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某一天，邓肯独自一人在一艘开往美国的大船上。从她搭乘运牛船离开美国，已经过去整整十年了。与当初相比，邓肯已经扬名欧洲，并且创造了一种艺术、一间学校，和一个宝宝。收获似乎颇为丰硕，然而，经济状况却并没有太大的改善。

8月，查尔斯安排邓肯配合一个小乐队，在百老汇表演格卢克的《伊菲格尼亚》，以及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结果一败涂地。为数极少的观众冒着高温，在酷热的夜晚到剧院来看邓肯的舞蹈，然而他们大都看不懂她要表现什么，所以显得很不高兴。这次演出的评论几乎是一边倒的批评。这使邓肯觉得，此次返回祖国是一个大错误。

有一天晚上，一个身材不高，但很魁梧，有一头棕色的卷发和一脸迷人微笑的男人来拜访邓肯。他毫不吝啬自己对邓肯的艺术的赞美，这让邓肯觉得自己几天来在纽约遭受到的奚落都得到了补偿。这个人是伟大的美国雕刻家乔冶·格雷·巴纳德。从那天开始，他每天晚上都来看邓肯的舞蹈，而且还时常带他的艺术家朋友、诗人朋友来。其中有伟大的戏剧家戴维·贝拉斯科、画家罗伯特·亨利、画家乔治·贝洛斯、画家伯西·麦凯，以及画家马克·伊斯曼。

这些诗人和艺术家的热情，使邓肯觉得很快乐，补偿了纽约的观众们对她的冷淡和疏忽。

那时候，巴纳德有一个主意：要为邓肯雕刻一座跳舞的塑像，称之为“美国之舞”。于是，10月的某一天，秋高气爽，邓肯和巴纳德离开他的工作室，前往华盛顿高地，他们站在一座小山丘上，眺望四周的田野。邓肯张开手臂，想象着巴纳德想在雕像中表现出来的意义。之后，邓肯每天早上都到巴纳德的工作室，并且还带着一个午餐盒。他们在一起共度了许多快乐的时光，讨论振兴美国艺术的新计划。

在巴纳德的画室里，邓肯见过一座年轻女子迷人的半身躯干像，他告诉邓肯那就是艾维莉没有遇见亨利之前的样子，那时候她还是一个很纯洁的少女。她的天生丽质感动了所有的艺术家。

“美国之舞”的雕刻工作有一个好的开始，然而却没有完工。因为开始不久后，巴纳德的夫人突然生病，邓肯的雕像只好半途而废。邓肯一直期望这件作品能成为巴纳德的得意杰作，结果它并没有成为他最伟大的作品。巴纳德最伟大的作品是亚伯拉罕·林肯的雕像。

查尔斯发现在百老汇卖座的情形不佳，便带邓肯到各乡镇表演，但是这次的安排也很糟糕，结果比在纽约的情况还要失败。最后，查尔斯无可奈何，他开始劝说邓肯回欧洲。邓肯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但是巴纳德曾经告诉她，他以邓肯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为荣。邓肯觉得如果巴纳德知道美国无法接受她的艺术，将会对他造成很大伤害。因此，邓肯决定仍然留在纽约。她在艺术大厦租了一间舞室，挂上蓝色的窗帘，铺上地毯，继续创作一些新作品，每天晚上为诗人和艺术家们跳舞。

1907年11月15日的《太阳报》上曾经这样描写邓肯跳舞的情形：

她（伊莎多拉·邓肯）穿着一件中国式的刺绣的衣裳，黑色的长发松松地盘在颈背，前面落下来的头发自然地分散在脸庞两边，看起来就像圣母玛利亚。至于她的脸，翘翘的鼻子和蓝灰色的眼睛。很多报纸描写她身材高大又匀称，是一件艺术的胜利品。事实上，她只有五尺六的高度，体重一百二十五磅。

琥珀色的灯光柔和地照着，天花板的中央是一个黄色的圆盘灯，光线轻柔，使得气氛非常迷人。邓肯小姐说：“绘画、雕刻、音乐、诗歌，这些艺术已经将舞蹈远远地抛在后头。我这一生所致力奉献的目标，便是恢复这种失传的舞蹈艺术。”

当她开始讲话时，她站在这群诗人旁，但是当她讲完时，她却站在屋子的另一端。你根本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走到那边去的。她的朋友艾伦·泰瑞和她一样，常常让人忽视空间的距离。

她不再是一个忧郁、面露戚容的女主人，而是成了一个异教徒。在破裂的大理石上自然地跳出舞步，好像这是世界上最值得做的事。

难怪她这几年来已经厌倦站在那块大理石上娱乐英国的贵族们，虽然他们并不很赞赏她的艺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连串塔纳格拉的小雕像、巴特农神庙的雕刻、装饰墓碑的悲伤的花环，以及酒神的狂放。你看到的仿佛是她，实际上却是人类真情的流露。

