉得不行。儿子你想想，那地方要是好的话，黄羊滩人早就开发了，还等你个山里娃去开发吗？”父亲的一番话打消了儿子搬家的念头。父亲也是心疼儿子，特别是怕孙子受罪，没有同意让儿子搬迁出去。

几年过去了，现在父亲无常了，儿子要违背父亲的心愿，违抗父亲的命令，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这就是热赫曼长跪不起一直悲痛哭泣的原因，他认为自己是背叛了父亲的遗言，心里很矛盾、很痛苦、很悲伤。

母亲拉着热赫曼的手，流着泪说：“儿子，走吧，走吧，生活是你们自己的事，老地方我守着，那里过不下去了就回来，老家不能丢，妈妈给你看着，老祖先的坟妈妈守着。”热赫曼安慰妈妈说：“妈妈，我把房子盖好了，住稳当了就回来接您老人家，现在上去很艰苦，您老人家给我口唤就行了。”热赫曼给母亲说了色俩目，老母亲用手抹着眼泪说：“走吧，好好下苦啊，能吃苦就有出息。”热赫曼答应着妈妈的话，给母亲说了色俩目，慢慢松开了母亲的手，心里就像刀子在剜肉一样地疼。

搬家的汽车开动了，庄子里男女老少都跟着汽车往前走，一片撕心裂肺的哭声。大家跟着汽车走了二三里路了，最后热赫曼一个一个向送行的乡亲说色俩目劝回。乡亲们站在那里流着泪挥着手，搬家的汽车消失在一片哭声之中……

王富荣在文章最后写下这样一句话——送别的乡亲们站在高高的山梁，向走出大山、奔向远方的亲人们高声企盼道：“常回家看看啊——”

“常回家看看？！”家在何处？是身后的那个老宅、老村子？还是在那个叫玉泉营的土地上的新家？似乎都是，似乎都不是……于是所有远行的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他们都哭了，有的哭得直不起腰，将头埋在夹着的双腿之间。孩子同样在母亲的怀抱中号哭，女人靠在开拖拉机的男人的肩膀上抽泣……

那些赶着车、开着拖拉机的男人们也在流泪。但他们不能出声，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和女人们看到，他们的眼泪只迎着风流淌……然后，他们对着前面的高山，前面的峡谷，前面的山梁和渐渐开阔的沙丘与戈壁……他们再也忍不住地号叫起来——

“我们要活命啊——！”

“我们要活出个人样啊——！”

“我们要个像样的家啊——！”

“不要问多远——我们永不回头！”

“我们永不回头！誓死不休！直到致富——！”

开始是一个男人在喊，后来所有的男人在喊。

开始是男人们喊，后来女人和孩子、老人都跟着一起喊……喊得惊天动地，喊得六盘山在发颤，黄河水在翻滚，贺兰山在响应！

那寒冬与原野上的野风里，竟然飘落出男人和女人们、老人和孩子们的泪花花来。这一回泪不再是咸的，而是热的，滚烫着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