邓肯小姐承认她将全部生命致力于复古，致力于寻回失落了数代的质朴。

“在很久以前，我们称为异教徒的时代，每一种情绪都由动作来表现，”她说，“灵魂、肉体、心灵完美而和谐地共同努力。看看古希腊雕刻家所捕捉的男人和女人的神情，实在不太像凿刀能够刻得出来的。你几乎可以看出他们要对你说什么，如果他们能开口，其实即便他们不能开口也无所谓，因为你已经明白他们的心意。”

然后她停止说话，再度跳起舞来，一个琥珀色的身影，将玫瑰花撒在雅典神的神座，在爱琴海深红色的浪潮上漂浮。这时候诗人们专心看着，预言家轻拂他的胡子，其中有一个人引述济慈的希腊短诗：

是谁要来献祭？

美是真理，真理是美——这是一切。

你们所知道的世界，你们必须知道的一切。

《艺术杂志》的主编玛丽·罗伯兹很欣赏地说，邓肯小姐的说明是她的工作的最好总结，她说：“当伊莎多拉·邓肯舞蹈时，好像将人的情绪牵回几世纪以前。退回到世界的初期，那时候心灵还能自主地表达出身体的优美，情绪的节奏还能配合大自然的韵律，人的动作与风和海相结合，妇女的手臂就像玫瑰含苞待放，当她的脚轻轻地踩在草地上，就好像一片落叶缓缓飘到地面。当一切宗教、爱情、爱国和牺牲的炽情都借着音乐宣泄出来，男人和女人在他们的神坛或是森林、海边尽情地舞着，因为他们体会到了生命的快乐。这种快乐非常强烈，驱使心灵不得不借着身体的媒介，完美地和宇宙的旋律相融和。”

邓肯后来很庆幸自己没有因为一时的打击而离开美国。因为，有一天，有一个男人来到她的舞室，他后来帮助邓肯重新获得了美国观众的爱戴，这个人就是沃尔特·戴洛斯。他曾在剧院看过邓肯舞出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那次表演很失败，戴洛斯认为完全是乐队配合的问题。他认为假如换上他自己那高水平的乐团和优秀的指挥，邓肯的舞蹈一定会发挥出惊人的效果。

戴洛斯提议邓肯于11月底在大都会剧院举行一连串的表演，邓肯欣然答应了他的安排。

结果正如戴洛斯所料，首次演出时，查尔斯想要找一个包厢的位子，却惊讶地发现剧院里座无虚席。这次的经验证明一个事实，不论艺术家多么伟大，如果没有适当的配合，再伟大的艺术也可能被埋没。

这次的巡回演出非常成功，指挥、乐团和邓肯之间的配合几乎天衣无缝。

邓肯和戴洛斯之间很有默契，对于他的每一个姿势，邓肯都能立刻感到一种相和的震撼。当他强调乐音的高度时，邓肯觉得自己的生命都要化为舞蹈姿势飞扬起来了。每一个音符化为一个动作时，邓肯的整个心灵就完全和戴洛斯紧紧地契合。

这之后在美国的日子，成了邓肯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只是，她患了严重的相思病，当她跳第七交响曲时，她不断地幻想着，如果她的学生们现在可以和她同台演出，那将会是怎样快乐的场景。

在华盛顿演出时，邓肯遇到一场大风波，有些教会人士激烈地反对她的舞蹈。但是，事情却总是出人意料，在某天下午的演出中，罗斯福总统亲自光临剧院的包厢。他似乎很欣赏邓肯的舞蹈，每一幕结束时，都率先鼓掌，后来他写信给朋友提起此事时说：“教会人士能从伊莎多拉的舞蹈中找出什么坏的影响？我看她就像一个纯洁的小女孩，清晨时在阳光照耀下的花园中跳舞，愉快地攀摘美丽的花朵。”

罗斯福的这种说法，曾经被许多家报纸引用，并传播开来，这使得那些教会人士很羞愧。

除了这件事之外，整个旅行演出都很快乐而且也很顺利。邓肯认为再也找不出比戴洛斯更好的指挥家或者更吸引人的伙伴了，他温文儒雅的态度，颇具有艺术家的风范。每当他闲暇时，他会好好享受一顿晚餐，并且不停地弹琴，很少显露倦容。他一直很亲切、轻快和愉悦。

当他们回到纽约后，邓肯很满意她的银行账户里又有一笔为数可观的存款了。假如不是因为强烈地挂念着宝宝和学校，邓肯可能不会离开美国。

1908年2月，邓肯在码头挥别一群前来送行的朋友，乘船回到欧洲。